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自然的直接的态度，与对生活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对...

但是清醒的生活之这种最一般的特征，只是在现在才成了使对这种生活的实行方式进行可能的区分借以成为可能的形式的框架，尽管这种生活在所有情况下都预先给定了世界，而且在这个地平线中给定了存在着的对象。我们还可以说，这就形成了我们借以对世界并且对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保持清醒的那些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自然的通常的方式——它不是出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出于本质的原因而绝对必须先于其他的方式——，就是直接地指向当时给定的对象的，因此是进入到世界地平线中的生活之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并且具有通常的连续的恒久性，具有一种贯穿于全部活动的综合的统一性，这种直接指向各个被给予对象的通常的生活表明，我们的全部兴趣都在对象中有其目标。预先给定的世界是一种地平线，它以流动的经久的方式包含着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的全部目的，不论这些东西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正如一种意向的地平线意识预先就潜在地“包含着”这些东西一样。我们这些主体，在通常的连续的统一的生活中，对于超出这种地平线之外的目标一无所知，我们甚至连可能有与这样的目标不同的目标的想法也没有。我们还可以说，我们全部理论的和实践的主题，始终存在于生活世界的地平线，即“世界”的通常的统一性之中。世界是一种普遍的领域，我们的全部活动，体验的活动，认识的活动，行为的活动，都是指向它的。一切感受都是从这个普遍的领域，从总是已经给定的诸对象产生的，而且总是将自己变成行动。

但是在对世界的意识中，还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清醒生活。它可能存在于一种突破平淡生活的正常状态的，有关世界的主题意识的变化之中。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下面这样一种情况，即一般来说，这个世界，或更确切地说，诸对象，不仅仅是以这样的方式预先给予我们大家的，即我们将它们作为它们的诸特性之基体而简单地具有它们，而是它们（以及一切被认为是存在的东西）以主观的显现方式，以被给予性的方式，被我们所意识，而我们并没有特意地注意到这种情况，事实上我们通常甚至对此毫无所知。现在让我们将这种情况形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兴趣方向，让我们确立一种关于给予方式的“如何”的和关于存在者（Onta）本身的前后一贯的普遍的兴趣。但关于存在者的兴趣并不是直接地指向存在者本身，而是将存在者作为它的给予方式的“如何”之中的对象而指向它的。而且这种兴趣正是按照唯一的并且是经常的兴趣指向确立的，即指向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统一的普遍的有效性，即世界，这个世界，是如何在诸相对有效性、诸主观显现、诸意见的变化中，为我们而成立的。也就是说，指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关实在的，即现实地存在着的对象的普遍存在的，普遍地平线的这种恒常的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对象中的每一个，即使是作为直接存在于这里的东西按照其特殊性被意识到的，也只是按照对于它的诸相对的理解的变化，按照它的诸显现方式和有效性样式的变化而意识到的。

在这种按照由特殊的意志决定引起的新的连贯性进行的全面的兴趣转变中，我们发现，我们不仅得到了许多从来没有当作主题研究的个别事物的类型，而且得到了许多从来没有当作主题研究的，处于不可分割的综合整体之中的综合事物的类型。这种综合的整体由于意向上延伸的地平线的有效性而不断地产生出来；而地平线的有效性则以对存在的证实的确定的形式，或否证的消除的形式，以及其他样式化的形式，彼此相互影响。在其中我们能够获得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从来没有作为认识的任务觉察到和把握住的东西的那种综合的整体性所固有的东西就是普遍地进行着的生活，在其中，世界作为对于我们来说，总是处于流动着的特殊性之中的世界，作为总是“预先给予”我们的世界而实现的；或者换句话说，在这种综合的整体性中，我们现在第一次发现了世界作为被综合地联结起来的成就之可研究的普遍性的相关项，在它的存在结构的整体性中，获得了它的存在意义和它的存在有效性，并且发现了它获得这些东西的方法。

然而这里我们不必进行详细解释，不需要深入到所有那些在这里可能成为主题的东西之中。对于我们来说，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区分两个方面的题材范围，将每一个方面都看作是一个普遍的题材范围。

