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文化载体化意义分析

（二）重大事件文化载体化意义分析

为什么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要积极推进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化，即让它们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呢？这是因为重大事件自身所具有的三个特点，使得重大事件在文化传播方面可以产生两个结果:

第一是民众（受众）高度关注重大事件。因为重大事件影响全局、体现时代发展的面貌，因此会受到民众不自觉的关注，成为他们一段时间内视线的焦点、话题的焦点。

第二是民众广泛参与重大事件。一些重大事件本身就是由民众的广泛参与所推动的，而一些开始是小事后来发展为重大事件的事件，也正是由于在民众广泛关注以后，民众的言行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得小事变成了大事。例如彭宇案，如果没有后继者的广泛议论和与此相关的事件的连续发生，它就不会由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发展成为引起全国范围内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

一个社会的重大事件在民众高度关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还会体现出两个文化传播意义:第一是它展示出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的价值尺度。关键人物处理重大问题的方式方法所传递出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社会阶段性的、标杆性的价值尺度，它会成为人们看待社会、观照自身的重要标准之一。第二是它会成为一段时间内人们的行为导向。民众会以重大事件所传递出的价值尺度为标杆，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与之相适应，因此重大事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并且能够引导社会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方向。

正是因为重大事件拥有这样的特点、传播意义，所以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染型载体。

当这些重大事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判定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以后，它们才能向受众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起到引领社会文化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发展的作用。如果这些重大事件本身传递的观念内涵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非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反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会增加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阻力。就以媒体报道中的彭宇案为例，它涉及以下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元素:助人为乐、诬告、司法的公平和正义等。由于媒体报道中该案的一审判决运用的是民事诉讼法原理上的常理推定原则，而不是建立在证据确凿基础上的判决，因此认定彭宇曾经与老太太相撞，应当赔偿老太太45876.6元的一审判决结果就难以服众。⁽²⁶⁾这一判决结果在一定时间内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无数民众参与了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的讨论。虽然彭宇案最后以和解告终，但是和解的具体内容却是保密的，因此也不可能借助媒体广泛传播。彭宇案结案以后，彭宇那句“以后谁还敢救人”成为本案中流传最广、最能被人们所记住的话，也是最能体现彭宇案社会价值观的一句话。而这件事所促成的社会风气的进一步恶化，也是人们所能感受到的。我们从《成都商报》报道的类似事件可见一斑:“今年（2008年）2月15日，一位92岁的老太太摔倒在南京解放南路人行道上，口吐白沫。过往行人无一理睬。体育舞蹈教练魏永玲从旁路过，只好拉住9名路人见证老人摔倒与她无关，然后打电话报警。”⁽²⁷⁾

在我们2010年进行的针对4所高校400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哪些载体（途径）”时，统计结果如下:

①教材、课堂学习等311人，占77.75%；

②书刊、网络等141人，占35.25%；

③影视作品等108人，占27.00%；

④感人的人或事70人，占17.50。

当被问及“您更愿意通过哪些载体（途径）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统计结果如下:

①教材、课堂学习等65人，占16.25%；

②书刊、网络等165人，占42.25%；

③影视作品等180人，占45.00%；

④感人的人或事132人，占33.00%。

二者对比情况见表6－1。

表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事实认知载体和意愿认知载体对比情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17.50%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认知来自于“感人的人或事”，而当问及“您更愿意通过哪些载体（途径）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3.00%。社会重大事件蕴含着丰富的感人的、打动人的语言、行为和情节，符合部分受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要求，这是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建设必须重视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