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三次转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西方科学深入认知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它包括科学向知识领域扩张后产生的知识科学化、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导致的哲学科学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向国家政治生活方向发展，追求社会政治运行过程的科学化。在20—30年代的中国，政治科学化突出地表现在从科学主义的政治哲学追求走入政治运行的具体操作过程之中；同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中，科学与反科学的斗争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与国家危机状况紧密相连。正是在一些开明士绅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推动下，科学成了一种实现富国强兵的力量。从此，科学与政治嫁接到了一起并逐渐走向深入。这不仅使得科学具有浓重的技术论和工具论色彩；而且最终演化成为一套塑造新政治生活模式的哲学架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就由此被发现。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虽然该刊宣称不言政治，但是其价值归趋显然是社会政治的变革。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到：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03)
在此，变革社会、救亡图存是陈独秀的最终关怀，思想启蒙则是他实现社会政治变革和民族主义目标的途径和手段，民主和科学则是其思想启蒙的两大旗帜。对民主和科学的这种沟通，同时也似乎为科学对社会政治变革的作用提供了根据。而当科学成了社会进步的条件和前提，科学的精神也就进一步渗入进了社会政治哲学。
在其后的《新青年》中，科学主义得到了进一步高扬，科学甚至成为反对传统、破除迷信从而变革社会的法宝。1919年，陈独秀响亮地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他说：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04)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用科学和民主拯救中国政治上的黑暗，显然是陈独秀文化变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成为新文化的权威，成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信仰，成为救中国的武器。近代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是这样试图用科学的精神实现社会文化的转换。五四时期出版的《少年中国》也明确了如下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科学改造社会、重建文化，确实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时代趋向。
可见，科学精神及其方法渗透到社会文化革新运动之中，实际上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政治变革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结的一大表征。他们提出应以科学和民主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所以要通过吸收科学的世界观进行文化变革，进而用科学和民主进行政治变革，否则，中国必将被淘汰出世界文化体系之外。也即这种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一出现，就是以挽救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危机为己任的。
20世纪20年代，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置换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为目的的中国近代政治哲学，集中在科学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上，其中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改造旧政治体系中的“人”来推动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体系的建立。这是中国近代政治哲学发展的第一次重要的转向。可以说，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是用科学来改造社会和政治的最基础的工作。胡适为此构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轮廓，那就是倡导根据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的变迁，而这一变迁正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陈独秀更是提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认为自然科学解释的是自然问题，社会科学解释的是社会问题，而人生正是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他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105)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在早期的重要体现。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其内在的困惑。
在20年代中国的一些思想家看来，用科学来改造社会人生，建立一套新的人生观体系，以向传统的人生观进行挑战，目的是服从于改造社会的需要，也是国家危机深重、社会变动剧烈、维新意识浓厚时期产生的必然现象。但是，这种用科学方法来设计人生的办法，毕竟带有极大的机械论色彩；而且科学与人生的关联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关联。无法立即满足真正的现实政治需要，更无从真正塑造一种科学化的政治人生。科学要真正成为改造人生的力量，必须依赖于制度文明的推广也需要物质文明的发展。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正是经过工业革命带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以后，才逐渐成为塑造新的人生转向的强大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开始了它第二次重要的转向，那就是在努力谋求科学技术对物质文明的推动的同时，主张“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特别是要直接用科学态度来设计社会的政治结构。
1922年5月，《努力周报》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该文的实际起草者正是当时的科学主义先锋人物胡适、丁文江等，署名者大多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及其他知名知识分子。“宣言”讨论的主要是政治变革问题，目标则是建立“好政府”。所谓好政府就是要实现政治监督、个人自由、社会福利等，并且将这些目标与当时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运行和操作联系起来。为此，该文还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三项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因为我们相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106)
杨国荣曾认为以上的政治主张是一种“政治有序化”的体现。(107)他认为，运用正当机关进行政治监督、保障社会福利，同时实行宪政以及政治公开化和计划化，无疑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科学化要求，是用科学主义渗透进政治生活过程和社会的政治领域的理想企求。这种运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政治领域的难题，被胡适具体地概括为：“认清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通过这种解决达到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108)这种运用科学及其方法来确保社会政治有序运作，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运作科学化的理想体现。
