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怀疑论的背理之处隐藏的真正哲学动机是动摇客观主义。

让我们停留片刻来考察一下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休谟的《人性论》（与它相比《人类理解研究》却大为逊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笛卡儿的无前提的彻底主义，为了将真正的科学认识回溯到有效性的最后源泉，并由这些最后源泉出发将它们绝对地建立起来，要求将考察指向主观，要求回归到处于其内在性之中的进行认识的“我”。不管人们怎样不愿承认笛卡儿认识论的思想进程，却再也不能避开这种要求的必然性了。但是笛卡儿的这种步骤能够改善吗？在受到怀疑论进攻之后，他要绝对地奠立新哲学的理性主义目标还能达到吗？数学和自然科学接连不断的大量发现预先就有利于对此作肯定回答。因此那些通过研究或学习而参与到这些科学之中的人，预先就已经确信，它们的真理，它们的方法，本身就具有最终效力和典范的特征。现在经验主义的怀疑论揭露出，在笛卡儿的基本研究中已经以未展开的形式存在的那些东西，即有关世界的全部认识，前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谜。当人们通过将必真的自我解释为心灵，将原初的自明性理解为“内知觉”的自明性而回溯到必真的自我时，是很容易照笛卡儿的方法行事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比洛克借助于“white paper”（白纸）示例说明被分离出来的心灵的，以及在其中内在地发生的事件的，即心灵之内生成的实在性，并因此将这实在性自然化的方式，更明白易懂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避免贝克莱和休谟的“观念论”并且最终避免具有其全部背理之处的怀疑论吗？这是一种多么自相矛盾的情况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削弱迅速发展的、其本身成就不容否定的、精密科学的固有的力量，和对于精密科学真理的信念。然而只要人们考虑到它们是进行认识的主观所产生的意识成就，它们的自明性和明晰性就变成不可理解的背理的东西了。在笛卡儿那里，内在的感受性产生世界的图像，这并不引起反感；但是在贝克莱那里，这种感受性产生物体世界本身；在休谟那里，这整个心灵及其“印象”与“观念”，以及属于它的力量（被认为与物理力类似）和它的联想定律（作为引力定律的类似物!），产生出整个世界，世界本身，而绝不只是图像，——当然，这种产物仅仅是一种虚构，一种内在的规整的，并且实际上非常模糊的表象。这对于合理科学的世界以及模糊的经验（experientia vaga）的世界同样都是适用的。

尽管有这种由于这些前提的特点而产生的背理之处，但是在这里就不可能感觉到一种隐藏的必然的真理吗？在这里不是显示出一种判断世界的客观性及其整个的存在意义，以及相关联地判断客观科学的存在意义的全新方式吗？这种全新的方式并不反对客观科学本身的正当性，而是反对它们的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要求：即要成为绝对真理的要求。现在人们终于有可能并且一定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这些科学中是一直被完全置之不理的——，即意识生活是具有成就的生活，是成就着存在意义（正确地或错误地）的生活；意识生活固然是作为感性直观的生活，但更是作为科学的生活。笛卡儿并没有深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感性的世界，日常生活的世界，是感性的思维活动的思维对象一样，科学的世界是科学的思维活动的思维对象。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他所陷入的循环论证：当他证明上帝的存在时，就已经预先假定了进行超越自我的推论之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本来只有通过这种证明才能建立起来。下面这种想法他是绝不会有的，即整个世界本身可能是从以多种多样方式流动着的思维活动的普遍综合中产生出来的思维对象；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的思维活动之理性的成就，对于科学世界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这样一种思想现在不是由贝克莱和休谟提出来了吗？——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即这种经验主义的背理之处仅仅在于某种被信以为真的不言而喻性，由于这种被信以为真的不言而喻性，内在的理性预先就被排除了。从我们的批判描述的观点来看，由于贝克莱和休谟将笛卡儿的根本问题复活，并加以彻底化，就使“独断的”客观主义极大地动摇了：不仅动摇了激励着当代人的数学化的客观主义（这种客观主义实际上将一种数学的—合理的自在归之于世界本身，我们在我们的或多或少完善的理论中对这个自在加以摹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地摹写），而且动摇了在数千年间一直起支配作用的一般客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