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逻辑格的相互作用

二、不同逻辑格的相互作用

逻辑格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逻辑格的总体结构。在此基础上，作为具体的、不同认识形式的逻辑格发生相互作用，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认识史上，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通常表现为：在某一时期，一种认识形式首先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他认识形式借助于该认识形式，或以此为基础，或依据其中的方法，改变原有的形态而发展。在古希腊，哲学对原始神话思维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经历了一番长期的复杂曲折的过程，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可以说，希腊哲学是当时最为完善的认识形式，也成为其他学科存在的根据。毕达哥拉斯把数上升为本体，用它来解释万物的存在，解释音乐、自然现象的产生和运行规律、社会的伦理道德。亚里士多德则把哲学作为科学知识得以建立的根据。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它证明或认识了事物的原因。他说：“当我们知道原因时，我们就认为我们有了科学知识。”^[16]事物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又是由“四因”决定的。“四因”是事物最终的、本体的原因，是本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以“四因”说建立了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以哲学支持科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得到了高扬与迅速发展，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也就成为这一时期各门学科的基本框架，甚至哲学也借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构造体系。19世纪下半叶，泰勒的文化进化论就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框架而建立的。世纪之交以来，随着文化科学进一步发展，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逐渐抛弃了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才逐渐完善，走向成熟。因此，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多对泰勒的文化进化论持批评态度。我认为，泰勒的学说就其理论本身而言是片面的，对人类文化进化的说明也不尽合理，但是，泰勒学说的建立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与成熟起了重要作用。这说明，一种认识形式借助已相对成熟的其他认识形式的成果而建立、而发展，有其合理性，能使新的认识形式一开始就建立在较高的水平之上，迅速发展，丰富人类认识。这应当看作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

不同逻辑格的相互作用还发生于具体的或个人的认识过程之中。这种相互作用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情感影响，即对认识主体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的创造性离不开宗教情感。他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因为，这种感情可以使科学家“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成为“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17]。另一种是内容的影响，即启发创造者选取题材、选择加工方法。一些艺术创作、科学发明就来自于创造者对神话的感受。法伊尔阿本德认为，原始的巫术、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含有丰富的知识，把这些知识和科学知识掺和在一起，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这些知识可以为科学认识提供思想和方法，也可以阻碍科学变成一种僵化的认识形式，使科学家能够正视一切知识，并加以吸收，推进科学认识的发展。

总之，不同的逻辑格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发展，是认识发展的重要规律和途径。那么，逻辑格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呢?从根本上说，是通过类比和联想两种方式实现的。

第一，类比方式。所谓类比，就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以上事物在许多属性上的相同点，而推断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类比常常可以用于预测新学科的发展方向，探讨未知的领域，是逻辑格之间能够发生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逻辑格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表明，人类的不同认识形式、不同的逻辑格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在一民族中有着相同的结构，可以通过这种结构进行类比，建立新的认识方法。泰勒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模型考察人类文化进化规律，就在于达尔文进化论是当时探究人的起源学说中较为合理的科学，代表了当时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泰勒以人类生物起源和发展类比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运用达尔文进化论于文化发展研究，创立了文化进化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提出也是如此。在皮亚杰看来，反射论只是对神经生理—心理进行探究，以心理联想主义方法说明人的认识发生过程，只触及人的认识发生的表面现象;认识论进一步的深入，必须探究认识论的生物学意义，必须引入生物功能方法。为此，皮亚杰改造了生物功能方法，提出以同化作用为主体的认识功能方法，建立了发生认识论学说。皮亚杰之所以类比生物功能方法，一是因为人也有生物特征，更重要的是生物功能方法能够较好地说明生物运动现象，是这一时期人们所能接受的逻辑格。如果说逻辑格的共时性为同一时期不同的逻辑格，即不同认识形式的类比提供了基础，那么逻辑格的历时性则为不同时期逻辑格的类比提供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哲学、科学，是在类比古代希腊的文学、哲学、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用“回光返照”一词来说明这两个时期的认识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确切的。

第二，联想方式。所谓联想就是把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联结起来。联想是人的心理活动。在心理学研究中，联想建立在神经元模型之间的暂时联系之上，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对于在文化—历史层面上的认识论研究来说，联想建立在不同逻辑之间的同构关系上，是人的文化创造心理活动。我们知道，类比是一种逻辑的推理方式，在逻辑格之间，类比推理主要以反映人的智力结构水平的理论作为楷模，建立新的逻辑格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理论。然而，在进行这种活动时，人们首先要进行价值观的校正，改变对以往理论的信守，调整逻辑的格。这一步骤是通过联想而完成的。联想建立不同逻辑格之间的意义联系，通过意义的接近和变换把一种逻辑格中的智力结构运用于另一种逻辑格，完成不同逻辑格之间的类比。科学和艺术本来是完全不同的认识形式，科学主要是在知识的领域里探索，是向外的认识;艺术主要是在感情的领域里探索，是向内的认识。但是在创造者看来，它们都是造福于人，都是人的创造品，两者有着共同的意义。正是这样，科学家可以把一个优美的理论看成是科学的艺术品，也可以把一个设计精巧、富于想象的科学实验看作是一种艺术家才能的展示，还可以从艺术品中看到对科学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杨振宁所著《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封面，采用了埃舍尔的名画《骑士图》，认为“埃舍尔以优美的图形及其镜象巧妙地表现了对称性的原理。这些原理在物理学的世界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8]。同样地，艺术家也运用科学知识创作艺术品。许多大艺术家明确指出，掌握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条件。俄国作家契诃夫说：“我不怀疑研读医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重大帮助;它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给予我丰富的知识……由于熟悉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我总让自己小心谨慎，凡是可能的地方，总是尽力按科学根据考虑事情，遇到不可能的地方，宁可根本不写。”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联想，从不同的方面揭示科学认识与艺术认识之间的意义关系，才使科学和艺术的逻辑格能够类比，能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杨振宁揭示了美在不同认识领域的共同本性和意义。他说：“除了自然科学和数学，在其他领域内，如艺术、文学、音乐中，美也是重要的。在这些领域内我主张美的最终标准是人是否与它有关。”^[19]其他认识形式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法伊阿本德认为，神话之能对科学起作用，在于它们有共同的结构。

由此可见，类比和联想是相互联系的。不同逻辑格的相互作用，只有先借助于联想，建立起意义联系，才能通过类比而实现。联想为类比确立了方向和可能性，类比使联想变为现实。如果说逻辑格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为逻辑格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基础，那么类比和联想的相互联系就是实现逻辑格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