然而，尽管这种政治科学化道路的探索注重具体事物的科学向度，并内在蕴含着对万物皆有秩序的“形而上”确信；也尽管在当时政治生活处于无序状态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政治的程序化运作以及公开、计划和宪政等要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毕竟在当时由少数军阀和政客操纵政府的政治格局下，这种理想追求无疑带有许多空幻的色彩。这使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重新构筑中国政治生活的基石的企求，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困惑和迷茫，最终出现了分化和转向，以致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发展为直接提倡并实践“专家治国”论，进而演绎出一场“学者从政”热潮。这成了此前学界所提倡的“好人政府”以及政治运行科学化的实践，也是中国科学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第三次转向。
“专家治国”论实际上在“五四”以后就开始酝酿，并在“贤人政治”和“好政府主义”的提倡中有其最早的表现。早在1919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有一种将抽象的政治或“主义”具体“问题”化的倾向。(109)这一倾向到1922年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好政府主义”提倡中正式表现出来。他们明确地把当时的政治危机理解为“行政”能力的危机，又把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从政者的“能力”和“人格”方面。因此，希望通过贤人政治的道德性要求来选择“好人”，又通过专家治国论对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来构成一个“好政府”。在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丁文江颇具典型。丁文江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同时积极地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毫不犹豫地参与政治，而且这一政治主要是指行政。(110)作为一个推崇科学方法而又颇有成就的地质学家，他十分强调一个人的职业能力和责任。当然，他又把改良政治看作只是少数人的责任，带有传统的色彩。如在一篇题为“少数人的责任”的演讲中，丁文江就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起责任的能力……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来替代他们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处的境遇，都是同此前不同的。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能力。(111)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逐步向统一局面发展，这为“专家治国”论的正式登台提供了一种必需的社会环境；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提出更使“专家治国”论的推行成为可能；同时，一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官僚的成长与壮大，使“专家治国”论的主张成为使政府不能忽视的政治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治国”论正式登台亮相并成为潮流。胡适明确提出了“专家政治”的理想，借以抨击国民党的“武人政治”；他认为：“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他把治理国家看作“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为重要的技术”，所以“以一班没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是绝对办不好的，应该“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以实现“专家政治”。(112)罗隆基更是专门写了《专家政治》一文，认为：“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即使是“训政”也要请“政治上的专家”担任“政治上的教师”。(113)
有人还从学理上探讨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们认为：
科学家应当明白科学的最后目的是在使人类获得更良好的生存。……而今日的中国，已到了她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时代。触目惊心的问题，指不胜屈，……所以我们不仅应当埋头研究科学，同时还应当以这种精神去研究一切问题，走入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范围内去，苦心探讨，使我们的国防可以充实，政治可以清明，物质建设可以完成，……假定政治上社会上的一切工作，都有他们去参加，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一下，对于民族的进步，是可操左券的。(114)
以上这些思想在当时肯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致蒋介石政府甚至邀集了一大批学者和科学技术专家到政府任职。并且在30—40年代中国一度出现过一个“学者从政派”，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可谓别具风貌。早在30年代初期，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常务次长、留英科学家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前身），并提交了一份委员名单，里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包括军事外交、教育文化、财政金融、矿产资源、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专家型知识分子。提案被蒋介石采纳。正是由这个名单开始，演绎出一股“学者从政”“专家治国”的热潮。这些人以及后来的许多人，从当时的全国学术研究最高机关——中央研究院步出，走上了仕途。胡适当上了外交部长；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从政于国民政府，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行政院副院长直至行政院长等；清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蒋廷黻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李书华当上了教育部副部长；其他如地质学家丁文江、物理学家李耀邦、植物学家李顺卿、农林专家凌道扬、化学家徐善详、化学家徐佩璜、经济学家何廉等，都在政府中任职。在1933年时，国民政府中央机关12000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超过了1/3。
可以说，很多专家在这种“专家治国”的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寄托，他们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开始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少了些以往的激进主义作风。丁文江此时虽“仍然谈论受过教育的人，而他却不再提‘好人’了。他们的责任现在成了介绍现有的技术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不再去激发国家的道德复兴了。”(115)他认为统治者和官僚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枢纽，“到了30年代，他却赋予这些形式以新的意义：优秀分子变成了技术官僚，而统治者成了智囊的头目。”(116)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曾多次在国民政府中要职的朱家骅也说：“初入官场时曾有一种想法：在政治上登高一呼，天下响应，或许兴办学术，成事较易。”因此，他每到一处，每任一职，必利用形势地位，提倡学术，总想在学术上留下点什么，竟然也真的为我国现代化与学术界，做了不少事情。这些事情所具有的历史价值，都远高于他在官场中政坛上所贡献的价值。而且，在我国社会，尤其动乱的社会中，若非他利用职权和形势，登高一呼，四山响应，换个平常人，要做到这些贡献，还真不容易。(117)
但是，必须指出，30年代开始的专家治国、学者从政热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政治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作用毕竟还是极其有限的，有的甚至是得不偿失。这不仅因为一些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因此削弱了思想激情，而且因为许多专家知识分子进入政界后，由于政界的混乱和“积习相因”，并未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仍与政治格格不入，以致导致悲剧的结局。何廉就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我们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118)翁文灏在1949年叙述自己历次从政的过程时说：“余原治学术，因对日抗战而勉参中枢，诚意盼于国计民生有所贡献。但迫于环境，实际结果辄违初愿，因此屡求引退，追计从政时期因政界积习相因，动辄得咎，备尝艰苦，且深愧悔。”(119)这一切都表明当时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在从政过程中的无奈选择。
