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领域生产的两重性

我们从共意动员和联盟建构两个方面阐述了真爱梦想基金会通过公益传播行动而进行的合作领域生产。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两个方面并非各自独立运作，而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价值和结构两个层面共同生产了合作领域。也就是说，参与者的互动关系既得益于他们的价值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了价值认同；而公益价值的传播和各种形式的互动则共同创造并巩固了联盟网络。其实，在本案例的分析中，我们也并未将二者截然分开，公益意义与自愿意义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沿着一个三级结构进行的；而在联盟建构过程中，人们互动与交流的内容则基于公益与自愿意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共享意义与关系结构通常被当做两个独立的领域对待。在探讨共意动员的时候，往往集中于象征符号或话语框架，而忽略具体的传播路径与关系建构；当分析组织或联盟建构时，通常又只关心结构和秩序，且多从利益而非价值角度来探讨架构关系，忽略了意义在其间的凝聚与纽带作用。本书希望通过案例研究表明，共意动员与联盟建构是合作领域生产中不可偏废的两个向度，即合作领域生产具有两重性。

同时，我们还希望指出，合作领域的生产既是公益传播行动的基础，又是它的产物。它不仅为特定的公益活动提供了可行性，而且创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以新的方式组织了公民社会，促进社会的组织化发展；同时，也给这个新的社会关系注入新的价值与意义，为其他更多的公益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这个合作领域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仅可以为其他行动提供支持，也可能在其他行动中发展、变化。考普曼（T．M．Coopman）把这种现象称为“潜伏”（latency）与动员的并置，这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前几乎不可能；其结果则是使得“异议的网络”成为一个持久动员的过程，并且建构、维持了一个替代性结构（Coopman，2009）。在此，我们进一步把这些过程看做城市化进程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具体机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可以看做另一种意义上的两重性:行动网络建构与公民社会建设。

当然，合作领域生产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价值的传播与认同不是短时间的说教能够实现的，随着行动的一幕幕展开，参与者也许能够获得意识提升（克兰德尔曼斯，2002），但也有可能在交往互动过程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疑虑，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一声责备也会对参与支教的大学生形成负面影响。在联盟建构过程中，各种解构因素时常相伴相随，忙碌的工作、其他事务或公益活动等都可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减少与联盟中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与联系。真爱梦想基金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为了增强联盟的吸引力，有一定的效果，但毕竟没有强制力。也正因为此，合作领域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参与者不断地投入和努力。作为研究者，我们将继续跟进，分析、总结合作领域生产的过程与机制，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公民社会建设提供学术支持。

【注释】

[1]卡伦并未声称自己是组织传播学者，但其思想不仅对西方组织传播学有深远影响，而且其部分研究内容也被视为组织传播的当然领域。

[2]卡伦称其模式为“转换过程的四个关键”，其中三个可以视为前后关联的过程，即“问题化”、“囊括”和“联盟动员”，有一个“吸引装置”涉及手段问题，本书将分别加以阐述。

[3]列宁在1901年为《火星报》所写的社论《从何着手？》中即明确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在总结我国媒介在SARS事件报道中的表现时，李良荣教授概括了一句话:“失败的前期瞭望功能和成功的后期动员功能并存”（陈建云、陈颖，2003:31）。这里新闻媒介的动员功能即组织功能。

[4]本节主要内容曾以《共意建构: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为题，发表于《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三辑）（陆晔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作者为陈俊美。有修改。本研究是一种互动式研究，资料收集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等方法。笔者既是行动的组织者也是行动的研究者，直接负责组织了2007年3—7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行动，并从行动伊始即进行了密切观察和记录。一方面，笔者提出行动动议并全程指导活动开展，实施培训，并作为指导老师参加行动者小组讨论和总结；同时，尊重行动小组的自主和自愿，不施加任何强制力量。另一方面，笔者对授课现场、讨论过程等进行了录音、录像和文字记录，请志愿者提供行动日记，对部分志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等。出于学术研究基本伦理，笔者向志愿者声明了研究意图，但为了不影响研究结果，没有告知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并尽量在行动进行中的访谈里回避影响行动进程的问题。

[5]为保护被访者，本书隐匿了他们的姓名和性别。

[6]笔者作为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副主任，进行了其中一次题为《儿童的媒介观》的讲座。

[7]本节所有志愿者的引文都来自其本人的行动日记和笔者的访谈。

[8]本案例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的访谈。笔者对项目涉及的主要组织者（三方）和管理的主要层次（三个）中的10位行动者进行了访谈，每位访谈者访谈时间约一小时。访谈采用半结构式，主要了解他们自己对于合作领域关系结构的理解、相互沟通的主要方式，以及促进或阻碍他们互动和关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为了更为形象地描述这一合作领域，笔者要求每一位被访者画出他所想象的组织图，以比较不同行动者组织观念的差异。除此以外，笔者还获得一些来自参与项目的不同组织的正式文本，有对外宣传材料，也有针对内部行动者的宣传内容，或者对于上级组织的正式汇报。这些材料，不仅有利于笔者理解这一项目，而且也作为合作领域的传播文本接受分析。

[9]参见2007特奥官方网站，http://www．2007specialolympics．com。

[10]SO项目内部文件。

[11]为保护被访者，本书隐匿了他们的姓名和性别，隐匿了大部分人所在的组织。

[12]引自访谈记录，模糊处理了涉及具体人物的信息。以下同类来源不再标注。

[13]本节的案例研究数据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2010年12月至2012年8月，笔者陆续参加了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的一些培训、支教和内部会议等活动，进行了现场参与观察，对基金会管理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乡村教师、校长等进行了深度访谈，一些参与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也作为调查者撰写了田野日记和报告。另外，笔者还收集了基金会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adream．org/）、相关媒体报道和一些内部文献资料。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本节所使用的数据和引文均来自这些田野资料。

[14]筹款数据来源于真爱梦想基金会官网，筹款来源比例和各类组织数据则由笔者根据网站资料计算、统计。

[15]真爱梦想基金会此处采用的动员策略即斯诺（D．A．Snow）等学者所谓的“框架整合”，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6]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以此为主题对其进行过报道。

[17]真爱梦想在动员大学生支教志愿者时的主打口号，出现在各种媒介和场合。

[18]其官网宣称已有60万名乡村师生及城市农民工子女受益。

[19]在拉图尔看来，只要是在行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存在都是行动者，以此来打破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

[20]梦想银行是一个“以教师发展和教师奖励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激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