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风俗与旅游节庆文化

岁时风俗与旅游节庆文化_中华旅游文化

三、岁时风俗与旅游节庆文化

在旅游文化中，经常涉及到“习俗”、“土俗”、“风土”、“风物”、“风气”、“习惯”、“风情”、“风俗”、“民俗”、“民风”、“风尚习气”、“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等概念，反映了汉语表达的丰富。但究其实质，就是“风俗”或“民俗”所涵盖的意思。

所谓风俗，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曾有过解释：“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一种模式化的行为。现在人们觉得风俗与民俗不好区分。有学者给民俗下的定义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文化事象的总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基层文化，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表现出来的事象。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于人们的物质传统中。”（《中国风俗辞典》）这个定义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强调了它的民间性和习惯性，说直白一点，民俗就是民间的习惯成自然。由于这种民间的社会生活习惯或模式化行为处在不断的运动中，如行风一样，所以古人又形象地称其为“风俗”，可见二者本质是一样的。

硬要找出二者的区别的话，我们认为，“风俗”的概念可能出现得更早一些。这里的“风”既有自然环境的意义，又有“行风”的含义，它的外延更着重的是地域的概念，这是古人最早认识事物的起点，所以有“采风”之说。这也是上古时期统治阶级了解各辖区民情舆论的重要手段。“民俗”最早见于汉代整理和撰写的文献中，如《礼记》《管子》《史记》中。“民”更强调的是人们的分野，既有阶级、阶层之分，又有族类之分。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之处。当然，在古代，一定的“民”总是相对稳定地生活在一定的地域里，这又是民风与民俗统一的基点，可以说二者纵然有区别，其联系也是割不断的。

风俗所包含内容的分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按物质、社会、意识来划分的，有按生产、生活、礼仪、岁时、信仰来划分的，更有的是具体罗列，如服饰冠履、居住建筑、婚姻礼仪、游艺竞技、饮食生活等。由于概念的包含性和交叉性，使不同的分类显得复杂。其实不论怎样划分，都是要反映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

在种种风俗中，作为古代靠天吃饭的农耕民族的中国，岁时风俗应该是最古老、持续最久、最能反映一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的基本社会景观。旅游文化对此应予以重点关注。

岁时风俗是指人们将一年的月、日运转与气候变化相结合的节气时令，注入一定的历史事件和神化传说等文化内容而进行庆祝、纪念的模式行为，也就是节日庆祝活动，主要有以下一些。

1.春节迎新风俗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庆风俗中最隆重的节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将这种传统的节庆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以致现代的年轻人把“春节晚会”看作是春节的标志。但细究起来，将这样一个晚会称为“春节晚会”是不准确的。因为春节包含着除夕、元旦、春节三个概念的内涵。但由于“春节晚会”集中体现了春节迎新的主旨，人们也就认可了。

“春节”这个名词在古代并没有。古代将新年的第一天称为“过年”。传说在尧舜时代，有一种叫“年”的大怪物，以百兽为食。但到了严冬，山中择食困难，它就下山来吃人和家畜，使百姓惶惶不安。人们在与“年”的长期抗争中，摸索出了它的规律，发现它一怕红色，二怕火光，三怕声响，在时间上也有规律。于是人们就在预料它下山来的这一天凌晨，在门口挂上红色的桃木板，在街上燃起火光，还敲打能发出声响的东西，这样就能将“年”赶到荒山野林，不至于危害人民，从而获得一段新的平安的生活。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把这一天的凌晨叫做“年”了，驱“年”的活动也就叫“过年”（事实上，人们的活动往往提前到头天夜里开始），把驱走“年”，迎来一个新的平安时期叫做新年。

这种习俗实际上是从原始社会时代的“腊祭”活动演变而来的，是人们一年到头，因收获与生存而对大自然的感谢，对新的一年的祈愿，“过年”也就成了祝贺岁首的节庆活动。而岁首的确定，必须以历法为依据。中国现知最早的历法是夏代所制定的太阴历（夏历），即现在的农历。在周朝时，有庆祝岁首、迎新风俗的记载，但那时是以十一月初一为岁首，秦始皇则以十月为正月。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采纳司马迁以夏历为基础编制历法的建议，以孟春之月为正月，规定以正月为岁首，此法一直沿用到今。

自汉以后，古人又将正月初一这一天叫做“元日”、“元旦”、“元辰”、“新年”等。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改用太阳历（公历），并决定以公元1912年1月1日（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为岁首，是为“新年”。但人们对传统的夏历新年的正月初一的情结不能消除，所以，1949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又决定将夏历的正月初一正式定名为“春节”，同时将公历的1月1日正式定名为“元旦”。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又规定每年春节全国放假3天，所以春节并不限于初一这一天。

春节不仅流行于汉族地区，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风俗，虽因族因地因时而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各种热闹非凡的传统仪式和丰富多彩的现代文体活动来除旧迎新，主要的有贴“福”字、换门神、张贴对联、燃放爆竹、祭祀祖先和神灵等等，同时伴以丰盛的宴饭、互相拜访和祝贺（“拜年”起因是正月初一子刻后祀神，即接神，遍至亲戚朋友家拜于堂，就叫“拜年”，后又叫做“走春”、“探春”、“贺新年”）。在这个日子里，几乎全国的人都在讲最好听的话，为自己也为全家，为家族也为国家祈愿美好的一年，体现了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爱好和平的善良本性。

