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整理与编目

三国两晋整理与编目

一、三国两晋整理与编目

魏、蜀、吴三国对其官藏进行整理，史籍有明确的记载。从史书记述看，曹魏整理官藏情况较为具体。据《晋书·郑默传》记载：“默字思元，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初学记》卷十二引王隐《晋书》道：“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所谓“朱紫别矣”，其典出自《论语·阳货》中的“恶紫之夺朱也”一语，其中“朱”比喻正，“紫”比喻伪，大意说正、伪之书从此可判，虞松引此语对郑默理书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郑默对魏之官藏进行了细致地整理，辨明是非，确定优劣，细分类目，从此以后，人们校雠、分类书籍有了准则。郑默这次整理官藏之后，编制了一部国家藏书目录《魏中经簿》，首创图书四分法[71]，打破了西汉以来的六分法，他根据当时学术和书籍的发展状况，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在中国古代官藏目录事业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蜀汉，刘备定蜀后，曾派员典校秘书。《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记载：先主定蜀，“乃鸠合典籍……(慈)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不久，许慈与他们整理这些“旧文”，由于和另一学者胡潜不睦，“更相克伐，谤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致使这次整理官藏无果而终。又据《史通·史官建置》记载：“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阙，属辞有所矣。”后又以他官领之[72]。

孙吴景帝孙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73]，即位不久，便命博士祭酒韦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74]。但是，吴、蜀二国是否编制过官藏目录，史无记载，不得而知[75]。

两晋政府对其官藏多次组织人力，进行整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晋书·荀勖传》记载：武帝泰始十年(274)左右，领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这次整理官藏规模很大，据荀勖讲：“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者也。”[76]为了集中精力从事这项事务，他不得不辞去主管乐事的职务。大约四、五年后，这项工作告竣，荀勖在《魏中经簿》的基础上，编制了一部新的官藏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中经新簿》十四卷，附录佛经二卷，将当时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共著录图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零九百三十五卷[77]。《隋志·总序》对其与《魏中经簿》的相因关系及各部所收书籍和体制，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道：“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晋)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中经新簿》对西晋前期的官藏作了一次总结，其虽依《魏中经簿》而作，但也有创新，它及时反映了自《七略》成书以来图书种类的发展变化情况。《中经新簿》的创新之处，在于完善了四部分类法；佛典首次被著录，从此在目录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最早重视了图书的装帧，即“盛以缥囊，书以缃素”。(www.guayunfan.com)武帝咸宁五年(279)，河南汲郡战国魏襄王墓被人盗发，出土了一大批古竹简书，这些竹书有十余万字，皆用六国文字书写，俗称科斗文。竹书出土时已不完整，由于年深日久，编断简朽，加上盗墓者弄乱了简策次序，并且燃简作炬照明，使这些珍贵的图书损坏严重。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西晋政府获悉后，将之收缴，藏于秘府，于太康二年(281)下令整理之，大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整理完毕[78]。先后参与其事的有荀勖、和峤、卫恒、束皙等人。

荀勖(?－289)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早慧博学，仕魏累迁侍中。晋武帝即位，封济北郡侯，拜中书监。与贾充共定律令，迁光禄大夫，转秘书监，终尚书令。其领导校理汲冢竹书，《晋书》本传载：“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

和峤(?－292)字长舆，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西)人。有盛名于世，朝野皆赞其能整风俗，理人伦。袭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迁颍川太守，为政清简，甚得百姓欢心。后为中书令、光禄大夫。其校理汲冢竹书事迹，据《隋志·史部·古史序》记载：“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

卫恒(?－291)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少辟司空齐王府，转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善草、隶等四种书体。其校理汲冢竹书之事，《晋书·王接传》记载：“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

束皙(约261—约300)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北)人。少游国学，博学多闻，不慕荣利，为知名学者张华所赏。武帝时，任佐著作郎、博士、尚书郎。其校理汲冢竹书之事，《晋书》本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从流传下来的零散史料中获知，其整理的程序，包括编排次序、校雠考订、缮写定本，最后撰写叙录[79]。荀勖、和峤等人整理的汲冢竹书“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80]，晋政府“以为中经，列在秘书”[81]。荀勖等人为保存我国古文献，作出了贡献。

东晋穆帝永和(345—356)年间，著名学者李充主持整理了自元帝以来所收聚的官藏。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好学善楷书。累迁大著作郎，官至中书侍郎。《晋书·李充传》记载：“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李充整理后编制了一部《晋元帝四部目录》，这部目录共收书三千零十四卷，编次沿用《中经新簿》体例，但有所变更，将《中经新簿》中的乙为子、丙为史的次序，进行了互换，仍以甲、乙、丙、丁标识，但分别代表着经、史、子、集，这一次序，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正如《隋志·总序》所云：“自尔因循，无所变革。”由此可见，他的这一互换在古典目录学上是何其重要，同时也奠定了他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所作的贡献。

孝武帝好览艺文，故其官藏剧增，富达三万六千卷，太元年间(376—396)，秘书监桓石绥建议校定四部之书，孝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82]，命学识渊博的徐广牵头加以整理。徐广(352－425)字野民，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人。世代好学，至徐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据《晋书·徐广传》记载：“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孙盛《晋阳秋》亦载：“孝武好览文艺，敕著作郎徐野民料简四部书，凡三万六千卷。”[83]上述二书均未记载徐广校书后是否编目，《古今书最》记有《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84]，它或许是根据徐广所校而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