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高元贵院长

缅怀高元贵院长

中国地质大学离休教师　王觉生

2012年是中国地质大学60华诞。在60年中，学校经历了发展、曲折、再发展的过程。高院长在校工作18年里，为推进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作出特殊的贡献。

高院长一贯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教师主导，精心治校”的理念和“正直无私，廉洁奉公，关心群众，艰苦奋斗”的好思想、好作风，深受大家的拥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把这种治校理念和崇高精神，发扬光大，踏着前人开拓的道路，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人才强校，奋勇前进，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

一、地质测量工作与编写综合地质基础课

1958年，学校大力开展勤工俭学，以自组生产队承包国家地质勘探任务为主，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队正在全国15个省、市开展普查找矿及1∶20万和1∶5万地质测量工作时，高元贵同志调任学校党委书记和院长。他一上任，就通过多种渠道，经常浏览各队寄去的小报，了解各队的生产和教学情况。

到1958年9月，为响应中央“大办钢铁”的号召，学校又把二年级学生派往各队参加地质找矿工作。然而，他们只学过普通地质学就参加普查找矿，这让他们感到很困难，同时也反映出室内理论教学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革。为使二年级同学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全校师生在高院长的主持下，对如何编写综合地质这门新课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各生产队积极响应号召，我院从多方面提出编写综合地质课的提纲和要求。山东大队一些教师经讨论认为：编写综合地质这门课不应在普通地质学基础上修修补补，应当打破旧框框，适应地质找矿工作需要，并列举了学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针对测制地质剖面、填图路线间距、定点观察描述要求、矿点检查技术要求、淘沙操作技术、取金属量透过腐殖层出现的各种问题，说明了应如何编写综合地质这门课的内容，并以《打破旧框框，教学大革命》为题，刊在山东大队主办的《泰山》小报上。后来，院刊转载了这篇评论，受到高院长的重视。他认为这对编写综合地质这门课是个促进，并要求编写组阅读《泰山》小报这篇评论，汲取山东大队的意见，并组织相关教师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又专设综合地质基础课教研室，于1959年为全院各专业低年级学生开出了综合地质基础课。

为了发挥普查系（后改名地质系）的优势，学校党委决定：从1959年以后，把承作北京、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市）地质厅（局）1∶20万和1∶5万区测及找矿任务，全部由普查系师生担任。高院长很关心这件事，多次指出：要把生产与教学、科研结合起来，要重视质量与数量的关系，把提高质量放在第一位。我系各队从1959年开始，在生产劳动中坚决贯彻执行高院长的重要指示。接着，由于“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我系出现了连续3年困难时期。我系各生产队在院党委的领导下，从1959—1964年，遵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了各队生产任务，并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发愤图强、勇挑重担，笑对饥肠、艰苦奋斗，质量第一、精益求精，师生协力、教学相长，战胜了生活上和物质条件上各种困难，不只为国家提交了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27幅1∶20万区测报告，完成了北京地质局的1∶5万区测任务，为后续的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实践中探索了生产、教学、科研三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新路子，总结了新经验，为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发展谱写了新篇章。

二、贯彻《高教工作六十条》探索和总结教改经验

从1959—1965年，我系在高元贵为首的党委会和院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以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针，按照《高教工作六十条》的要求，贯彻以教学为主，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探索了新时期教学改革的新经验。

1961年，毛主席在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不利于培养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我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高院长亲切指导下，在教学工作中积极探索和总结“少而精”、“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教改经验。岩石教研室鄂莫岚和矿物教研室陈代璋两位年轻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以“少而精”为指导，抓重点、难点，精心组织每堂课的教学内容，把课堂讲授与课外指导学生自学结合起来。他们以“启发式”改革教学方法，用提问题和讨论等方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的教学经验，受到高院长的重视，并要求他们书面作系统总结，在全院进行交流。