【注释】
(1)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2)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转引自《剑桥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
(3)章清：《告别科学主义之后》载《读书》1998年第2期。
(4)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2页。
(6)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2～3页。
(7)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况》.现代书局，1934年版。
(8)《我的信仰》载《独立评论》第100期，1934年5月。
(9)《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10)《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11)《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原题是Disciplinarity：An Introduction，Poetics Today 12∶2（Summer 1991）.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Press.本文中译本见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42页。
(12)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20页。
(13)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原载《独立评论》第151号，转引自秉农山博士等论文集：《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1936年5月，第114页。
(14)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原载《独立评论》第151号，转引自秉农山博士等论文集：《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1936年5月第115页。
(15)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史学新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10页。
(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21)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载《学衡》1922年4月第4期。
(22)以上对西方文化危机状况的描写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一是经济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陷入衰颓、紊乱和闭滞。由于战争耗费巨大，于是大发纸币，增加公债，币值摇动，经济恐慌。（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见《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资本及生产力差不多到了零度”，经济贸易严重失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上篇（二）（四））。二是政治上，阶级斗争日趋高涨，国际争夺愈演愈烈。“1919年各国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几无一日之息。”（罗罗：《一九一九年与世界大势》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英国工人罢工“至休战后大著，1919年1月至7月，竟发生911次之争议，而关系的人数达1，794，000人之多。8月以后，更形猛烈。”（若尘：《英国劳动争议之真相》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蔡和森亲眼所见的法国劳动运动更是如火如荼，九大行业联合要求产业国有，把政府吓得魂飞魄散。（蔡和森：《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载《少年世界》第1卷第11期）而军费的沉重负担使“人民的受苦比大战最昏黑的时候还要昏黑”“欧洲现在已成了世界的病夫。”（马鹿：《佛朗西访问记》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上，大战给西方人民带来了虚幻、悲观和颓落。《东方杂志》转载《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战后之世界病》，概括了战后欧美社会不务实际、犯罪者日众、发财心切、不愿操正当之工作等七个方面的病状，文章感叹道：“这样的社会风气，使一切道德传统、宗教戒律，均不足以维系人心，此诚当世之大患。”（见《东方杂志》第17卷第14号“世界思潮”）。
(23)罗素：《中国人到自由之路》，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
(24)高劳（杜亚泉）：《金权与兵权》，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5号。
(25)植夫：《人类之生存竞争》，载《学艺》第2卷第5号。
(26)以上关于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均转引自陈卫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进化论》，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2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2页。
(28)弧桐（章土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30期。
(29)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
(3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31)胡适：《丁再君这个人》载《独立评论》第188号第9页。
(32)此文连载于《改造》杂志第三卷第4、5、6号上。
(33)陈独秀：《敬告青年》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
(34)陈独秀：《人生真义》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
(35)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载《新潮》第1卷第1号。
(36)吴康：《人生问题》载《新潮》第2卷第2号。
(37)《新潮发刊旨趣书》，载《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1日。
(38)《浙江新潮发刊词》载《浙江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1月1日。
(39)《浙人旬刊宣言》见刘宏权、刘洪泽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上）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40)《向明半月刊宣言》.同上，第249页。
(41)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1920年1月1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64～465页。
(4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4月1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2页。
(43)林宰平：《读丁在君先生的枙玄学与科学枛》载《学灯》1923年第5期。
(44)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4页。
(45)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3页。
(46)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4页。
(47)张君劢：《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48)丁文江：《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0页。
(49)丁文江：《科学与玄学》，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50)范寿康：《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载《学艺》第5卷第4号。
