《哈梅尔游记》中的巴别塔故事

据《圣经•旧约》记载：经历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子孙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向东迁移，并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附近定居下来，修起了城池。人类并不满足于修建城市，他们还要建起一座塔，塔顶通天，以传扬人类的名声，避免人们流落到各地，因为有了这座通天塔，外出的人就能找到方向。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大家齐心协力埋头修塔，这时却惊动了上帝。上帝对于人类挑战自己尊严之事十分震怒，心想：我一定要阻止人类这样的行为，我要变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不能沟通。于是上帝来到人间，变乱了人类的语言。^[1]后来由于语言不通，在一片吵闹声中，造塔被搁置了。此后，人类也依照各自的语言，分散到世界各地居住。这个造塔的地方后来被称之为“巴别”（Barbel），意为“变乱”，因为上帝在这里变乱了人类的语言。

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其来源于《圣经》，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被许多人熟知和接受。令人惊奇的是，哈梅尔在其报告中谈及朝鲜宗教时，也曾记录道：许多僧人相信很久以前人类只使用同一种语言，但在修建一座通往天堂的塔时，整个世界混乱了。（Many monks believe that long ago all people spoke the same language，but when people build a tower in order to climb into heaven the whole world changed.）^[2]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此时朝鲜半岛尚未有基督教传播，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没有基督教的朝鲜因何有人相信《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

在提出个人的几种猜想之前，首先对《哈梅尔游记》中关于朝鲜宗教状况的记载进行简单梳理。在哈梅尔的记录中，首先讲到朝鲜平民并不十分尊重偶像，但是朝鲜仍有许多僧人和寺庙，这些僧人侍奉偶像、剃发、不婚且不食肉。根据剃发这个特点，我们可以判断，这里的僧人指代的是佛教徒。之后，哈梅尔还提到有另外一些僧人侍奉偶像、不食肉，但是蓄发且可以结婚，这里讲的应该是居士。在介绍了以上内容之后，哈梅尔记录了许多僧人相信巴别塔之事。

这里哈梅尔用的“僧人”（monks）一词，已明确指出这批人拥有宗教信仰，是宗教信徒。那么这些信徒可能是指两类人群，一是基督教信徒，二是相信巴别塔故事的其他宗教信徒。

（1）关于基督教徒的推测。

如果哈梅尔记录的人是基督教徒，就可以说明早在哈梅尔到达朝鲜之前，也就是17世纪之前，朝鲜已经存在基督教信仰。

据笔者推测，这批基督教徒极有可能来源于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战俘。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其后为了缓解流浪武士不稳定的情绪，解决就业问题，也为了满足个人的侵略野心，他于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派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将领，率领15万大兵在朝鲜登陆，发动了所谓“壬辰倭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class="calibre9">^[3]，转移了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侵朝战争之初，日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随着中国明军的介入，日军士气大跌。将领小西行长为了鼓舞士气，决定邀请天主教传教士为在朝士兵洗礼。据法国传教士达利（Dallet）所著的《韩国天主教会史》^[4]可知，曾有一位名叫谢斯彼得士（Gregorio de Cespedes）的葡萄牙传教士和一名日本修士不千（Foucan Eion）到达朝鲜半岛庆尚道熊川的日本军营，给日本士兵施洗。而且谢斯彼得士在到达熊川前，已经在对马岛给对马岛岛主宗义智的四名重臣施洗。在朝鲜的一年时间，谢斯彼得士也在军营不断传播福音，并为异教徒施洗。但是达利认为：由于战争的关系，大部分朝鲜人都躲到深山之中，这些传教士并未真正接触到朝鲜人，更不可能为其施洗。其后，随着丰臣秀吉败北撤离朝鲜，也标志着传教士在朝传教事业的失败。

但是，日本军队撤离时掳走了一批朝鲜平民到长崎作为战俘，据传教士达利书中所记，许多战俘在此期间，接受了洗礼，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1597年，日本幕府继1587年首次驱逐天主教传教士之后，再次对天主教进行镇压，此时就有21名朝鲜信徒殉教。这些信徒中，一部分可能是被传教士传教所动，但大多数是因为不堪困苦生活甚至是疾病折磨而选择皈依天主教，以寻求心理寄托。这批皈依天主教的战俘回到朝鲜半岛后，也自然而然将天主教带回朝鲜半岛。他们带回了巴别塔的故事，并继续了其天主教信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除此以外，16世纪朝鲜使者或者朝鲜昭显世子在中国接触到来华传教士之后，将天主教传回朝鲜半岛，巴别塔故事随之而来也有可能。

