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

1.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

国家介入甚至直接参与和干预科学发展，是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的倾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更是朝着“大科学”的方向发展，成为一项国家事业，纳入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由国家动员科技队伍，投入科研经费，决定科学发展的规模、目标和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抢先在希特勒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制定了著名的“曼哈顿工程”计划，这一计划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间谍，耗费巨资，在世界上第一次造出了原子弹。美国组织的“曼哈顿”工程，标志着这种国家管理的“大科学”时代的真正来临。

科学建制国家化的大科学体制，其典型的特点是科学研究的规模大。这首先表现为科学家人数的急剧增加，而且科学研究主要以集体合作的形式完成，特别是在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上投入人数大、投入资金多，耗费的时间长。比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调集了15万科技人员，投入22亿美元，花费了整整3年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共有两万个部门和公司以及120所大学和实验室参加，参加总人数达42万人，投入资金244亿美元，历时8年，终于在1969年7月20日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梦想。⁽¹²⁾

科学建制国家化的大科学体制的另一个典型的特点时是科学成为有计划的事业。这一时期科学家已不能完全凭自己的个人兴趣选择科研课题，这一方面因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体制紧密相连，它必须按照社会需要来确定研究课题，即使是以自己的兴趣选择的课题和制定的计划，也只有在符合国家、社会的利益情况下，才会获得必要的经费资助；另一方面，大科学时代的科研题目越来越大，资金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科学家的科研活动强烈地依赖于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支持，国家也常常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定期制订和公布科研项目指南，资助科学研究项目，来引导科学家科研的方向。

国家科学作为大科学的最高形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苏联最为典型，适应苏联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在科学发展上，苏联也采取了高度国家化的体制。在学习苏联的氛围下，苏联的科学建制自然成为新中国科技体制模仿的一部分。

中国的领导者们也敏锐地意识和把握到这种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新动向。聂荣臻就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同18、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一生可以有多种发明创造。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比如某些数学理论的探索，还可以沿袭过去的方式，但是对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进行的重要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个人和单位，甚至行业和地区的力量都不够了，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行。”⁽¹³⁾因此，随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周恩来也深刻指出：“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¹⁴⁾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可见，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是中国走上“大科学”体制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