自然的生活，不论是前科学上还是科学上感兴趣的，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感兴趣的，都是在非主题的普遍的地平线之中的生活。这种地平线就其自然状态而言，正是始终作为存在者而预先给定的世界。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平淡地生活时，并不需要“预先给定”这个词，关于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现实的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提示。一切自然的问题，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目标，作为主题，作为存在物，作为或许存在的东西，作为大概可能的东西，作为有疑问的东西，作为价值，作为计划，作为行为和行为的结果等等，都与世界的地平线中的某种东西有关。即便是假象，非现实的东西，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以某种存在样式表示特征的东西，毕竟又都是与真正的存在有关联的。世界甚至预先就具有意义：它是“真正”存在着的现实东西的全体，不单是被以为的，可疑的，有问题的现实东西的全体，而且是真正现实东西的全体，这些现实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只是在对有效性的经常的修正和改变的运动中，才对我们具有其现实性——作为对于理念的统一之预期才有其现实性。

但是我们不想讨论这种“直接进入世界中生活”的方式，而是尝试在这里进行一种一般的兴趣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正是世界的“预先给予”这个新的词变成必需的，因为它是关于预先给予之方式的这种虽有不同指向却仍还是普遍的课题范围的称谓。就是说，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给予方式的，显现方式的，内在的有效性样式的主观变化，这种主观的变化持续地进行着，不断地综合地结合到流动之中，这样就产生出关于世界之直接的“存在”这种统一的意识。

在生活世界的对象之中我们也发现了人，人以他们的全部的人的行为与活动，工作与痛苦，借助他们各自的社会联系，共同地生活于世界地平线之中，并且知道自己是在世界的地平线之中。因此，对于所有这些，现在也应该一起实行一种新的普遍的兴趣转变。一种统一的理论兴趣应该仅仅指向主观东西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世界由于它的被综合地结合的成就之普遍性，终于成了它对于我们的直接的此在。在自然的通常的世界生活中，这样多姿多彩的主观东西不断地进行着，但是它在这里仍然经常是而且必然是隐蔽的。怎样，以什么方法，才能将它揭示出来呢？它能够被证明是一个理论上首尾一贯地进行的特殊研究的自身封闭的领域吗？这个领域展示为最终起作用的，有成就的主观性之全体的统一，这种主观性能说明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自然的生活的地平线——的存在。如果这是一项合理的、必须的任务，那么实行这项任务就意味着创造一种特殊的新的科学。与所有迄今设计的客观科学，作为建立在这个世界基础之上的科学相反，它是关于世界的预先给予性之一般的给予方式的科学，因此是关于使这种预先给予性成为每一种客观性之普遍基础的东西科学。以上所述同时还意味着创造了一门有关最后根据的科学，一切客观的奠立都从这些最后的根据吸取其真正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来自这些最后根据的最终的意义赋予。

从对于在康德和休谟之间发生的疑难问题的说明而来的从历史上说明动机的我们的途径，现在向我们提出这样一种要求，即阐明预先给予的世界是一切客观科学，当然也是一切客观实践的普遍的“基础—存在”；因此导致要求那种关于预先给定这个世界的主观性的新式的普遍的科学。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怎样才能满足这项要求。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那初看上去似乎是有帮助的第一步，那种我们必须借以摆脱一切被当作有效性基础的客观科学的悬搁，已经绝对不够用了。在实行这种悬搁时，显然我们仍然继续站在世界的基础上。现在世界被还原为前科学地对我们有效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我们并没有将由科学而来的任何知识用作前提，而且这些科学只许作为历史事实来考虑，对于它们的真理性我们并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但是我们将兴趣转向前科学的直观的世界对它进行观察，并注意它的相对性，这在这方面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对于这类事物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依然属于客观的研究范围，也就是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历史学家必须重新构造他们每一次研究的诸民族和诸时代的变化着的生活的周围世界。尽管如此，预先给予的世界仍然作为基础而有效，而并没有被转移到作为独特的普遍的关联的纯粹主观东西的领域，而现在所涉及的正是这种纯粹主观东西的领域。

即使我们将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最后将整个空间时间的世界，在统一的系统概观中当作主题，而且是在经常注意到处于其纯粹事实性中的特定的人的、特定的民族的、特定的时代的周围生活世界的相对性的情况下，情况也仍然一样。很显然，以上所述不论就以对相对的空间时间的诸生活世界重叠综合形式进行的这种世界的概观而言，还是就对一个这样的生活世界个别地进行概观而言，都是适合的。对于这个世界，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考察，然后在更高的阶段上，是一个周围世界一个周围世界地考察，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地考察，每一个特殊的直观都是一种存在的有效性，不论是以现实性的样式，还是以可能性的样式。每一种直观从一开始就总是已经假定有客观的有效性的其他东西，对于我们这些观察者来说，直观就总是已经假定世界的有效性这种普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