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的聚藏

十六国北朝的聚藏

三、十六国北朝的聚藏

十六国、北朝时期，尤其在十六国统治下的一百多年中，北方持续战乱，政权间干戈日接，消长更迭很快，百姓流离失所，书籍、教育惨遭厄运。《魏书·儒林传序》述道：“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惟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官藏实难发展。不过，十六国君王出于统治需要，加上汉族文明和辅弼文人对他们的影响，使其中一些人也从事了藏书文化建设活动，如后赵的石虎，于建武九年(343)“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藏于秘阁[49]；前燕于元玺元年(352)灭冉魏，大将皇甫真入其都城，“一无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图籍而已”[50]；前秦一度统一北方，苻坚热心藏书事业，他亲临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正经粗集，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师’”[51]，由此可知，苻坚一直在聚书；后燕慕容垂建兴九年(394)平西燕，收其图籍，“(慕容)永所统新旧民户，及服御、图书、器乐、珍宝，垂尽获之”[52]。北凉虽偏居西隅，却广求经籍。据《魏书·宋繇传》记载：北凉王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又《宋书·氐胡传》载称：文帝元嘉三年(426)，北凉遣使向宋求书，“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十四年(437)，蒙逊之子沮渠茂虔向宋献《周生子》等书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蒙逊时，北凉官藏仅子部书就达三千余卷[53]。其它政权虽未见收书记载，但设有管理官藏的秘书监，且多有藏书，如前凉张萛曾遣督护王该献“经史图籍于京师”[54]；东晋灭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55]；西凉创建者李詗“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56]；北魏灭夏后，“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李)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57]。可见它们均建有官藏，并积累了不少经籍文献。

进入北朝之后，北魏统一北方将近百年，其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并主动接受汉族文化，其诸帝雅爱经史，积极向汉族学习，竭力开展官藏建设事业。早在十六国时期，北魏即开始了聚书活动。《魏书·太祖纪》记载：皇始二年(397)，道武帝败慕容贺麟，便“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翌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进入中原地区，道武帝问汉族人、担任其博士官的李先，道：“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答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道武帝又问：“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李先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于是道武帝“班制天下，经籍稍集”[58]。尽管“粗收经史，未能全具”[59]，然其官藏文化事业有一良好开端。

后来北魏在向中原发展势力的过程中，频繁诏征书籍。太武帝继承先帝遗志，继续开展征书活动，并且对献书多者给予官禄。据《魏书·乐志》记载：“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隋志·史部·霸史序》称：“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又《魏书·江式传》记载：江式祖父江强“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文成帝太安(455—459)年间，时任秘书郎的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60]，文成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在实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也加强了官藏的建设，太和十九年(495)六月，颁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61]，同时，敕编《魏阙书目录》；遣薛昙宝为使臣，“采遗书于天下”[62]；九月，又遣使臣“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63]，从此洛阳成为北魏官藏中心。孝文帝之子宣武帝于永平三年(510)“诏重求遗书于天下”[64]。北魏求书可谓勤矣。是时，其官藏达于鼎盛，其藏书文化事业也进入最佳时期。进入北魏后期，因为发生尔朱氏之乱，致使其秘府藏书“散落人间”[65]。

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境内)，从洛阳运走部分藏书。《北齐书·慕容绍宗传》记载：东魏静帝“天平初，迁都邺，庶事未周，乃令绍宗与高隆之共知府库、图籍诸事。”西魏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建国伊始，即集图籍。《周书·寇俊传》记载：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39年)，“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俊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www.guayunfan.com)后来，北齐和北周分别取代了东、西魏，在这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中，官藏损失较大。齐文宣帝一登基，就将汉代石经移入国子学馆，并诏征文献。《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天保元年(550)，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又诏：“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条封上。”武平(570—575)年间，北齐政权已危如累卵，然其后主依然广召文士，开文林馆，编类书，校图籍，从事着官藏文化活动[66]。

周太祖雅好经术，亦“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67]。明帝即位，“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圆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济济焉足以逾于向时矣”[68]。他们之所以“求阙文”、“尚学艺”，重视官藏建设，是因为懂得汉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隋志·总序》对北齐、北周的官藏建设，概括道：“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至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北方再度统一，北周从北齐获得文籍五千许卷，如此，北周官藏才达一万五千余卷，远不及南朝的官藏。

十六国、北朝效法魏晋、南朝体制，其典书机构和官员与魏晋、南朝也基本相同，置秘阁(或称秘府、秘书)，藏经籍，并建立管理制度。尤其在北魏统治时期，秘阁管理体制愈加完备。当时，管理藏书事务的机构是秘书省，其最高长官为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秘书校书郎、秘书令史等。北周于麟趾殿藏书、校书、研学[69]，并依《周礼》建六官，其负责官藏事务的官员称外史(相当于秘书监)、小外史(相当于秘书丞)、校书下士(相当于校书郎)等[70]。它们在十六国、北朝官藏文化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