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路径

全球化、本土化与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1]1

赵林栋　刘吉发

摘　要: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一体两面。建构文化管理模式既是为了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转型时期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性;增强文化管理职能的科学性;促进文化管理方式的多样性;追求文化管理机制的多元性;鼓励文化管理过程的参与性。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文化管理模式;文化软实力

一、文化管理模式建构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一)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的一体两面

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一体两面。转型时期在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具备国际视野，又要建构相对独立的文化管理体制。全球化和本土化构成了分析中国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的两个视角。中国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面临着两条路径的选择。第一条路径:全球化——现代——西方。这条路径是把西方当成模仿的样板。西方的现在就是发展中国理想的实现，其选择只能是彻底的西化。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尽管西方最早实现了现代化，但是西方不等同于现代化。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同于西方，这意味着在建构管理模式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寻找更多的选择。第二条路径:本土化——传统——中国。这条路径坚持历史的延续性，肯定传统的积极作用。本土化的过程中既要重新认识传统，又要让国际了解自己。正是由于全球化才使本土化的问题如此重要、如此迫切。这两条路径的相同点在于都体现出了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区别在于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转型的过程中，全球化和本土化成为了一个问题的两面。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既要走出去又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和独立性。近代以来，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西方优越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经验值得学习。从精神层面来看，物质的富足不能等同于文明，文明具有多样性。这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因而中国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要立足本土化、着眼全球化。在本土化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中，要坚持全球化的视野;在面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要保持本土化的情怀。

(二)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的全球化视野

本土化文化管理模式建构中的全球化视野，其实质是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管理经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不仅要关注内部还要关注外部。对于外部，一方面，要警惕外来因素的冲击;另一方面，要学习先进的文化管理方式和管理经验。外部环境对于内部稳定有重要的影响。在经历了制造业竞争、品牌竞争、国际标准控制竞争之后，文化竞争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进程将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环境整体性地“植入”世界文化市场，形成不同民族文化的产业化生存、民族文化形态之间的生存竞争和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时代话题，“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意产业”“动漫外交”和“文化立国”等概念范畴体现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与发展模式，并由此引发了各国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战略博弈。［1］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在外交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应该做到“手握大棒，说话温柔”。西方国家把软实力看作是军事力量、国家政策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知识经济时代尤其是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文化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文化因素的冲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主动入侵;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主动接受。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文化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强化文化管理战略的价值。转型时期的文化管理首先要确保文化安全，要在借鉴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升文化软实力。因此，本土化文化管理模式建构中的全球化视野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引进来”和“走出去”。转型时期的文化管理不但要引进文明成果来增强自身，回应外来因素的挑战，还要走向世界，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的本土化情怀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有其特殊性。文化管理模式建构中的本土化情怀其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国自身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文化管理模式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民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本土化情怀，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将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如果本土化的中国模式建构产生了世界性影响，那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管理的国际化要基于中国经验形成概念并构建本土化理论。学者周志忍提出中国公共行政要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在他看来，国际化是指外来知识的引入、消化以及本土知识的输出。本土化主要是立足本土需求的外来知识的加工和新知识的生产。当前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本土化情怀。“我们对西方理论和治理模式的了解具有高度同质化的色彩，而对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缺乏足够的把握。对外知识输出方面目前的处境只是本土化知识创新现状的折射和反映。通过移植和模仿构建了学科基本结构之后，出现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适配性。”［2］事实上，中国经验与西方学术界之间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异时代问题。“巨变中的中国社会，正遭遇欧洲古典社会学意义上的种种问题，然而中国的研究者所接受的培训以及借鉴引入的学术资源却多为当今西方学术界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时髦理论和研究方法”。［3］忽略本土化因素是危险的。对本土资源的忽视，不仅会出现教条主义的南辕北辙，还会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的“殖民化”，进而导致执政党理论的贫困化。［4］本土化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既要摆脱“西方主义”，又要摆脱“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以西方为中心，它主张一个模式:西方模式;一个标准:西方标准。爱德华·赛义德认为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东方主义”。它是一种类似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式的、狭隘的思维方式，它以东、西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5］孔飞力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不是对西方冲击的简单回应，中国历史是延续的，它本身的传统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但是现代与西方又深深纠结在一起。因而，中国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本土化的模式建构中需要考虑国际化;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体现本土化。

