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村党群关系现状及其改善途径研究

甘肃农村党群关系现状及其改善途径研究

⊙侯万锋

在政党政治时代，对于任何政党来说，都存在着如何处理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既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界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前沿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党群关系既是执政党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执政党执政过程的核心和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证农村基层党群关系和谐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一、研究术语界定、目的与意义

党群关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可用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宏观上讲，就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微观上讲，是指政党与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公民、选民以及自治性组织的关系。^[1]从群体结构层面，有学者认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联系，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广大群众就是据此决定是否跟党走。第二层次的联系，是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它们主要是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群众中去。第三层次的联系，是党员个体行为。党员以他们的思想品质、模范作用、先锋形象展示在群众面前，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解群众的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并及时地反映群众对党的意见和要求，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来教育、团结、吸引周围的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努力。^[2]一般说来，党群关系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从党对群众的关系来说，是代表与服务、领导与依靠的关系，即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从群众对党的关系来说，是拥护和推动的关系，即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以自己的才智和力量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

本课题所研究的农村基层党群关系主要是指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与农村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群众个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县、乡两级尤其是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党员干部与群众、普通党员与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关系。本课题把甘肃农村基层党群关系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能了解和掌握甘肃农村基层党群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对策，为甘肃省委、省政府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参考价值。加强甘肃农村基层党群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完善政党执政理论体系，丰富党群关系的理论，而且对于加强甘肃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融洽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都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在兰州市榆中县、天水市清水县、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武威市凉州区、陇南市成县、庆阳市宁县、西峰区和嘉峪关市雄关区等7市9县区10个乡镇作为调查区域和个案，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调查形式展开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32份，有效问卷223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6.12%。从性别比例看，其中男性126人，占56.5%；女性97人，占43.5%。从年龄看，30岁以下的72人，占32.3%；30至45岁的99人，占44.4%；45至60岁的42人，占18.8%；60岁以上10人，占4.5%。从职业看，行政单位27人，占12.1%；事业单位41人，占18.4%；企业人员34人，占15.2%；农民108人，占48.4%；学生13人，占5.8%。从身份看，干部37人，占16.6%；普通党员51人，占22.9%；群众106人，占47.5%；民主党派13人，占5.8%；共青团员16人，占7.2%。从文化程度看，大专及以上76人，占34.1%；中专或高中55人，占27.4%；初中程度63人，占28.3%；小学程度27人，占12.1%；不识字的2人，占0.9%。从民族类别看，汉族206人，占92.4%；其他民族17人，占7.6%（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三、调查对象对甘肃农村党群关系现状的评价与看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正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才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才取得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才发展为今天的执政大党。总体看来,当前我国党群关系主流是健康的、和谐的，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社会转型加速所带来的新变化给党群关系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给党如何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中共甘肃省委审时度势，始终把加强全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按照“两个高举一个加强”和“两抓两放”的总体工作思路，认真研究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基层党建工作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从解决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着重从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为实现甘肃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但同时也存在影响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问题和因素。

（一）基于调查问卷的分析

1.农村基层党群关系基本和谐，多数被调查者持积极肯定看法

从调查对象对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调查结果看，在223份有效问卷中，认为“很好”的22人，占9.9%；认为“比较好”的87人，占39.9%；认为“一般”的98人，占44.4%；认为“较紧张”的9人，占4.0%；认为“很紧张”的7人，占2.7%。其中，109位被调查者认为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很好”和“比较好”，评价是积极和肯定的，占到48.9%；98位被调查者认为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一般”，既不积极肯定，也不消极否定，占到44.4%；16位被调查者认为表示“较紧张”和“很紧张”，占6.7%（如图1）。从调查统计结果看，调查对象对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总体评价介于“一般”和“比较好”之间，这说明农村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从调查对象对当地基层党组织工作满意程度看，认为“非常满意”的26人，占11.7%，认为“比较满意”的89人，占39.9﹪；认为“一般”的81人，占36.3%；认为“不满意”的19人，占8.5%；认为“非常不满意”的8人，占3.6%。115位被调查者对当地基层党组织工作满意程度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占到51.6%；81位被调查者表示“一般”，既不积极肯定，也未明确否定，占到36.3%；27位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占到12.1%（如图2）。从统计结果看，调查对象对当地基层党组织工作总体上是满意的。