地质系地质学专业11641班，作为院的典型进行教学改革试点，要求教师以“少而精”改革教学内容，以“启发式”改革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院长经常率领教务处陶世龙、袁宝华等同志参加试点班的活动，总结经验，指导全院的教学改革工作。

但是，校内某些院系领导人不大赞成高院长教学改革的做法，认为这是只抓业务，不问政治。然而，高院长胸襟开阔，不予理会，依旧深入在地质系，不分昼夜地参加地质系和教研室的有关会议，坚持把教学改革进行下去，直至1966年4月28日召开的党委会上，还把教学改革重点确定为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材的建设，把教学内容的改革落实到教材建设上。后来，因为十年浩劫，教学改革被迫停止了。

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相结合

高院长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教重于言教，身教与言教相结合，反对说大话、说空话；坚持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与问题，有针对性地、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反对生硬、粗暴和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做法。他的这些要求和做法，学校广大师生都有切身体会，不少师生受到他的谆谆教诲而终身受益，永远怀念我们的高院长。

1964年5月，地质系副系主任池际尚曾组织单文浪、沈锡昌等教师讨论研究了当年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改革的问题，提出3点要求：①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言教身教，以身作则，教学相长，在实习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②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实事求是，勤于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苦练过硬的本领；③教师挑“两副担子”，结合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各种思想问题，既教书又教人，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池际尚把上述要求向高院长汇报后，高院长认为这些要求很好，并把它列入全院实习的教改要求，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创造新经验，组织了当年各类实习队。

在汇报完实习要求以后，高院长又问池际尚：郝诒纯的爱人早已解决入党问题，她怎么至今没有解决入党问题？高院长深切地关怀着郝诒纯教授的政治生命，希望池际尚同志做点工作，帮助她早日解决入党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进行实习的过程中，我和曹添、徐乃和随同高院长到周口店、坨里、唐山赵各庄检查教学实习情况。在听取周口店实习领队指导教师沈锡昌汇报时，沈老师受当时“突出政治”的影响，就先讲思想政治工作，后讲师生实习情况。高院长听后严肃指出：你先讲思想政治工作，后讲实习业务工作，就成了空中楼阁，这样做是不对的，要先讲业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后边讲，才体现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业务工作进行，才是有的放矢、强有力的。

高院长每到一个基地，都要给师生作形势报告，还到现场实地检查，了解学生在实习中的情况和问题，多次提出在野外实习中要使学生建立地质思维，要大家勇于实践，苦练本领，并要求指导教师结合实习的业务活动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教书又教人，不断创造出教书育人的新经验。

王鸿祯教授身处逆境，潜心教学，苦心编写了一本高质量的《地史学教程》。高院长连续几个夜间读完这本教材，并随处称赞，为这本教材叫好。高院长多次同王鸿祯教授促膝谈心，鼓励他继续钻研学问，追求真理，著书立说，取得更大成就。后来，几经周折，终于为王鸿祯教授彻底落实了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王鸿祯教授曾担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他和广大教职工一起把武汉地质学院推进到新时期，为后来成立中国地质大学在武汉和北京两地办学，作出了新贡献。

为充实和提高教师业务工作水平，高院长亲自为全校教师学哲学、用哲学进行辅导，一些教师获益匪浅。程光华教师应用辩证法给学生主讲高等数学，把一门死板枯燥的数学课讲解得活灵活现，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深得高院长的赞赏。

1965年，为使我院机关革命化，高院长在亲自组织和主持我院机关科室负责同志参加的会上，听取各系系办主任有关深入基层的意见。大家和风细雨，对我院机关科室提出许多有关联系工作手续繁杂、需要改进的意见。高院长最后指出：各科室要认真研究，改进机关工作，深入下去，努力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服务。这是学校历史上少有的事例，也是发动下层提意见，促进上层改进工作的范例。