2.元宵观灯风俗

元宵观灯可以说是继春节一系列庆祝活动后的第二个高潮。

严格地说，元宵节是春节持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最后的总结。因为从春节到元宵节这15天，各种大小庆典几乎没有断过，人们一直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忙碌于对神、对人的接待交往中。初一主要是拜年、游玩，尤其是另立门户的儿子，要回家向双亲拜年；初二还是拜年，又是出嫁女儿的归宁日，女婿随着拜泰山泰水大人，这一天还是迎财神、接财神的重大日子，初二还是米娘娘的生日；初三是“老鼠娶亲”的大喜日子，人们夜不点灯，在地上撒米，早早上床休息，以便不影响老鼠的喜事；初四是迎神日，诸位神仙在腊月二十三（四）上天去述职后，这天返回原职位了，特别是灶神，人们接待最殷勤；初五为“破五”的日子，人们可以撤供、炊煮、动针线和剪刀了，还可以扫地了，这天是五路财神的生日，商家都得大祭，以求开市大吉；初六，开始清理厕所；初七，人日，又叫人胜节，是人类庆祝自己的日子，主要祭祀伏羲、女娲等人类的创造神，这天家人不能外出，即“七不出，八不入”；初八，是群星聚会的日子，人们相信每人都有一颗星宿值年，所以要拜星君，实际上是白天出去游玩、买东西、逛庙会，晚上点灯、上供，然后“散花灯”；初九为玉皇大帝的生日，必须祭天公。如此等等，一直忙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才告一段落。

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元夜”，其特色是观灯，故又叫“灯节”。其起源应该是在上古时期人们对火神的崇拜和祭祀。到汉代时，“上元燃灯”则是对太一神的祭祀，具有了政治色彩。因为秦汉之前与诸侯国林立的现实相适应，人们崇拜五帝天神。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后，人间高度集权于皇权，也要求神灵世界结束多帝循环当令的格局，于是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采纳了方士缪忌祭祀太一神的建议，认为“天神最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史记·封禅书》），太一成了最高神，五帝只是些辅佐而已。东汉后，太一神被称为皇天上帝，与“后土神祇”并祀。但从宋代以来，民间节庆中宗教神学的色彩逐渐淡化，更多地发展为礼仪性、娱乐性的文化活动，人文风采的增多使节日更具有大众性，内容也更艺术、更丰富。元宵节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原本的祭神灯火，这时演变成为灯光彩球，关于元宵节的来历也被附会上了各种动人的传说，其中最为流行的是东方朔计助宫女的说法。

闹元宵成为定制是在唐代。唐代京城实行宵禁，唯独元宵节，由皇帝开恩，准许弛禁三天，称为“放夜”。以后历代引以为例，但时间有所不同。至宋朝，元宵张灯延长至五夜。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金陵，为显示都城南京的繁华，又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连张十夜。朱棣夺权后，迁都北京，但元宵放假定制不变，只是时间上稍稍调整，即在永乐七年（1409年）下诏，“元宵节自十一日始，赐节假十日”。元宵节成了传统节庆中最欢快、最令人神往的节日。如果说过年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欢庆，那么元宵则是以城市社区为核心的群体性欢庆，从皇帝到庶民无不积极参与。

帝王的热心参与有两个目的，一是表示“与民同乐”。这远在汉元帝时就开始了，每到元宵佳节，他就带后宫、文武百官出宫游玩，与百姓一齐观灯，树立亲民形象。二是借此宣扬国力，粉饰太平。如隋炀帝时，每到正月十五，就举行盛大的灯会，以招待万国来宾和使节。据记载，当时整个京城处处张灯结彩，日夜歌舞奏乐不竭，表演者达3万余人，奏乐者达18000多人，搭建的戏台达8里地之长，游玩观灯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游艺活动通宵达旦。唐睿宗时，为了显示国力富足，元宵夜曾在宫城外架起一座高20丈的“灯轮”，上面悬挂5万盏灯，并用彩色丝绸、金玉宝石装饰得耀眼夺目。

广大群众是闹元宵的主体。唐代崔液有诗说：“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他们是观灯着，也是参与者。

元宵节还给封建时代的青年男女一次难得的浪漫时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宵佳节夜，京都华苑流光溢彩，满街花灯，满街游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笑语盈盈的暗香里，蕴含了多少寻寻觅觅不见心上人的那份惆怅和蓦然回首又见心上人的那份惊喜。当然，也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欧阳修《生查子·元夕》）。这种缠绵悱恻与失落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生活的追求。

元宵节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就像到天堂里走了一遭，是最快乐的节日。他们欢天喜地，提个灯笼四处游走，就像流动于银河中的星星。

