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的范式与人文教化的承继

一、文化政治的范式与人文教化的承继

关于“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具体来说，文化起码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一个社群内的生活模式——有规则地一再发生的活动以及物质布局和社会布局”，这些都是一个特定人类群体所特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指那些可以被我们实际的经验观察到的现象领域，如行为模式、制度模式、器物等。文化的另一层意义是指知识、艺术、价值或信仰的有组织的系统。一个民族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艺术、价值或信仰系统来指导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规约他们的行为，决定他们的选择^[137]。前者是有形可见、有迹可循，而后者是能意会言传却不着形迹的精神根基。

对于前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特别用心，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还是英国的新左派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受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实践哲学的影响，都特别关注文化对于生活变革的基础性作用、关注文化正义问题在有形的社会层面上的诸多变异，主张非暴力环境下政治领导权要以文化领导权为凭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文化政治学，实现了“文化政治转向”，并由此建构当代各种新左派运动所采纳的文化政治理论范式^[138]，极力影响社会朝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对于后者，现代生命哲学的各家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超越各种社会表象的指涉，借宏观性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的暴政”加以反思、对其统治下的人的精神状况详加考察，从现代境遇中人的欲望、心灵、精神气质和生存样态的揭示中，深入现代人遭遇的生命困境问题。“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历时久远的斗争的新阶段——不是充满生命的当代形式反对毫无生命的旧形式的斗争，而是生命反对本身形式和形式原则的斗争。”^[139]现代生命不再期望从一定的形式上展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生命达到更高的分化和自我意识时，与形式的矛盾逐渐突出；永无休止地追求个性、原创，才能表现真正的生命。正是因为当代人既承受着外在不断的社会性压迫又面临着内在持续的精神性煎熬，所以文化正义问题才异常突出、文化生态失衡才特别可怕。在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140]，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与现实问题迅速汇聚在“文化”的大旗下，“以文化论输赢、以文化论高低、以精神论成败”的社会共识，逼促着中国采取主动、调整现有的不合理的发展格局，因为缺乏人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经济增长已不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141]，也许“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的新格局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

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记载，人文智慧丰厚而高深。传奇经典《周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中国古代曾经非常重视人文教化，有“以文化育”的悠久传统，常常将“文化”与“人道”、“教养”、“优雅”等量齐观，并善于综合运用人类文明的已有成果来教育、感化民众。这里的“人文”，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意；区别于神理，有精神教化之义；区别于质朴、野蛮，有文明、文雅之义；区别于成功、武略，有文治教化之义。可见，“人文”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区别，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而西方一般把“文化”（Culture）与“自然”相对应，其语义起始自“耕耘土地”，到16世纪时才演化为“对心灵和智力的培养”；从19世纪初开始其语义变得更加宽泛，意指整体上的智力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发展。显然，在“文化”的语义演化中，存在着一个从民族语言的封闭演化到全球化时代的内涵通约的过程。现在，人们大多认为，“文化”不仅指涉精神层面的品质而且包括一个民族或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而且包括人自身心智的塑造，其语义在文化社会学层面呈现出“谱系化”和“分层化”趋势。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是人类追求自由与自觉实践的本质显现，也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结果。

翻检历史，中华民族曾以“礼仪之邦”、“教化之地”闻名于世，而三千多年的文化道统绵延不断至于二十世纪中叶。儒家擅长用诗文教化（让你知书达理，懂仁义道德），佛家擅长用慈悲度化（教你要慈悲为怀，方便为门，普救众生），道家擅长用玄理点化（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为而治）。在中华文化中，“文治”一直优于“武功”，“以文化育”的“德化政治”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传统，而“武力征服”和“经济收买”只做一时的权宜和辅助。“以文化育”的经年熏染和世代浸透，使国人在“礼、义、廉、耻”（《管子·牧民》）的国本教育和“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第六》）、“温柔敦厚而不愚”（《礼记·经解》）的人格教化下“礼”性发达，谦抑自制中却常常磨蚀了本有的野性雄心，而“家天下”的“血统论”式专制统治又规制着传统的“文士精英政治”走向“愚民”/“奴化”式的“平衡”。被有意或无意间湮没和遮蔽了丰富性、正义性、博弈性与开放性的中华文明，这才在“坚船利炮”的多次敲击下幡然猛醒，在民族存亡的忧患中发现了“诸事不如人”，并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间，在纠枉过正的“折腾”中不断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惨痛教训，它不但将中国当时的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而且史无前例地切断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之根，祸害了人心、背离了人伦、荼毒了精神——什么样的民族会把自己的国家精英关进牛棚？什么样的民族会把自己的社会栋梁摧残殆尽？什么样的民族会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血的教训明确昭示世人:任何形式的专制和愚民都将置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之中，而缺少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复兴、文明的崛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实施的过程未必没有坎坷，这其中尤以政治改革战役最令人揪心、以文化发展正义最令人劳神，同时，这二者之间的成败又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