在韩国学者裴贤淑的《17、18世纪传来的天主教书籍》中提到：“光海君二年（1610），陈奏副使许筠使明归来，最早将天主学传入我国。之后，光海君七年（1615）许筠任千秋使使明回国，带来所购的4册书。作为使臣，他曾再次入明，欲求其他书册，但我们无法得知其详细书目。此时大体尚无禁止输入西书，许多西书在这时被输入。”上文讲到的许筠，号蛟山，作为使臣曾三次出使明朝。1610年其第一次入明时，时值利玛窦刚刚入京传教不久，因而许筠得以参观新建的天主教堂，并将世界地图和名为《基督教十二端》的天主教祷告文带回朝鲜。1615年许筠再次入京，购买了大量中国典籍和西学书籍。“回国后，他将其作为学问研究，结果认为，基督教似乎比儒教好。他就与儒教绝缘，埋头研究西学。可是无法确认他是何时改宗的。但他晚年专心于基督教，所以西学徒推崇他为福音输入的鼻祖。”^[5]除了许筠外，其他赴京使节也对当时在中国流传的西学书籍和天主教书籍非常感兴趣，争相求购。因为此时，大量西学和天主教书籍传入朝鲜半岛。

除了朝鲜使臣，昭显世子对于天主教在朝鲜半岛传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得不提。1632年，清朝向朝鲜提出增加岁币，李朝仁祖拒绝接受清朝国书，于是1636年，清太宗率十万大军入侵朝鲜，攻下汉城，仁祖不得已缔结了意味着向清投降的城下之盟，宣布从此与明断绝关系，改为向清朝朝贡，这就是丙子胡乱。战争结束后，清人将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带回沈阳作为人质。1644年，清军入关，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也进入北京。

在京期间，世子结交了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1645年，昭显世子回国时，从汤若望处获赠了许多西学和天主教书籍，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副天主像。据杨昭全所著的《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90页。" class="calibre9">^[6]中所讲，昭显世子在信中曾写道归国后要刊印带回的书籍，但他十分担心对天主教尚不了解的朝鲜人会玷污天主。同时世子还希望邀请一名传教士一同回到朝鲜。可惜的是，由于传教士数量不足，邀请西人入朝的计划未能实现。虽然如此，“在清帝关照下，世子带来了天主教徒宦官李邦诏、刘仲林、谷丰登、张三畏、窦文芳和宫女等”^[7]。不幸的是，世子将天主教的福音带回了朝鲜后，仅七十余日便因病猝死。所带回的书籍被焚烧，天主教的侍臣也被遣返。但我们现今至少可以肯定，在哈梅尔到来之前，朝鲜已有天主教徒和书籍传入。

