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的发展

四、“学科”的发展

“学科”并不是先验存在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学科”的发展演变始终依赖于并反映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演化。

早期的人类对于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有限，在原始的自然观的基础上，随着理性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探讨“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什么是至善”、“什么是国家”等问题，而所有这些追问和回答都可以称为“哲学”，即“爱智慧”。这时候人们尽管也研究数、研究时间和变化、研究动物和植物、研究人的思维和行为，但是一方面这些研究刚刚起步，尚不深入，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统一在各自特定的世界观之下的，宇宙、自然和人等万物都是遵照同样的规律运行，因此尽管研究对象各有侧重，却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整体，至多是因世界观的不同而分成不同的流派。

为了说明这种与今日大大不同的整体知识系统，我们不妨举出古希腊早期的两种“哲学”流派。^[10]伊奥尼亚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诸如水、气、火这样的变化的“一”，比如通过观察气有无形和聚散等外在特征，推论气可以生成万物——气稀疏为火，浓聚则依次形成风、云、水、土、石，等等；或者通过观察火的燃烧和熄灭，推论火转化为万物，万物又复归于火，永恒的世界表现为火的变化，并且在变化的现象的基础上抽象出了“逻各斯”——当A变成B时，A既不是A，也不是B，或者说既是A，又是B，成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源头。如果说伊奥尼亚派是物理化的哲学家，那么毕达哥拉斯派就是数学化的哲学家。他们认为数的规定性比气、火等事物的物理属性更加普遍，一切事物的形状都具有几何结构，1是点，2是线，3是面，4是体，世界就是由点产生线，由线产生面，由面产生体，由体产生气、火等可感形体，进而构成世界万物；同时，抽象的数还具有比例关系、对立关系、类比关系，等等，数能够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属性，对数的本性的把握，是最大的智慧，是人净化灵魂的工具，并由此产生了灵魂永恒和转世的信仰。可见，早期的整体知识系统是包含了人类对自然、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全部观察和思考，尽管研究对象或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注，因此能够形成内在的统一与和谐。

诚然，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早期的“哲学”内部也包含了不同的组成部分。例如亚里士多德以知识的目的为依据，将所有知识分成三类：为着自身而被追求的知识是“理论(思辨)知识”；为着行动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实践知识”；为着创作和制造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创制知识”。接着，他又将上述三类知识作了更具体的区分。在理论知识中，根据知识的对象不同，研究运动而又可分离存在东西的是物理学(自然学)；研究不运动但也不分离存在(即在质料中)东西的是数学(但他承认有些数学对象是可以分离存在的)；研究不运动又可分离存在东西的是第一哲学(即神学)，亦即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在实践知识中，按照行为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个人之行为即伦理学、家庭之行为即家政学、国家社会之行为即政治学。他的创制知识包含了一切制作工艺和艺术。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希腊哲学和科学最全面的体系，以致今天我们的很多传统学科(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在叙述学科史以及一些基本概念的时候都要追溯到他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不仅成为古希腊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还深深影响了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两希(古希腊、古希伯莱)文明结合而来的中世纪文明将哲学、科学都置于神学的统治之下，各种所谓的研究、实验与创制都是为了证明或者反驳上帝的全能。但是出于人的高贵本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探索不会因为上帝的主宰而停下脚步，在基督教义的内在影响和教会制度的外在控制下，知识的深入和学科的分化犹如地下暗河，绵延千里，隐而不现。

直到近代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涓涓细流终汇成泱泱大海，风起云涌，澎湃不息。自然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纷纷从神学的废墟中独立出来，各门知识得到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学科总数量已超过5000门。^[11]学科的分化体现了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同时，科研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知识分类为基础的教育和以职业技术为目标的培训越来越普遍化，由此，科学研究不再作为贵族的闲暇而游离于社会大众之外，学科成为学界和社会进行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重要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的进步。

新学科的产生不外乎四条途径：新领域的发现(例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传统学科的细分(例如新闻学和传播学)、新方法的应用(例如系统科学)、传统学科的交叉(例如教育心理学)。在早期，各学科基本是相互独立的，围绕着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学科间壁垒森严。新学科的产生多是出于前两种途径，学科的领域无限细化，这主要是来自机械论、还原论的世界观，将研究对象无限分解，在线性思维的主导下，二分法和一元论成为主要特征，追求精确性和必然性成为主要目的。

