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价值
很多收藏家不愿意展示自己的收藏品，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藏品，宁可孤芳自赏。这是由其藏品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的。
而红色藏品和其他收藏品不同的是，它富有教育价值，必须通过展示、宣传和传播来实现。
有一位普通的青年农民，为了实现红色藏品的教育价值，放弃正常的生活享受，负债达8万余元，收藏革命文物2000余件进行展示宣传。
2002年7月1日，在南昌江西省博物馆，《农民黄礼斌收藏革命文物展》开展。这个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及游客，尤其是中小学生来了一拨又一拨。应邀到此举办为期十天展览的是来自江西省信丰县安西镇崇墩村的青年农民黄礼斌。
“也许很多红军战士只是一些连大字都不识的普通人，但是那种群体人格所独有的力量深深地征服了我。”
信丰是革命老区，曾经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转战于此。1933年初至1935年冬，陈毅带领红军以信丰县油山为中心区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等光辉篇章。在陈毅同志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国家邮电部发行了陈毅同志诞生九十周年邮票，并制作了邮票极限片（图2-12、图2-13）。这些邮票极限片现在也成为红色藏品。
图2-12 陈毅同志诞生九十周年邮票极限片1
图2-13 陈毅同志诞生九十周年邮票极限片2
黄礼斌的家族注定了他和红军有缘。他的曾祖父曾经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家庭富裕。可是，他的爷爷却冒着极大的风险，跑去给红军游击队当向导，还将自家的门板拆了当床，留红军在家住宿。
很多年过去了，黄家和红军的这种缘分仍然没有结束，这次的主角是黄礼斌。赣南富有革命传统，黄礼斌从小就生活在传统教育的浓厚氛围中。《闪闪的红星》、《独立大队》、《梅岭星火》等电影故事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
1988年，黄礼斌考入赣南师范学院，从此他能够听到更多有关红军的故事了。在寝室、在食堂、在教室，来自瑞金、兴国、宁都、于都、安远等县的同学，经常绘声绘色地把他们那里红军的传奇故事讲给他听。为此，他还和信丰县油山镇的一位同学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每一个故事，都有不同的主人公、不同的故事情节，而且每一个故事里，都耸立着一位红军战士高大的身影。
毕业后，黄礼斌开始走访老红军。他想亲眼看看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当面向他们表达崇敬之情。他跋山涉水，走遍了赣南十八个市县，把自己所能找到的老红军几乎访了个遍。少了故事中的传奇色彩，现实生活中的红军战士更加让黄礼斌感动。
于是本来就喜欢收藏的黄礼斌，开始收藏红军留下来的革命文物，至今已经有十几年了，别人都说他是个“疯子”，但他从没有后悔。
他到山里去听红军故事，红军的后代对他说：“难得你这么感兴趣，我这里有一些‘红票子’（苏区纸币)，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他去拜访老红军，许多老红军把他们珍藏多年的革命文物慷慨地送给了他。附近的群众听说他喜欢收藏红军文物，主动地找到他，送来一把大刀、一面红旗、一枚手雷、一张红色地图……每一件都给他带来莫大的喜悦和感动。
“以前，我们这里的水田、地沟、山旮旯里，到处都可以发现红军遗留下来的东西。拆老房子可以发现红军的‘借谷证’，废旧报纸里夹着红军纸币，小孩玩的铜板，拿过来一看，说不定就是苏区的铜元。”黄礼斌兴奋地说。
为了收集这些文物，黄礼斌走遍了全县的各个乡镇。看到文物渐渐流失，他心急如焚。为了尽力进行抢救，他采用了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于都县一位干部收藏了一枚地雷，黄礼斌用自己心爱的证章和他交换。有人带来红军用过的子弹袋，提出要多少钱，他二话不说就给。“在乡下，想保护好这些文物，似乎别无选择。”黄礼斌摇摇头说。
时光飞逝，黄礼斌家里收藏的革命文物已逾2000件，但是他家的财产却一件件地“流失”殆尽，彩电没了，沙发没了，慢慢地已是家徒四壁。再接着，全家不得不开始负债，而负债的数字又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邻里起了白眼，亲戚朋友也一拨一拨涌来规劝，连一向温顺的妻子也有了抱怨。
为了红色文物的收藏，1998年，黄礼斌离开学校，开了家收藏店。生意做得并不好，妻子能理解他对革命文物的痴迷，默默地去向亲戚朋友借钱贴补家用。有人劝黄礼斌：你手头多的是值钱的文物，为什么不拿去卖？广东的一位老板找到黄礼斌，表示愿意以20万元的价格收购他的文物，黄礼斌拒绝了。“每天看到文物，我心里就踏实。没有它们，我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一件偶然的事情，让黄礼斌想到举办文物展览。2001年初，一位在广东打工的小伙子被老板“炒了鱿鱼”，灰心丧气地回到家乡。一次，他到黄礼斌家玩，看到了他家里的革命文物，心灵受到极大震动。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战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重新鼓起了他生活的信心。
这件事对黄礼斌触动很大。革命文物的价值所在，是因为它凝结了革命者的精神，收藏文物的目的，应该是让这种精神影响、教育下一代人。于是，他决定办展览，让更多人来了解红军光辉的岁月。
2001年3月，黄礼斌的第一次革命文物展览在信丰中学举行，受到师生的一致欢迎，大家纷纷表示，展览是一堂生动的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课。此后，黄礼斌请来妹妹和妹夫帮忙作讲解，并主动到各地联系义务展览。安远、龙南、宁都等县的宣传和文化部门非常重视他的革命文物展，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短短一年间，黄礼斌的展览已举办了100余场，近20万人次观看了展览。
办展览之余，黄礼斌也买些文物方面的报刊书籍读，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有一次，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曾山和我的父亲》的文章，作者是孙家骅，文章后面注明作者“系省博物馆馆长”。黄礼斌心动了。此时他的义务展览正难以为继，店里生意清淡，债务有增无减，他连出去办展览的路费都没有了。于是，他给这位素不相识的“孙馆长”写了一封信。
令黄礼斌高兴的是，孙馆长给他打来了电话。黄礼斌记住了他说的话：一个农民办展览，确实很难，我理解你的苦衷。你的做法很对，福泽后人，功劳不小。但是办展览要有合法手续，要办正规的、档次高的展览，你可以试着先办一家博物馆。
“孙馆长”的话让黄礼斌精神为之振奋。黄礼斌鼓起勇气，向县文化局递交了一份报告。随后要做的事很多，因为他要开全省私人办博物馆的先例。2002年5月，赣州市文化局同意黄礼斌创办信丰老区红军文物博物馆的批文下达了。
黄礼斌没有稳定的收入，负债达8万多元都是收藏红军文物和办展览欠下的。黄礼斌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妻子和女儿，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对这个家没有尽到责任。他说还对不起自己的好朋友周玉宝。同样是文物收藏迷，周玉宝为了黄礼斌办展览，竟卖掉自己的收藏品，一次借给他3万5千多元，尽管周玉宝知道这笔钱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收回。他还对不起给自己帮忙的妹妹和妹夫，因为曾经答应的一天15元的讲解报酬，至今一分钱也没给。不是不想给，而是给不出。
物质的享受他不奢望，精神上，黄礼斌有充分的满足感。在来南昌时，他已身无分文。前来催还贷款的县信用合作社的同志听说了，当即又给他发放了3000元的贷款。社会上好心人的种种帮助，让黄礼斌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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