图1　调查对象对所在地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的评价

图2　调查对象对当地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从调查对象对所在地方或单位党员与群众沟通情况看，在223份有效问卷中，认为“经常”的41人，占18.4﹪；认为“偶尔”的74人，占33.2%；认为“很少”的79人，占35.4%；认为“没有”的15人，占6.7%；“不清楚”的14人，占6.3%（如图3）。87.0%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地方或单位党员与群众“经常”沟通、“偶尔”沟通或“很少”沟通，仅有13.0%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沟通或“不清楚”。从调查对象对所在地方干部与群众沟通调查看，在223份有效问卷中，认为“经常”沟通的42人，占18.8%；认为“偶尔”沟通的73人，占32.7%；认为“很少”沟通的73人，占32.8%；认为“没有”沟通的23人，占10.3%；“不清楚”的12人，占5.4%（如图4）。84.3%的被调查者认为所在地方的干部与群众沟通“经常”沟通、“偶尔”沟通或“很少”沟通，仅有15.7%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沟通或“不清楚”。从调查统计结果看党群关系的主流是健康、和谐的。这表明基层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基层党组织建设状况总体上同肩负的责任是相适应的。

图3　调查对象与所在地（单位）党员与群众沟通情况

图4　调查对象与所在地（单位）干部与群众沟通情况

2.党群关系紧张不容忽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就“您有没有与干部争吵过”问卷调查选项中，在223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有过争吵”的73人，占32.74%；回答“没有争吵”的150人，占67.26%（如图5）。就为何“与干部争吵过”的被调查者看，因“农村集体经济问题”而“与干部争吵过”的占到23.36%；因“干部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问题”和“农村医保、低保等社会保障问题”而“与干部争吵过”的分别占到19.16%，排在前三位。就“您有没有信访或上访的经历”调查选项中，在223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有过”的59人，占26.46%；回答“没有过”的164人，占73.54%。就为何“信访或上访”的被调查者看，因“干部不为群众办实事”而“信访或上访”的占到29.85%，排在第一位；因“干部侵犯群众利益，与民争利”而“信访或上访”的占到24.63%，排在第二位；因“土地征用或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而“信访或上访”的占到20.90%，排在第三位。结合农村实际，从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分析看，一部分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农村征地补偿问题、房屋拆迁与安置问题等等，制定和执行政策、措施不当，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方面的上访案件也在增多。这些问题有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积累的问题，有些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在个别地方已经演变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一部分群众对基层地方党委政府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不满情绪增加，甚至产生了对立情绪，这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

图5　调查对象是否与干部争吵过的调查选项

图6　调查对象是否上访过的调查选项

3.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来自多方，但主要在于党员干部

就调查对象对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主要因素看法的多选项目的调查结果看，选择“党员干部与群众缺少交流和沟通”的106人次，占20.35%；选择“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差，不能带领群众致富”的90人次，占17.27%；选择“干部贪污腐败，作风败坏”的61人次，占11.71%；选择“干部不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的103人次，占19.77%；选择“上级政策不符合基层实际”的47人次，占9.02%；选择“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村级债务问题）”的32人次，占6.14%；选择“群众的整体素质偏低，缺乏大局意识和法制意识”的54人次，占10.36%；选择“群众经常信访、上访”的20人次，占3.48%；认为“其它”因素的8人次，占1.54%（如图7）。其中，选择“党员干部与群众缺少交流和沟通”的占到20.35%，排在第一位；选择“干部不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的占到19.77%，排在第二位；选择“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差，不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占到17.27%，排在第三位；选择“干部贪污腐败，作风败坏”的占到11.71%，排在第四位；选择“群众的整体素质偏低，缺乏大局意识和法制意识”的占到10.36%，排在第五位。从图7的数据分析结果和排名看，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主要因素来自于党员干部和群众两个方面，但党员干部方面的因素是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方面。