高院长待人处事既严肃又亲切，我深有体会。三年困难时期，他想方设法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筹办芦台农场，垦植校内苹果园，要求食堂设法保质保量供应食品，花费了很大精力来改善师生员工生活。那时候，办公用品奇缺，他要求院系各单位一律利用一些剩余的旧文件、报告油光纸的反面油印校内的文件、报告。地质系有一次曾用山东队剩余的一些好纸油印了期中教学检查报告，送给高院长。他一看是好纸油印，当即批评我：“为什么用好纸？哪里来的？”要我把好纸统统上交校办。那时，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困难，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可佳，地质系党总支和系办的同志以及教研室的教师，仍旧经常利用晚上开会或工作到深夜。高院长也常和我们一起在夜间讨论相关问题。那时，我住在西城三里河，会后，高院长总是要我搭乘他的小车回家。高院长那种不论专家、教授和一般员工，一律平等相待，关心同志、谆谆教诲、以理服人的高尚品格，我至今难以忘怀！

四、在迁校曲折过程中新建武汉地质学院

高院长在学校曲折发展中，急流勇进，再立新功。学校历经“十年动乱”，再加3次迁校，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组织解体、人心涣散的局面。在难以处置“烂摊子”的情况下，国家计委地质局军代表王乐天与高元贵同志谈话，请他出来主持地质学院工作。那时，池际尚、郑伯让和我正在武汉办学点组织三年制地质学和地质力学两个专业工农兵学员的学习。高院长先到武汉办学点了解情况，跟我们交谈。郑伯让说：“高院长急流勇进，学校有希望了。”高院长说：“军代表找我谈话，我提出，要给我主持工作的决定权，军代表表示同意。我试试看，不行，再急流勇退。”后来，高院长又到丹江和江陵办学点了解情况，调查研究。1972年12月27日和28日两天，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革委会先后批准高元贵同志任湖北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上任不久，急流勇进，顶风提出学校过于分散，不宜开展工作，经党委研究决定，撤销丹江办学点，使教职工集中在原北京地质学院校址、武汉地校（湖北地院教学点）和江陵校本部，即所说的“三点集中”。后来，绝大部分教职工集中在原北京地质学院校址，恢复了学校的系处、科室行政机构，恢复了党的组织机构。

从1973年开始，高院长狠抓“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落实政策。他广泛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组织专案组内查外调，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给所有受害者彻底平反，落实了政策。

同时，高院长提出江陵平原地区不宜办地质院校，而后湖北省同意另选校址。他亲自率领以地质系教师为主的调查组重选新校址。为了迁至有利于地质学院发展的地方，他们在湖北省内曾到过广水、孝感、黄石、大冶、蒲圻、咸宁、武昌等地、市调查，几经周折，否定了江陵的湖北地质学院。1974年7月27日，经湖北省革委会批复：同意在武汉市建校；1974年12月28日，湖北省革委会批复：同意湖北地质学院改名为武汉地质学院。

从1975年开始，学校一方面在武汉南望山—喻家山南麓新建学校，一方面临时借用湖北教师进修学院、华中农学院、武汉地校3处部分校舍办学。那时，高院长也常去地质系进修办学点跟我们谈国内形势，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系领导和教师向高院长学习，以安定团结为重，耐心说服工农兵学员，按计划、井然有序地进行教学工作。

其间，高院长曾作为所谓“反迁校”的代表人物，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来离职回家休养。1976年7月28日，我系师生正在唐山迁安一带开门办学，经历了唐山发生的7.8级大地震。我双脚受伤，回京疗养。伤好后，由我负责地质系北京留守工作，我顺便每月替高院长领取工资给他送到家中。他依旧关心着地质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向我问长问短。粉碎“四人帮”以后，高院长调国家地质总局（后改为地质矿产部）担任顾问，我到地质干部学校（后改名地质干部学院）工作，去地矿部联系工作常遇见高院长，他总是把我叫到办公室了解北京研究生部的情况，关心学校的变化和发展。

今天，中国地质大学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发展成为两所全国重点大学，我们怎能忘记高院长在学校最困难、最关键阶段打下的基础和特殊的贡献。高院长早已离开了我们，而他的办学理念和高尚品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