但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在学科的分化已经趋向极致的今天，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前沿和交叉地带，这已经由近年来诺贝尔奖的授予得到证明。正如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所言：“科学发展有两种趋势：其一是走向统一与简明，其二是走向变化与复杂的道路。”^[12]各种基本力的大统一总是物理学界的一个核心关注，经济学家也致力于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人和组织的各种行为。如果认为科学是以现实世界为研究对象、是对现实的抽象，那么科学的进一步抽象将带来最深刻的统一与简明，而科学的还原将更加贴近现实的变化与复杂。现实世界带有很大的非精确性和不确定性，或者也可以说原有的科学意义上的“规律”和“规则”只是对研究对象的简单化、近似化和极端化，它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和过滤。就像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低速的情况下。因此，科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必然会突破原有学科的分界，实现更深层次上的融合。

与此并行的是，学科的过度分化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障碍。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实用主义主导下，学科划分往往对应着具体的技术应用和职业分化，从一而终、自给自足的意识和崇尚纯粹性、客观性的倾向也加固了学科间的壁垒。学科的过度分化不仅带来了科学的破碎，也造成了阶层的分离和沟通的困难，甚至如斯诺(C.P.Snow)所言形成了自然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的两种文化的对立。^[13]各个学科搭建了高高的准入门槛，争夺着话语权和分配权，维持着传统的地位和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如亚里士多德、达芬奇、笛卡儿等百科全书式的大师日益稀少，科学日益成为各种不同的少数群体的特权。

学科的结构为打破僵化的学科割据提供了可能。首先，从学科的边界来讲，边界既是规定自身、区别于他者的分界，也是各领域相邻相接的交界，边界内外存在着天然的相似和相关性，也是主流研究常常忽略的地方，因此能够产生新的成果。其次，从学科的关系来讲，学科体系并不像元素周期表，是平面的、固定的、唯一的、规律性的，甚至可以为尚未建立的学科留下位置。从不同的视角投射，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影像——树形、球形、金字塔形、四面体形，等等，这呈现了一种立体的、开放的、变化的、多元的学科分布。最后，从学科的要素来讲，各学科都具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主体、研究成果以及评价标准、制度规范、社会需求、文化氛围等多个要素，其中有些要素在各学科间是可以通约的，比如以一学科的方法研究另一学科的对象，或者用一学科的现象解释另一学科的理论，再或者将一学科的成果应用于解决另一学科的问题，这种交叉就可能产生新的学科。

学科的交叉并非是在传统单一学科势力稳固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生事物，相反，学科交叉是学科独立的伴生物，在传统学科成长、壮大、成熟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交叉学科。早在1670年，法国科学家就提出了植物化学和矿物化学。19世纪建立了生物化学。进入20世纪，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逐渐走向全面繁荣，其范围突破了在自然科学内部两种单一学科之间交叉的局限，随着曼哈顿工程、生态问题、全球化趋势等重大综合性社会问题的凸显，交叉学科逐渐脱离了单一学科附属物的地位，甚至呈现出一种向新的“交叉学科范式”转变的姿态。据上文提到的不完全统计，20世纪，在5000多门学科总量中已有一半属于交叉学科。^[14]

根据科学的发展趋势，新的“交叉学科范式”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专业化只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因此，学科划分应保持开放性。

第二，科学研究不仅依靠归纳、演绎、实验等理性方法，尤其是在前沿、高尖和边缘领域，联想、想象、直觉、类比、模糊等非逻辑方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学科之间的启发、比较和借鉴就获得了方法论上的合法性。

第三，科学研究的目标应是真、善、美的统一，精确、准确和确定性不再是唯一指向，真理并不排除价值，至善是全人类乃至所有存在的最终幸福，审美则体现了科学在终极意义上的和谐、统一、简单。因此，尽管具体的学科在研究中各有侧重，学科系统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学科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关联和互动。

第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科学只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而非唯一的话语，另一方面，社会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入口和出口——资源、动力、内容、试验、应用、反馈等，因此，反对唯科学主义与呼唤人文关怀是一体两面的，即科学并不能推卸为社会作贡献的职责，同时，社会有权决定是否采用科学开出的药方，或者在不同学科、不同药方间作出选择。由此，基础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不再是隔绝的，社会(人)的需要成为联结、重组它们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