图7　调查对象认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主要因素的多选项目

4.构建和谐党群关系应采取多项措施，而提高群众收入最为关键

就调查对象认为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关键的多项选择项目来看，选择“提高干部的收入，让他们安心为群众办事”的69人次，占11.96%；选择“给群众说话的机会和途径，建立干群对话机制”的106人次，占18.37%；选择“大力发展经济，帮助群众提高收入”的129人次，占22.36%；选择“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和制约，严惩不称职和贪污腐化的干部”的101人次，占17.50%；选择“加强干部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的88人次，占15.25%；选择“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增强群众的大局意识和法制意识”的74人次，占12.82%；选择“其它”的10人次，占1.73%（如图8）。其中，选择“大力发展经济，帮助群众提高收入”的占到22.36%，排在第一位；选择“给群众说话的机会和途径，建立干群对话机制”的占到18.37%，排在第二位；选择“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和制约，严惩不称职和贪污腐化的干部”的占到17.50%，排在第三位；选择“加强干部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的占到15.25%，排在第四位；选择“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增强群众的大局意识和法制意识”的占到12.82%，排在第五位。从图8的数据分析结果和排名看，构建和谐党群干群关系应采取多项措施，但提高群众收入最为关键。

图8　调查对象认为构建和谐党群干群关系关键的多选项目

（二）基于访谈选题的分析

密切党群关系是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当前的时代背景；既有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有基层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既有体制原因，又有主观因素。从农村基层党群关系来说，不同的访谈对象，看法不尽相同。

1.从乡镇干部的诉苦中反映出的党群关系现状

在与某乡镇干部聊天时，当被问及在乡镇工作的最大感受时，回答是“忙，除了忙还是忙”，“压力很大”。这位干部说：“要问中国哪一级行政干部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概念，那就是乡镇干部。”当被问及“（乡镇干部）主要在忙些什么”时，他表示，随着中心工作走，跟着上级任务忙，围着检查考核转。以前乡镇最难最忙碌的中心工作有两项：计划生育和催粮缴款。如今催粮缴款的任务已经解脱，现在计划生育是乡镇最难，也是最忙碌的中心工作。除了中心工作外，乡镇还有许多阶段性的工作。中心工作加之应付各种会议文件、检查考核，乡镇党委和政府也在完成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并为此耗费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当被问及“群众工作好做吗？如何做群众工作”时，这位乡镇干部说，农业税取消后，乡镇管的少了，干群接触不多，矛盾也不多，但管得太少，农民也就成了“没有笼头的驴”，干部下去做工作，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对着干，争吵在所难免。群众工作难做呀，比登天还难。显然，从某乡镇干部对农村和群众工作“忙”和“难”的诉苦中，反映出目前农村基层党群关系虽然是正常的，但在压力型体制^[3]下乡镇干部在处理与群众关系中的两难：一方面有来自上级（县级党委和政府）的任务“忙”的压力，另一方面，在乡镇对村级管理事项不多情况下，加之农民维权意识和利益诉求的增强，使得乡镇干部也面临如何处理和协调其与群众关系的“难”的压力。这两种压力都有可能使乡镇干部“被免职”。

2.从乡镇站所人员的无助中反映出的党群关系现状

在与某乡农技站的一位技术人员访谈中，问及他对自己工作的看法和基本情况时，他的回答是“工作好几年了，编制还没解决”，“待遇低，一月几百块”，“好像政府不重视”，“没啥意思，都不想干了”。通过与他的谈话看，发现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职能转变较大，但乡镇站所人员的工资没有全部纳入财政统发，加之自身业务收入又少，工资难以正常按时到位，由于编制、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无疑阻碍了农民和市场关系的形成，乡镇各站所根本无力承担法律赋予其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为村级组织服务的职能，这使农村经济发展中家庭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的矛盾，不能通过乡镇站所提供的服务而及时得到有效的解决，影响了乡镇站所为农民群众服务的实际效果。农民因此也会将此归结为乡镇干部的不作为。这尽管不能直接影响党群关系的总体和谐，但也会成为诱发党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因子。

