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新十一旅在安边的起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新十一旅在安边的起义

郭晓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彻底失败。中国人民这时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提出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而国民党蒋介石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建立独裁统治，撼然发动内战。

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保护民生，反对内战，阻止内战，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争取工作。就在蒋介石大举调兵发动内战之时，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在副旅长牛化东等地下党员的率领下，旅部及一团官兵2000多人于1945年10月25日在陕北安边举行反内战起义，成为国民党军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率先起义的第一支部队，毛泽东主席也高度评价这次安边起义，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国民党百万军队起义的“火车头”，充分肯定了新十一旅反对内战举行起义的意义和功绩。

新十一旅的起义也是我党多年开展统战、兵运工作和秘密联络工作的结果，我党曾派出很多党员到新十一旅中从事兵运、统战和地下秘密联络工作，使党中央和三边分区及时掌握各种情况并及时作出指示。这其中联系我党和新十一旅的是秘密联络工作，有些方面以前是不能公开的。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在做秘密的地下工作，他们的工作不能被人们知道，人们也无从了解，他们默默无闻，任劳任怨，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贡献。我在调查有关宁夏近现代革命斗争历史时，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告知今天的人们那段真实的历史对我来说即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

我党在三边地区的秘密联络工作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三边地区，包括宁夏盐池县在内的定边、靖边、砖井等县、镇，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军西征解放盐池和定边以后，就在定边县城和盐池县城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工作据点，直接由边区保安处负责。

我在调查宁夏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活动情况时，需访问牛化东将军，在我想通过有关组织去联系牛化东时，我父亲何述田说他早就和牛化东打过交道。1977年9月，父亲在银川带我去见牛化东将军。到牛化东将军家中后，当时高宜之也在座，他们说起了党派牛化东到国民党军中开展早期兵运工作和宁夏、定边等地地下党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新十一旅起义的情况，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并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也了解到很多以前不知晓的情况。

牛化东将军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一直从事着党的兵运工作，特别是随国民党新编十一旅驻防陕北安边、柠条梁一带时，就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掌握了一个整团的兵力，对外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络都由牛化东统一负责。这样就可保证地下工作的保密性、安全性，也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相继在绥德、靖边和定边组建了三个情报站。绥德站由李启明负责，靖边站由葛申负责，定边站由黎光主持。具体工作范围定边站是安边、靖边、柠条梁（包括榆林一线）以北以西，宁夏、内蒙古等地是定边站。从靖边以北、以东是靖边站的工作范围。绥德则是负责保证定边、靖边工作站的人员安排接送，还包括绥德以东的工作范围。当时也称为北三线工作站，派往北三线的有陈垒、何玉殿、林若冰、周一凡、胡建平、赵会山、赵亮、于光、高克、张景文、欧阳卿、云北峰等经过培训的地下党员。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定边站在定边县城开设了名为“义发通”的商店作为掩护，地下党员都以商人的身份开展工作。边区保安处特派陕北红军何玉殿到定边站，以商人的公开身份前往宁夏、内蒙古等地了解军事、敌特和国民党内部的各种情报。1938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开办教导队培训时，何玉殿、赵苍壁、于桑等都参加过培训。何玉殿又是陕北当地干部，语言也是当地口音，便于开展工作。来宁夏前，陕北党组织特别告知了牛化东驻防在安边的情况，让何玉殿单独联系，了解详细情况。陕北党组织为了让何玉殿以后从事秘密联络工作方便，特别改名为何述田前往定边单线联络在十一旅的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从此何玉殿就一直沿用着何述田这个名字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

何述田以商人的身份先到了定边，然后来到安边国民党新十一旅一团驻地，声称要找牛化东团副，门卫在接到名片报告了牛化东后，牛化东开始还有些诧异，他并不认识这位来找他的商人，是什么人？又是谁派来的？还是专门来做军需生意的？但多年地下工作的警惕性，使牛化东迅速作出判断，不论怎样还是先见到来人看谈什么再说。