除了以上两种可能，这些人也可能是13世纪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也里可温教遗存的信徒。入元之后，作为基督教的一支传入的也里可温教随着蒙古征服战争的战俘传入中国，这些人散居全国，致使也里可温教逐渐兴盛起来。元代设立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一度曾达到72所。元朝基督教的信奉者主要是突厥及少数蒙古族人，据亚历山大•托佩尔（Alexander Toepel）所作《13世纪朝鲜半岛的基督教徒》^[8]考证，一部分嫁入高丽王室的蒙古贵族妇女正是也里可温教的信徒，这些妇女所生的高丽王子自然也接触到也里可温教。如高丽忠宣王（1298年、1308—1313年在位）其母和祖母都是也里可温信徒。巴别塔的故事随着这些也里可温教徒传入高丽王室，并在王子等贵族中传播也是极有可能的。虽然，元的统治不过百年，但是已经传播到高丽王室的也里可温教极有可能遗存下来，并保有了部分信徒。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方的文艺复兴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0页。" class="calibre9">^[9]中提示了一种思路，对于探究哈梅尔关于巴别塔故事的记载很有帮助。宫崎先生曾假设15至16世纪的欧洲，许多圣母像合十的动作以及瓜子脸型，有可能是受到了东方观音形象的影响。在他的思路影响下，又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观音形象与圣母形象的接近，使得16至17世纪受到迫害的日本天主教徒改用童子拜观音像，以替代原先膜拜的圣母像。^[10]根据这种思路推想，此时无论是朝鲜半岛存在的天主教徒为了掩饰自己的异教徒身份，还是经历若干世纪残存下来的也里可温教徒所经历的时间冲刷，这些基督教徒可能都不再具有信仰基督教的典型特征。此外，学者段晴在一篇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1]的考证文章中提出：当时景教进入中国后，使用的一些佛教和道教词语，并不能代表景教受过佛道的影响，而只是单纯的借词现象。景教的进入远远晚于佛教，此时佛教已经成为其他外来宗教的参考标准。另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中文碑文中的“僧”字，实际上，在其古叙利亚碑文的意思中，包含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教层级管理系统。从这一点，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基督教长期得不到官方认可而又很有可能传入的情况下，它极有可能依傍于其他宗教，以一种不甚明显的潜在形态出现。

也就是说，这些信仰巴别塔故事的天主教徒，无论是源于16世纪壬辰倭乱的战争俘虏，还是跟随昭显世子归国的天主教遗存信徒，在没有官方的支持和认可，以及儒教长期的影响下，这些基督徒极有可能选择秘密信教或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此外，若是也里可温教的遗存教徒，经过3、4个世纪的时间，也有可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此一来，作为基督教教徒的哈梅尔才没有认清这些相信巴别塔故事的僧人正是基督教徒，而只是简单记录了这些僧人存在的事实。

欲断定在17世纪中叶以前朝鲜半岛已经存在基督教徒，仅仅根据以上材料和推想，还是不够的，期待考古界和学界有更多的成果。

（2）关于其他人士的推测。

哈梅尔记录的这些相信巴别塔故事的僧人，除了上述所指的基督教徒，还有一种可能是相信巴别塔故事的其他宗教信徒，特别是佛教徒。

近年来，在韩国庆州的佛教寺院佛国寺曾出土过一枚石刻十字架。佛国寺创寺于玄宗天宝十年（751），朝鲜半岛时值圣德王统一新罗之后，为引进先进的汉文化，新罗不断派遣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人入唐。此时的中国，从波斯传来的聂斯脱利（Nestorius）教派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正在长安一带旺盛发展。建中二年（781），大秦寺的教父景净（Adam）更是在长安矗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由此推测，当时入唐的朝鲜留学僧和使节没有理由未接触到在长安蓬勃发展的景教。上文提到的在佛寺出土的石制十字架，就是僧人与景教接触的最好证明，同时也说明了此时景教已随入唐留学僧人传回了新罗。那么，哈梅尔所记录的为许多朝鲜僧人相信的巴别塔的故事，也有可能是此时被入唐留学僧人带回了朝鲜半岛，并一直在佛教僧人之间流传。但是，鉴于唐代景教与哈梅尔17世纪存在近千年的时间断层，巴别塔故事一直在佛教僧人间流传的可能性不大。

（3）关于哈梅尔误读的推测。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当作为一名基督教信徒的哈梅尔，在朝鲜听到了类似巴别塔的故事时，不自觉地将其比附为巴别塔故事，并记录在其游记当中。但是，对于朝鲜半岛是否存在类似巴别塔的故事，还尚待考证。这里仅作为一种猜想，予以提示。

注释

[1]《圣经•创世纪》第11章第6节。

[2]Hendrik Hamel，Hamel’s Journal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Korea，1653—1666，trans.by Br.Jean-Paul Buys，（Seoul：Seoul Press，1994），p.61.

[3]［韩］金得歖著，柳雪峰译：《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5]［韩］金得歖著，柳雪峰译：《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6]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 3》，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90页。

[7]［韩］金得歖著，柳雪峰译：《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8]Alexander Toepel，Christians in Korea at the End of 13^thCentury，in DietmarW.Winkler and Li Tang eds.，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2009）

[9]［日］宫崎市定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0页。

[10]葛兆光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6页。

[11]段晴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