(51)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52)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再君》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3)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再君》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55)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3号，1934年。
(56)参见范寿康：《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7)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8)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4页。
(59)参见李申：《科玄论战七十年祭》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1期。
(60)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1)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2)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63)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64)丁文江：《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5)丁文江：《玄学和科学——评张君劢的枙人生观枛》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66)丁文江：《玄学和科学——评张君劢的枙人生观枛》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6页。
(67)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188页。
(68)王星拱：《什么是科学方法》见《中国哲学史资料》第一辑第六册。
(69)王星拱：《科学方法引说》见《中国哲学史资料》第一辑第六册。
(70)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71)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二》载《科学》第2卷第9期。
(72)杨杏佛：《科学的人生观》载《科学》第6卷第11期，1921年。
(73)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74)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75)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76)独秀：《答适之》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77)D.W.Y.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8)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20年。
(7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页。
(80)《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6页。
(81)胡适：《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7页。
(82)胡适：《问题与主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07页。
(83)《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56页。
(84)《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0页。
(85)《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70页。
(86)王星拱：《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10页。
(87)王星拱：《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31页。
(88)王星拱：《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30～31页。
(89)杨伯恺：《哲学与科学》载《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4期。
(90)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31页。
(91)叶青：《科学与思想》载《二十世纪》第2卷第2期。
(92)以上关于王星拱、叶青等的史料及观点君转引自杨国荣：《哲学的科学化——20世纪的科学主义追求》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5期。
(93)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4页。
(94)陈独秀：《答皆平》（1921年6月1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27页。
(95)《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6)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转引自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97)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8)《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页。
(99)《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
(100)《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第176页。
(101)李大钊：《这一周》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2页。
(102)李达：《社会学大纲·第四版序》见《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103)陈独秀：《敬告青年》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78页。
(104)陈独秀：《枙新青年枛罪案之答辩书》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8页。
(105)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6)《我们的政治主张》载《努力周报》1922年5月。
(107)杨国荣：《20世纪初科学主义的多向度展开》，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
(108)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见《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转引自杨国荣上文。
(109)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胡适作品集》（4）.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4页。
(110)胡适：《丁再君这个人》载《独立评论》第188号。
(111)转引自胡适：《丁再君这个人》载《独立评论》第188号，第12～13页。
(112)转引自王德禄、刘志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专家治国论》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
(113)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8页，转引同上王文。
(114)寿人：《科学与政治》载《科学画报》第4卷第3期，1934年9月。
(115)［美］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116)转引自王德禄、刘志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专家治国论》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
(117)杨仲揆：《中国现代化的先驱——朱家骅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118)王梅：《翁文灏的六十年》载《读书》1998年第8期。
(119)王梅：《翁文灏的六十年》载《读书》199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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