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命的礼赞》

　　作者：刘易斯·托马斯（美）

　　成书时间：1974年

　　推荐版本：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简介】

　　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1913-），美国科学院院士。1913年托马斯生于美国纽约，后来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读至博士学位。历任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研究院）院长。

　　刘易斯·托马斯对整个生物学界都做了广泛的涉猎和关注。他以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把握了生命形式共同的存在特点。他指出，任何生物都是由复杂程度不同的较低级生物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并以生态系统的整体论为我们指示了理解物种多样性的新的途径。由此，托马斯超越了19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生物学界、思想界和人类社会以深刻影响的达尔文进化论。

　　《细胞生命的礼赞》这本书是关于生命、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思考。自1974年出版后，立即引起美国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巨大反响，一举获得了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由多家出版社再版了20多次，至今畅行不衰。托马斯的主要著作有：《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等。

　　【内容提要】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些论文的结集。整本书都是对于生命的赞歌，赞颂地球生命的坚韧，赞颂万物的生机，庆幸人的存在的幸运，感谢人体自我平衡、自我调节的功能。

　　在书中，作者指出，并不是所有群居性动物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社会性。有些种类，其成员彼此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就像一个组织内结合松散的一些细胞，例如群居性昆虫就是这样。它们一生中都在集群中行动和生存；一个蜂窠就是一个球形的动物。有的种类，群居性不这么严格，其成员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资金，结成团体成群出游，分享食物，但任何个体离群独居都能存活下来。还有一些种类，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动物，只因为它们或多或少趣味相合，时时到一起聚会，利用社交聚会来进行进食和繁殖等特别活动。还有些动物只是在走过时彼此点点头，连直呼其名的关系也没有。

　　群居性动物倾向于专心致志地干一件特别的事，通常是对它们的个头来说很庞大的工程，它们按照遗传指令和遗传驱力不停地干，用它来作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保证自己的永久性。

　　在人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类似蚂蚁的地方，比如，在整个大地上营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组建军队，或把我们自身的标本送上月球，或向邻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备忘录。人们共同做着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不过，只要愿意，人们随时可以停下一件事转而干另一件。并不像黄蜂那样，被基因制约着永远埋头于一项活动。如果一种活动是暂时的，次社会性的，人们干的时候是带有强制性，是全力以赴，但仅仅在历史上的一小段时间内才这么做。那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活动是不能算作社会性行为的。如果我们能随意干、随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们的基因编码了详细的指令。

　　作者认为，人们还是不要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归为社会性的好。这不过是说，如果有人授，从智力方面说，人们自己是被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在遗传因素的驱动下，懒洋洋地在干着某种毫无特色的集体性工作，建造着一种庞大的东西，大得让我们永远见不到它的轮廓。那么，人们不会把这当成好消息的。因为人类这一会说话、会辩论的独特物种，如果竟也有这样的负担，那将是残酷、危险的事。

　　然而，人类的语言没想到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况。语言似乎是人类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遗传上把人标记为人，把人类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别开来。语言，像鸟作窝、蜂筑巢一样，乃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学上特有的行为。人们进行这种活动的方式是集体的、强制性的、自动的。没有它，人就不成其为人；若与之分离，人的头脑就会死灭，就会像离开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样。

　　作者说，“语言处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核心，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用意义的大厦覆蔽着人们。那么，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说，美术和音乐乃是那同一个遗传决定的普遍机制的作用。大家一起做做这些也算不得坏事。如果因此我们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蚂蚁一样，那么，至少我（或者我应该说至少我们？———原注）是不会介意的。”

　　作者在书中提出，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语言学流派的看法，人类一生下来就有认识和形成语言的遗传天赋。这一定意味着，人类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着一条条特殊的、人类所特有的DNA，能够认知语句的意义。我们必须想像，在人的深层结构中有一种形态发生，它根植于人们的大脑，像按遗传密码构成蛋白质一样产生出词类。正确的语法（逻辑上正确，并不是说流行的意义上正确）是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像鸟类有羽毛一样。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讲，人脑能产生词类以外的东西也是预先编码的。由于人们认识的属于人类行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于语言这一中心机制，那么，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间接地制约着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行为：音乐厅里，几百人挤在一起，不声不响地、侧着耳朵、若有所思地在听着音乐，好像在接受什么指令一样；或者，人们在一个画廊里，慢慢往前移动着脚步，眼盯着画面，无暇旁顾他人，那么全神贯注，好像在读着什么指令。