二、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动因与局限

(一)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动因:回应挑战、满足需求

建构文化管理模式既是为了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劳拉·克里斯曼与帕特里克·威廉姆斯认为“今天全球相互关系的中心问题便是文化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紧张。”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管理面临着来自社会外部的文化风险和来自社会内部的文化风险。社会外部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冲击。社会内部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危机。风险的诞生往往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密切相连。“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类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展示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6］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威斯把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如下三种不同的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第一，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第二，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第三，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这些类别中的前两类即等级制度主义者和市场个人主义者构成了社会的主流和中心，而第三类边缘文化中的社团群落则是对社会主流和社会中心构成威胁的社会边缘群体。安东尼·吉登斯把风险分成两类: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外部风险主要是“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人造风险主要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风险意味着危机与挑战。除了回应文化风险的挑战，文化管理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本土政治、行政、文化和历史等因素存在着差异，西方的模式不能够直接应用于本土的环境。为了回应文化风险的挑战、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必须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管理模式。

(二)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因素

第一，改革者成为改革的阻力。公共部门的本位利益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障碍。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为公共部门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部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文化事业单位单纯公益化与福利化等各种弊端。这些弊端限制了各类文化事业单位潜力的发挥，致使文化事业单位经费短缺。与公共部门的本位利益密切相关的是地方保护主义。传统文化事业资源配置格局与利用方式的条块分割、相互封闭、自我服务等严重影响了文化事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公共部门本位利益的存在是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能停留于表层，而是要达到应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第二，竞争者成为竞争的障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丰富的文化管理经验垄断了国际文化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家之间不对等的软实力影响了文化竞争的公平性。在文化传输方面，国际文化市场表现出了单向性的特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输出文化，发展中国家接受文化输出且无力抵挡外来文化的冲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竞争的规则由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来制定。发达国家主导了文化发展的话语权。国内区域性、地方性的差异以及地方竞争的存在进一步限制了我国整体文化发展的竞争力。第三，文化管理理念的滞后性。随着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计划性管理思维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化管理理念的滞后性限制了我国文化管理事业的发展。在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中，对于公共部门的文化管理职能、文化发展的整体规划、多元的文化管理机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等都需进行重新的认识。第四，文化管理环境的复杂性。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过程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影响到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经济体制的改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发育水平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影响到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在政治领域文化承担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文化管理创新受到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文化模式的建构需要政治体制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支持。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还会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到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进而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第五，文化管理的创新性不足。以上所有局限性因素都与文化管理的创新性不足有关。创新性不足限制了我国文化的竞争力，阻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需要重新思考文化管理创新的理念、创新的动力以及创新的路径。在实践中则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机制管理和社会性的多方参与。

三、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路径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性

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内导向性要求文化管理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来回应本土化。在政治领域，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软实力。在经济领域，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社会领域，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主要目的在于回应公众的文化需求。因此，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路径主要包括政治的路径、经济的路径和社会的路径。政治整合的关键在于管理机制的创新和有效性;经济整合的关键在于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回应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导向性要求文化管理通过有效利用外部文化资源来回应全球化。对外来文化资源的整合关键在于规避风险，为我所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的危机，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面临的是变动的世界，判断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何有效实现社会整合?这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出答案。为了回应外来文化风险的冲击，为了促进社会整合，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

