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立制到票决

一、从围立制到票决

在古代易洛魁人和印第安人的部落中,盛行议事会制度,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的讨论权和表决权。议事会开会时,四周围站着部落成员,就公共事务发表各自的意见,最后形成决议,史家称为“围立制”(Umstand)。议事会选举、罢免酋长和酋帅及“信仰守护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罪献礼(杀人赔偿金)或实行复仇决定,收养外人加入氏族等,也都由全体部落成员讨论表决。议事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酋长决定任何大事都要召集民众共议大计,广泛听取意见。

在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脱离人民或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权力还不存在,判断议事会或酋长的作用,都以民众议事权利的多少为出发点。可是,这种“围立制”后来成为常设的机关,只由各氏族酋长参加,加强了酋长的权力。狄奥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由寡头们(kratistoi)组成的。在古希腊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在欧洲,“围立”一词最先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参加者都可以发言,最后的决定是用举手或欢呼通过。围立制是西方原始社会普遍的舆论形态,部落成员在议事会上发表意见的热烈场面,反映了西方氏族社会舆论的活跃。

西方原始社会末期有一种“Roacal tells”的传说习惯,对本民族大智大勇的人物和逸事代代相传,最有口碑的事件转化为民间舆论。这些被称为“当地逸事”、“乡土纪事”的意见并非都是真实的故事,只是一种传说的变体。^[10]传说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塔碑,寺社庵观,也无论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有了这些历史遗迹,人们就把传说当作真事,眼前的实物唤起追忆,而追忆又联系着古代英豪,英雄崇拜似乎有了巨大的传播动力。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传至当代,经久不衰,实际已经转化为稳固的历史舆论。

在古希腊,奴隶主阶级为了制造舆论,大兴论辩演说之风,知名学者和政治家常站在市场的高处或公共剧场的舞台上,发表富有辩才的见解,宣传奴隶主统治的“光明正道”。每当演讲出现高潮,听众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掌声。一天,普罗塔戈拉(公元前481—公元前411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来到了雅典,成了雅典的一大新闻,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纷纷去听他的讲学。雅典实行城邦民主制,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都在公民大会上表决通过。一个人有辩才,在演说中能够左右公民的情绪,在政治上也能飞黄腾达。当时有钱人的子弟都很注重学习雄辩的技巧。普罗塔戈拉为了培养能说会道的舆论人,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传授雄辩术,在雅典各地名声大噪。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里没有使用舆论(public opinion)的概念,但他们经常提及民众意见和它的重要意义。有关民众意见的相关概念始于柏拉图(Plato),他认为意见是流行的信念,没有被哲学家精确地确定,因而是变化无常且短暂飞逝的。亚里士多德源于他本人对于政治是某种实践活动的理解,给予意见更积极的解读。正如汉斯·乔治·伽德玛(Hans-Goerg Gadamer)记录的内容:希腊人在集会中使用意见作出集体决定,意见包含多数人的观点或者共同观点的含义^[11]。罗马人把doxa翻译为opinio和episteme,从此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把意见视为“不充分的某种判断”(牛津英语字典)。伊恩·海科英(Ian Hacking)指出,“意见”长久以来具有偏见、可能性和权威成分的含义,这些都和“科学”相反^[12]。

经过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和罗马建立了初级的票决制度,斯巴达长老会议通过喊声选举领导者和代表。据记载,斯巴达人民大会1个月举行1次,会议在欧洛托斯河流域的田野上举行。这里既没有富丽的房舍,也没有游廊,甚至连神像也没有。监察委员中年纪较大的一位成员宣布开会,提议选出评定选举结果的委员会,马上有一个监察委员宣读候选人名单。接着,人群中响起一阵轻微的喧哗,未听到高声的反对,主持会议的那位监察委员就宣布委员会已经选出。斯巴达的人民大会通常只有国王、监察委员和长老们可以在会上发言,人民只能用喊声表示赞成或反对。

“无记名投票”一词出自意大利语“球”,是古时表达意见的一种舆论手段。公元5世纪,古罗马在选举时人们用“球”代替选票,投票时选民们将小球投入一个特制的箱内。球分两色,白色表示同意,黑色表示反对。直到1884年,美国有些地方仍采用这种投票方法,但并不限于这一种,有时也用蚕豆或玉米粒代替选票。随着社会进步和纸张文字的应用,后来逐渐演变成现在的纸票。

半个多世纪后,希腊某些城邦不再用呼声决定公共事务,为便于精确统计赞成或反对意见的人数,而是以某物代表意愿的方式进行表决。市厘广场是古代雅典的中心,城市的政治生活都在这里进行,召开人民大会时,凡雅典的公民都必须在这里出席。如发现对城邦不忠的人,立即把他们从雅典放逐出境。公民大会的目的是要决定究竟谁该被放逐。决定的方法是:发给每个出席大会的人一块瓦片(实际是牡壳),把认为是危害国家的人的名字写在瓦片上。然后把瓦片收集起来统计,如果投票人的总数少于6000,这次投票就被认为无效。投票人超过了这个数目,就把瓦片按名字分开来,获得多数票的那个人就被判放逐10年。这种碎片希腊文叫做“Ostrakon”,这个制度就叫做Ostracism,译称贝壳放逐法。

在西欧封建时代,君主共和制国家中选举官吏有两种方法,即选定与抽签。每一种方法都曾在不同国家里使用过。在选举威尼斯大公时,这两种方法曾混合使用。孟德斯鸠说:“用抽签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抽签是不使任何人感到苦恼的选举方式。它给每个公民都能有一种为祖国而服务的合理愿望。”^[13]孟德斯鸠认为,在一切真正的君主共和制那里,官位并不是一种便宜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不能把它加给一个人而不加给另一个人,唯有法律才能把这种负担加给中签的人。因为抽签时,人人的条件都是相等的,而且选择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决不会有任何个人的作用能改变法律的普遍性。

到了中世纪,罗马有些思想家和作家开始强调类似“公众舆论”的东西,“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Vox popub-lic,vox dei)开始流行起来。这种说法在西欧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众人的呼声和意志是多么强大的力量。统治者尊重大众的意见,既是其合法存在的前提,又符合正确管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