　　作者指出，用言语从一处向另一处传播重要信息时，模糊性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为传达意义，经常需要有一种微弱的奇异感和扭曲感，没有语言的动物和细胞做不到这一点。淋巴细胞表面被按种别跟踪抗原，不能派该细胞去寻找完全不同的抗原；当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踪蜜源，像看手表一样观察太阳时，它不能分心四顾，去发现一朵花的动人魅力。只有人的大脑能这样做，面对被跟踪住的信息，也还能骋目他顾，不断寻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人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人们就无法识别意义中多种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的确，那样我们就会永世使用那26个字母讲讲柴米油盐，大概还会达到能够闲聊的程度，却不大可能从简单的词语进化到巴赫式的复调。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

　　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中，作者提出，任何认为地球的生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实际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间可以想像到的最坚韧的膜，它不理会几率，也不可能让死亡透过。而我们倒是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像纤毛一样短暂、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种存在，他认为这种存在使自己高于其他生命。几千年来，人就这么脑汁绞尽，用心独专地想像着。因为是幻觉，所以，这种想像今天如同过去一样没有使他满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来的生物科学，一直在使人根植于自然之中这一点成为必须赶紧正视的事实。新的、困难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正在出现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的观念：人与自然是多么密切的联锁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过去牢牢抱有的旧观念，就是认为我们享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

　　作者提出，在人们细胞的内部，是线粒体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人类生存。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人类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人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人类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人类身上的。人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结集，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因此现在作者认为它自己不再是个独立实体，而且他觉得任何人都不是。

　　作者说，他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因为它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那么如果它不像一个生物，那么它像什么，它最像什么东西呢？它突然想出了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像一个单个的细胞。

　　作者认为人们应该感谢现在这样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万物之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协作成果。“它为人们而呼吸。它还为我们的欢乐保护着我们。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陨星落入这层膜的外层，由于摩擦它们被化为乌有。没有这层屏障，我们地球的表面早就会像月球表面一样，在流星的轰击下化为齑粉。尽管我们的感受器还没有灵敏到听见那轰击，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会感到安慰：那声音就在我们头顶上，就像万点夜雨敲打着屋顶。”作者提出在生物学上，从无序中理出秩序的，是膜。你须能获取并抓住能量，贮存起准确的需要量，然后再把它均衡地释放出来。细胞会这样做，它里面的细胞器也会这样做。每一个生命集合都在太阳能的粒子流中摇摆不定，从太阳的代谢物中攫取着能量。为了活着，你必须能够跟平衡抗争，能够保持不平衡，积聚能量以抵抗熵的增加。在这样的世界上，只有膜才能处理这样的事务。

　　作者说，根据伯克纳提出的看法，曾有过两次这样的爆炸性的新生的诞生，像大规模的胚胎学的转化一样；两次飞跃都有赖于氧的水平突破某一临界值。第一次飞跃，氧的浓度达到了现在水平的百分之一，遮挡住相当的紫外线，使细胞能够移居到河湖海洋的表层水域。这一变化发生在大约六亿年以前的古生代前期，这一时期的地质记载中海洋生物化石陡增证明了这点。第二次飞跃，出现于氧的浓度达到今天水平的百分之十的时候，距今约四亿年，这时，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臭氧层，减轻了紫外线幅射，使生命可以从水中出来，移居到陆地上。从此以后，生物的发展便畅通无阻，除了生物创造性的限度外，再没有什么能限制物种的发展了。