牛化东让卫兵把来人请到办公室，在没有外人时何述田见到牛化东，就用江湖人互相见面的方式双手一抱拳问候的同时，作了一个伸右手食指和左手拇指的动作，虽然是很小的动作，但牛化东还是看清楚了，这位商人打扮的来人难道就是陕北党组织派来的人，这种秘密联络方式还是和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贺晋年1930年在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时商定的秘密方式，现只有高岗、贺晋年知道。牛化东虽然心中高兴，但还是警惕性很高的，也以江湖方式回答，请来人落座后，何述田又拿出了贺晋年写给牛化东的亲笔信，内容大概是“党组织派人来联络，尽可告知详情。”信尾署名是“晋托”的字样，意为贺晋年托的意思，这熟悉的笔迹，使牛化东非常高兴，这才真正相信来人的真实身份。立即烧信后就详谈起来。告知了所掌握的驻安边、柠条梁和榆林等地国民党以及胡宗南部队的情况。何述田回到陕北汇报了有关情况，使陕北党组织及时掌握国民党新十一旅和国民党方面的很多情况。

我党加强对新十一旅的联络和统战工作

在陕甘宁三边分区派人和牛化东建立联系后，陕北党组织加强了定边方面的党组织的力量。到1942年，根据党中央书记处要求陕西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陕北党组织于年底把定边、靖边两情报站合并，称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联络科，抽调了三十多名干部前往定边开展加强对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方面的统战和联络工作，同时加强包括对宁夏、内蒙古方面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的驻地安边周边，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加强对新十一旅的联络和统战工作，也是当时定边站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1940年到1942年期间，由于“义发通”商号与定边周围很好的商贸往来，何述田公开商人的身份已得到定边商界的普遍认可。这就为开展秘密地下联络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何就利用商人的身份多次往返新十一旅驻地，掌握了大量情报，同时也把边区党的指示及时传达给牛化东。这条秘密联络线一直保持到新十一旅起义以后。

由于新十一旅第一团内的共产党员在牛化东的统一领导下，已全部控制了一团，可第二团在思想反动的团长史钫城，复兴社分子张鼎丞、任怀义等人的把持下，把共产党员都排挤走了，这样我党就不能了解到二团的情况。对此方面，牛化东把有关情况通过地下联络线告知陕北党组织，同时还利用在第一团里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用个人关系了解有关新十一旅第二团的一些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对策，也注重对新十一旅第二团下层官兵的统战工作。

陕甘宁三边分区这时立即派出以商人身份掩护的何述田、胡建平等共产党员，以和史钫城等人做生意为名经常到新十一旅第二团驻地去，了解有关情况。在和史钫城的几次接触后发现史钫城思想反动，又贪财还常常克扣军饷，引起二团连排下层官兵的不满。地下党员就根据情况，以与史钫城进行军需生意为名，以商业行动为掩护，用多种方法接触。史钫城以为他们就是商人，他们还对史出手大方，很得史的满意，史就把对第一团看不惯也说给他们。这样就了解到很多胡宗南和第二团方面有用的情报，使我边区党组织和牛化东等共产党人及时了解到各种情况，对及时采取行动部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边区党组织又及时派出黎光、葛申、张景文、赵会山、于光、高杰等共产党人到新十一旅中做统战和联络工作，使新十一旅第一团牢牢掌握在以牛化东为首的共产党手中，同时利用他们影响新十一旅部官兵和第二团的中下层官兵，这也为日后的新十一旅部和第一团的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的起义成功，是与我党多年进行的统战和联络工作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牛化东、何述田、高宜之他们三位当事人在一起畅谈往事时，谈到了当年很多的情报交流和传递，都是由定边地下党来传送的。特别是党派出地下党员何述田以商人的身份和牛化东来往时，许多在担任营、连、排干部的地下党员都不了解，因是单线联系的，其中有个别地下党员还对此有些误解，甚至包括像曹又参旅长和部分团级军官对牛化东多次与商人来往而且关系密切也有些看法，牛化东则多方设法与他们周旋，后来当部队起义成功，开到边区，整编为共产党的部队，当何述田和曾经在原国民党新十一旅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部分共产党人前来慰问时，新十一旅中的党员官兵们才知他们是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派来的地下党员。

当年是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是很秘密的工作，也是不能公开的，以至于在后来很多回忆录和有关的文章中及地方史料中，都没有提到我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人们也就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如今在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六十周年之后，向人们告知有关情况，以告慰当年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共产党员们，并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