(二)文化管理职能的科学性

针对分赃制的弊端和政府工作的无效性，威尔逊提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转型时期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需要实现由传统的计划性向现代科学性的转变。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需要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一，文化发展的内容既包括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包括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半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特征，更多体现为社会效益。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具有营利性的特点，更多体现为经济效益。第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复杂性。它们既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更不是单纯的私有产品。多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居于二者之间。第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多样性，以及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要求文化管理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文化管理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产品供给的多主体性、文化管理机制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管理的参与性。文化管理的灵活性则要求政府在文化管理过程中，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并有效回应社会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管理环境的变化。第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发展既要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又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目的在于追求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益，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在于增强国际影响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第五，文化管理职能的转变体现为宏观层次的制度设计创新、中观层次的管理机制创新，以及微观层次的执行机制创新。因而文化管理职能的科学性不仅依赖于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转变，还要求整个文化管理体制的变革。

(三)文化管理方式的多样性

文化管理方式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文化管理对于真善美价值的追求上。文化管理模式的创新要追求真善美的价值。文化管理中的真指的是文化管理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调控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文化管理中的善指的是文化管理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需求。文化管理中的美指的是文化管理的效果得到人民群众的主观认同，公共部门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能使群众满意。文化管理方式的多样性体现在政府对于多种管理方式的选择上。政府可以通过计划的手段、市场的手段、行政命令的手段、法治的手段来管理文化。政府可以选择直接干预的方式也可以选择间接调控的方式来管理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将更倾向于通过间接调控的方式，更多应用法治和市场的手段来管理文化。文化管理方式的多样性还体现在管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公共部门、企业都可参与文化管理。文化市场中的多主体参与是为了提高文化产品供给的多样性，通过市场化和竞争的方式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管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则是为了增强公共部门的回应性，通过民主化和协商的方式来促进文化管理的社会性。

(四)文化管理机制的多元性

文化管理应该形成一个多层面、多途径、多组织的管理网络。多元性的文化管理机制是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为形成系统性的文化管理体系，需要建立文化发展激励机制、文化产业运营机制、文化市场调控机制、文化绩效评估机制、文化安全保障机制和文化管理参与机制。文化发展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扩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增强文化发展的开放性。开放性意味着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公平参与文化发展障碍的消除。文化产业运营机制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公共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促进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文化市场调控机制的关键在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文化经营活动，而是通过法律、经济的方式对文化市场的发展进行间接调控。文化绩效评估机制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化的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经济效益标准的同时关注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文化安全保障机制的关键在于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保障机制不但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文化风险，还要回应内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文化管理参与机制的关键在于促进文化管理的民主性和有序性。参与文化管理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意味着文化管理的制度化和程序化。

(五)文化管理过程的参与性

文化管理过程中的民众参与是维护公民文化权益、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多主体参与有利于促进文化管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了民主行政理论，给予公民参与很高的评价。这一学派主张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行政官僚也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与合作。［7］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治理这一概念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开始采用参与式治理这一术语。参与式治理强调利害相关者自下而上的参与。［8］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面对的是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为促进文化管理的参与性，在文化管理过程中需要促进第三方中介组织的发展，发挥第三方中介组织的专业优势。需要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有效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多媒体传播技术来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以及参与能力。文化管理部门要通过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的创新来增强自身的主导能力和管理水平。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为公民的文化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和扩散性等特征预示着网络虚拟空间中文化管理和文化参与的重要性。为规避风险，增强回应，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将是一个上下互动、密切协调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傅才武．多元文化环境下强化文化管理战略的价值、内涵与政策思路［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63( No．30803) :339－346．

［2］周志忍．迈向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统一:中国行政学发展30年的回顾与前瞻［J］．公共行政评论，2012，5( No．2501) :10－15．

［3］周志忍．迈向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统一:中国行政学发展30年的回顾与前瞻［J］．公共行政评论，2012，5( No．2501) :10－15．

［4］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2．

［5］【美】E．W．Said，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5．

［6］【德】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7］陈家喜，成守勇．公民参与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J］．美中公共管理，2005( 9)．

［8］【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0－73．

【注释】

[1]原文刊在: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11期，2013年11月25日。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研究( 10YJA630098)”、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多元治理模式下陕西政府文化管理职能转变研究( 10F021)”、长安大学学术平台建设项目“文化产业战略管理与综合创新研究( 2013G61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