3.从村级干部的牢骚中反映出的党群关系现状

在与一些村干部交谈中，当被问及“对于村内的一些公共事务和涉及本村发展的重大事项，最终是如何决定的”时村干部的回答是，一般要把这些重要的事务和本村发展的重大事项报到乡镇党委和政府，乡镇党委和镇政府认为合理、可行，我们就贯彻执行，如果认为不合理，就被搁置。村里一般是按照镇党委和镇政府的“意思去做”，没有自主发展的权力。对于镇上每年下达的指标和各项任务，被访谈的村干部都表示，“只能无条件贯彻执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见，在村级组织实际运作中，一些乡镇政府仍然习惯于将村委会作为政府内部机构来管理，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村庄事务，干预村委会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改变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甚至使村委会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直接插手村级集体经济事务的处理。这使得农民群众把对村级组织自主权的缺失直接归咎于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官官相护”，“当官不为民办事”，使得农民群众对乡镇和村级组织的信任度下降，尽管不会影响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大方向，但党群关系无疑受此影响而会逐渐疏离。

4.从普通村民的唠叨中反映出的党群关系现状

作为调查个案的某村，处于山区，交通不是很便利，与外界的联系相对闭塞，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教育和文化水平较低，再加上村里的配套设施很不完善。在与该村村民交谈时，该村村民认为，现在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基本上是乡里指定的”，我们村的支书“已经当了十多年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有文化的也不愿意干这事。村里也没有什么事，也谈不上“自主权”。“村支书和主任一个人（一肩挑），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完全按“上面（乡镇）的意思”去执行。既然是“上面的安排”，怎么可能为我们（农民群众）“办事”。这反映出在一些村级党组织的换届选举中，乡镇党委不仅可以推荐村党组织书记候选人，而且由镇党委提名的村党组织书记候选人，落选的可能性很小。乡镇党委间接控制村委会，有可能使得村级组织有序运行，但也有可能使村委会附属行政化，导致“村治”中处理村庄事务行政化倾向明显，自治职能不足。农民群众有可能对村级组织由于不信任而自行其事，这样一来，村级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会若即若离，农村党群关系虽然不会因此而紧张，但也会使得农民群众“各干各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对密切党群关系显然不利。

四、甘肃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改善途径

从当前面临的特殊环境看，我国正处于重要机遇期、矛盾凸显期和急剧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群关系中由此也出现了不利于和谐发展的现象，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新形势下甘肃农村基层党群关系也必然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构建和创设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改善途径，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处理，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感，始终如一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第一，坚持群众路线是甘肃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一是要了解民意、体察民情。积极利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科研院所的调查与研究，真正了解农民群众所思、所想、所需，对农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做到心中有数，从中把握农民的思想动态,及时排查和发现矛盾和问题的苗头，始终把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遇到农民超越现行政策的情况，不要采取高压政策和强制措施，而是要先调查研究、具体分析，然后慎重分析、处理。三是要切实解决农民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通过“双培双带”，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把基层党组织的创先争优活动体现在带领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上，体现在增强党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上。这样一方面破解了农村发展的难题,夯实了农村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使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先进的技术推广起来,加快了农业产业化的步伐。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甘肃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一是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结合甘肃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采取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引导和扶持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开发，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服务功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运行机制，培育农民中介服务组织，使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紧密结合。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相结合，优化投资结构，集中力量加快水利、农电、乡村道路、人畜饮水、生态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在农业科技体系和机制创新、技术推广、新成果引进、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建设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四是加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优化内部品种结构；积极育林果、畜牧支柱产业；围绕农村支柱产业建设，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运销和饲料加工为主的农村三产业，以龙头企业和基地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五是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革和完善农业投融资体制，逐步建立依靠市场、依靠群众、依靠政策的多渠道、多层次投入的融资新机制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投资管理体制。

