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刚性定律

三、弱化—刚性定律

民意只有在自由、宽松的民主环境中才能真实地表达出来,如果对民意施加压力,用武力去镇压它,用特务监视人民的活动,民意就会隐蔽起来。民意之所以有这种弱点,因为它的外在形式是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个人意志是脆弱的。每个人的意志结成整体才是强大的,任何反民意的力量都不敢、也无法把强力对准民意,因为民意布满天下。他们只能对准民意的个体,施加威逼手段,这时,民意便沉默下来等待反攻的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民意暂时处于低潮,不等于民意犯了错误,因为民意在每个人的心里并没有改变。卢梭对民意这一规律做过论述,他认为,公意是永恒的、不变的而又纯洁的,但是它却可以向压在它身上的意志屈服。每一个要使自己的利益脱离公共利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并不能把两者完全分开来;但是在和他所企求获得的一己利益相形之下,他所分担的那份公共的不幸,对他就算不得什么了。但除了这种个别的利益之外,则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是和任何人一样强烈地要求公共利益。甚至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选票的时候,他也并未消灭自己内心的公意,他只是规避了公意而已。他所犯的错误不过是改变了问题的状态,是对向他所提出的问题所答非所问;从而他并不是以自己的投票在说:“这是有利于国家的”,反而是在说:“通过了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乃是有利于某人或某党的”。因此集会中的公共秩序的法则不完全是维持公意,反而倒是经常对公意提出疑问,并且经常由它做出答复^[19]。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这段论证,说明西欧封建制度末期,民意在公开场合、以至在选举过程中常常受到弹压、收买或会议程序的限制,人民的表达自由遭到剥夺,不能不呈现弱化的倾向。这是民意弱化—刚性定律的第一种表现,即弹压无法消灭民意,只能使它转入地下,民意以让步的假象保全自己。

民意弱化—刚性定律的第二种表现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取消极反抗的策略,把弹压民意的错误推向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让弹压者自食其果。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包含亿万人民对吹牛冒进的消极斗争,表现出民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斗争策略。1958年1月3日第一个说大话、抛出农业高产的数字为广东汕头的亩产早稻3000斤,此后,从高层到地委下达了一条无形的命令:谁做不到高产就是右倾保守,开展大鸣大放大批判。领导层逼迫人们说假话让基层干部和群众噤若寒蝉,终于激怒了他们,各地农村干部接连张开海口把假话说破天,先后向党中央“报喜”亩产粮食3500斤、4000斤、5100斤、1万斤、2万斤、3万斤,直至亩产早稻13万斤,最离奇的是四川有个县亩产早稻达到824525斤^[20]。这些吹出来的产量在各地报刊、广播电台竞相宣传,从每个农民、基层干部到记者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是捏造出来的数字。但既然中央和地方领导逼迫人民说假话,人民又不敢指出他们的错误,就要给这些领导点颜色看看,用更大的假话欺骗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狂热的“大跃进”变成大饥饿、大溃退,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农业大破坏。

有人借此污蔑亿万农民和农村干部愚昧,民意犯了错误,可是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历史中没有发生过农民虚报粮食产量的现象?农民最了解一亩地打多少粮。民意不可辱,你欺侮他们,压他们说假话,又不允许他们诚实地批评你,他们只能骗你,骗得你天塌地陷。在人民公社化中,农民不积肥、不认真耕耘,大半个中国粮食产量过不了黄河(亩产400斤)。既然以言治罪,人民敢怒不敢言,便以消极怠工表示不满。1956年后,中国内地搞了多次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逼迫群众和干部说假话和蛮干,他们就以更大的假话和蛮干应对,把运动推向极端,出现众多后遗症。这是民意弱化—刚性的定律在起作用。任何不尊重民意、压制民意的行为,不是被其奚落,就是被其推进泥潭。老百姓是不好惹的!

民意的弱化是有条件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属性,正像民意的强大是有条件的一样。民意在低潮中积蓄一定时期,就要涌现出它的代表人物及意见领袖,随之出现成千上万的舆论人活跃在社会各个角落。这时,民意的弱化状态消失,由隐蔽的斗争转化为公开的对抗,显露出民意的刚性。民意的刚性表明:当它拥有相当数量的意见领袖时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压制民意的统治者成为人民直接打击的对象。

这时,人民被意见领袖和舆论人发动起来,产生一系列社会运动,以强硬手段攻击统治者。考察历史,任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都是由杰出舆论领袖带领亿万群众完成的。从斗争开始到结束,领袖人物把反映民意、引导民意作为进攻敌人、组织群众的手段,最后推翻民意的统治者。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那场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是民意诉诸刚性定律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是民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