　　作者还讨论了生物学与医学的问题。它说人们普遍承认，生物科学成绩辉煌。仅在过去很短的时间里，生物科学就揭示了大量全新的信息，还有大量信息就要被发现。生物学革命显然方兴未艾。相反，公众对同一时期医学的进展，态度就有保留，打折扣，忧喜参半。尽管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但人们仍然要面对可怕的疾病，难题得不到解决，缺乏满意的解释，也缺少满意的治疗。人们不免要问：既然生物科学正在继续蓬勃发展，产生了能够十分详细地解释生命过程本身的新的强大技术，那为什么还迟迟造不出新的灵丹妙药呢？对此，作者认为基础科学的进展和把新知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问题这二者中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需要解释。作者认为，要使真正重要的实用技术变得实用，那需要长久的时间、艰苦的工作。现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是控制和预防细菌感染的技术，但它并不是随着青霉素和磺胺药的出现一朝落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技术起源于19世纪末叶，人们进行了数十年最刻苦、最费力的研究，才了解了肺炎、猩红热、脑膜炎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学机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几代精神抖擞、想像飞扬的探索者耗尽了他们的生命。说现代医学始于抗菌素时代的说法，忽视了多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基础研究。

　　作者指出，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有区别的。例如脊髓灰质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旦人们由基础研究了解到有三类抗原型病毒存在，而它们可以通过组织培养大量生长，大家就肯定了，可以作成一种疫苗。这并不是说事情很容易，也不是说不需要从前的研究中那样勤奋的工作和精湛的技术。只是说，这事能办到。只要以精湛的技术进行试验，作成疫苗不成问题。这个例子雄辩地说明了应如何组织应用科学。正因为如此，作者说，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可要让人惊讶了。这就是应用科学之区别于基础科学的地方。只因有了这惊讶，事情就不同了。当你组织起来，应用已有的知识，树起目标要制造一种有用的产品时，你从一开始就要求有十足的把握。你赖以制定计划的所有事实，都必须相当可靠，丝毫不能含糊。然后，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有力地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使结果能预期、准确地出现。为此，你需要大权独揽，令行禁止，精心细致地制订时间表，还要有以进度和质量为依据的某种奖励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楚明白的基本事实赖以开端。而这些事实必须来自基础研究，别的来源是没有的。

　　作者说，在基础科学方面，每件事都恰好相反，“一开始需要的就是高度的非确定性，不然就不成其为重要问题了。开始时只有一些不完全的事实，它们的特点就是意义模糊不清。经常需要首先发现互不相干的点滴信息之间有什么联系。你赖以作出试验的计划并非有十足的把握，结果只是可能发生，甚至是微小的可能性。结果准确地如期出现，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同时使你感到吃惊，那才称得上是重大发现。你工作的好坏，可以用你吃惊的程度来度量。你为之惊讶的，可能是事情竟然不出所料（在有些研究领域中，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就被认为是高效率了）；或者惊讶的是，预言全错了，而根本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或者使问题改观，要求制订新的研究计划。不管哪种结果出现，你都成功了。”

　　作者认为，生物医学方面有待进行的重要研究，绝大部分属基础科学一类。大量有趣的事实与人们的主要疾病有关，还有更多的信息从生物学的各个方面不断传来。新到的一大堆知识还不成形、不完全，缺乏互相关联的关键线索，像一条弯曲的小巷，每个拐角处都有使人误入歧途的标志，而且还尽是些死胡同。整个领域充满了迷人观念，无数具有不可抗拒诱惑力的试验，各种各样的新路子，条条通往问题的迷宫，但每一步都是不可预测的，其结果都不可预料。这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领域，也是出成果的领域。

　　精彩语录

　　1、有人告诉我们说，现代人的麻烦，是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同自然相分离。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钢铁的顶上，悠晃着两腿，遥看这行星上翻滚扭动的生命。

　　2、可以满有理由地说，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我们不像过去一向设想的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的。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

　　3、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4、假如我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我们就无法识别意义中多种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的确，那样我们就会永世使用那26个字母讲讲柴米油盐，大概还会达到能够闲聊的程度，却不大可能从简单的词语进化到巴赫式的复调。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

　　5、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因为这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