第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甘肃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一要协调好农村各阶层利益关系。认真考虑和兼顾农村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尤其要首先考虑并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最根本利益，通过调整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以达到不同利益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目的。二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紧紧围绕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改变现在的简单化模式，贴近农民群众的实际，探索多种有效的活动载体与组织载体，在方法上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思想教育工作引向深入，充分发挥其作用，密切党群关系。三是提高党的政策工作能力。制订适合本地的政策，保证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及时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强对方针政策的学习和研究，以获得对有关政策的正确理解，从而确保行动的正确性。四是提高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即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增强领导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五是完善党员干部的任用与考核机制。在乡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中引入竞争机制，将那些热爱农村，了解、熟悉农业，愿意为群众办事，真正有本事的人选到领导岗位上；要保障党员和农民的民主权利，由他们直接选举出自己所信赖的领导人，对于群众们的选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支持。

第四，健全和完善农村各项制度是甘肃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保障。健全农村各类规章制度，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保障。一是规范完善村级各项工作制度。落实村“两委”班子联席会议、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制度；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干部离任审计、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党员管理制度，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年度目标管理制度、支部书记任期目标责任制度、外出党员管理制度、党员教育制度、组织生活会和“三会一课”制度等，使农村各项工作都能有章可循，有制可依。二是建立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各乡镇党委每年年底都要对农村干部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民主评议，分别由党员、村民代表和“两委”班子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测评，确定出优秀、称职、不称职。对优秀村干部，在各种争先创优活动中进行大张旗鼓地表彰，树立正面典型；对评议不称职票超过半数的村干部，各乡镇党委要及时派人找其谈话，找出薄弱环节，帮助其改进工作。三是实行村级干部规范化管理。推行农村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客观公正、奖罚分明的农村干部工作评价体系。四是加强村民自治和乡镇政务公开，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切实保护农民的选举权与监督权，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五是理顺政府之间条块关系，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将基层政府管理具体经济活动的职能剥离出去，减少事权，变主导型为服务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政策引导、社会管理等方面。

第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是甘肃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一要尽快制定出台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规范调整农村新的各种社会保障关系，依法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运行。二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制，明确政府责任，积极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保障模式,逐步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机构的设置、政策的配套、标准的统一等，以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效益。三是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国家加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投入，研究制定农村社会保障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具体措施，将甘肃省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范围，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社会、农民、共同负担的农村多元化社会保障机制。四是完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灾后保险救助制度，加快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实现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全覆盖，最大限度地解决外出打工农民的医疗保障。

第六，提高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是甘肃农村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重点。通过教育改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提升农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加强农民群众对党的感情，促进党群关系的融洽。一是以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为依托，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民培训。针对农村的实用性技术技能和不同群众的需要，做到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相结合。二是依托多种载体，拓展培训功能，提高培训效果。充分发挥农业信息网的培训作用，通过大力实施网络延伸工程，不断增强服务功能。三是注重发挥农业示范基地、能人大户的培训示范作用。通过他们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新技术、新品种的普及推广，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四是深入实施科技普及工程。邀请高校、农科院的农业专家深入到农村开展畜牧养殖、小麦冬前管理、中草药标准化种植技术等培训。

（课题组成员：霍晋涛　王　霖）

【注释】

[1]祝灵君：《党群关系的内涵及表现》，《学习时报》，2005-08-25。

[2]赵文禄等：《党群关系建设概论》，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3]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命令任务而构建的一套把行政命令与物质刺激结合起来的有机组合，“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将“各种经济发展任务和财税利润指标进行量化分解，从县到乡镇，再到村甚至每个农户，层层分解下达。完成这这些任务和指标是评价每个组织和个人的“政绩”的主要标准，进而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压力型体制“使乡镇政权成为国家政权组织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的最后承担者，也必然使得基层政权产生角色冲突”。一方面，它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联处于脱节的结构中，这种脱节导致了基层政权的政治功能——它的代表性地位的萎缩，这不仅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整合与秩序，同时又妨害了国家目标与社会目标的连接，基层政权的工作效能亦受到危及。另一方面，基层政权本身的角色变化——经济（经管）与公共（行政）的混合，税费与利润的混合，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使其与社会其他部分形成利益竞争或冲突关系。详见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