在元宵节的灯会上，各种灯争奇斗艳，应有尽有，如挂花灯、滚龙灯、走马灯、迎轿灯、放水灯、展冰灯。京城的宫灯、天津的宝莲灯、苏杭的玻璃花灯、广州的鸳鸯戏莲灯、东北的冰灯等等都很具有地方特色，也有较高的艺术性。伴随着花灯夜市，还有丰富的传统节目，如闹社火、耍龙灯、划旱船、踩高跷、舞狮子、猜灯谜、扭秧歌等等，雅俗共赏，人人都可以参与，元宵节可以说是最聚人气的节庆。

3.上巳踏青狂欢风俗

上巳节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它由先民的踏青狂欢风俗演化而来，很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封建礼制的长期压抑下，这个充满原始自然人性的活动，在汉族地区逐渐被淡忘，节日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连节日名称也一同融会消失于其他节日中。倒是在少数民族的节庆中，还或多或少看到一些痕迹。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种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文化又为人们所重视，并大力开发。

追根溯源，上巳节的活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周朝的情况。如《周礼》中的《春官》《地官》等都有反映，而事实上它的形成更早。

上巳节的时间在汉代时定在三月上巳日。可是“自魏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书·礼记》），就是说，从魏晋以后，上巳节的节日就改在三月初三日。于是“三月三”就成为我国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流传下来，尽管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且各民族有异，但其根源是同一的。

上巳节的原始本意是促进两种生产，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自身生产。其活动内容的特征表现为原始的狂欢，进而发展为放松心情的休闲性郊游。其仪式主要有如下一些。

祭祀高。高禖，又称郊禖，因供于郊外而得名。高禖就是管理婚姻和生育的神，大概在母系氏族就已经出现，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禖是女神，其形象应该是裸体的孕妇，因为“禖”来自于“腜”。而“腜，妇始孕腜状也”（《说文解字·四下骨部》）。这种形象常出现在母系氏族时代的雕塑中，其特征就是丰乳肥臀并隆出肚子的女性。高禖神起初大概是没有名字的，后来一些氏族部落为了溯源寻根，就奉自己部落的女始祖为高禖。如夏朝以修己或女娲始祖为高禖（涂山氏女娲是夏人的先妣），商族则以简逖为高禖，周族把姜源奉为高禖。

祭祀高禖最直接的动机就是求子，促进人口生产。祭祀高禖的具体仪式，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古代文献和民俗遗存中还能看到一点信息。如《周礼·地官·媒氏》就有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其核心内容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国家允许并鼓励男女突破现有婚姻制度而进行有限的自由恋爱和性结合。因为人口生产历来是国家大事，所以政府常常出面干涉，组织并力促高禖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种十足的代表着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礼俗，其表现形式则采取了原始的群婚习俗，恩格斯称之为人类对群婚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现象在西欧也存在过，那就是古罗马的“沙特恩节”，即后来西欧的“狂欢节”，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中也普遍存在，如先秦时楚人的“游云梦”、燕人的“驰祖”、齐人的“观社”、宋人的“祭桑林”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狂欢节。在中原的汉民族地区，上巳节性自由的狂欢内容淡化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了春游的踏青活动。当然，一些象征性的游艺活动如“掏子孙窑”、栓“泥泥狗”、“抛童子会”也还含有对远古生殖巫术文化的追忆。

临水孵卵。是上巳节的又一种古老仪式，其核心内容仍然是求子巫术的体现，来源大概也与简狄吞食鸟卵而孕的故事有关。古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在简狄事迹的影响下，以鸡蛋来模拟孕育，通过食卵这一生育巫术，来达到求子的目的。于是就将煮熟的鸡蛋放在河水中，任其漂流，谁拾到谁食之。这种风俗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别流行。每当阳春三月，天气明媚，绿水青山，“于是缙绅先生，啸畴命友，携接党童，冠者八九”，来到河边郊游，并“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于河中”（张协《洛禊赋》），这是大户人家的做派。而一般人家则又兴起以枣代卵，枣子多而易取，又谐音“早生贵子”。于是，到了上巳节，到处可见“洒玄醪于沼沚，浮绛枣于泱池”（萧子范《家园三月三日赋》）的现象。文人雅士则别出心裁，将临水浮卵又创造性地发挥为“曲水流觞”。如《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这时的上巳节已经完全没有了原始的目的——性，而成为纯粹的春游活动。

祈年。是上巳节最古的项目之一，即促进农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农耕民族，总希望农作物籽实饱满，年成丰收。要达到这一愿望，古人天真地认为，对农作物进行现身说法的教育是最好的办法。既然上巳节“会男女”的高禖能促进人口的增长，那么，通过男女在田地中的交合巫术，也就能刺激庄稼作物学会多交媾而多产粮食。于是，上巳节高禖之类的“野合”就不仅仅是为人口生产而为，同时也有促进生活资料生产的意义。到后来，“野合”没有了，象征性的巫术仪式却长期存在于上巳节的祈年仪式中。

4.清明祭祖风俗

清明节本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但由于中华民族有着祖先崇拜的文化特点，加上农耕民族对节气的重视，而清明节又处在一年季节变化中特殊的地位，所以它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节日，且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明节的时间是在春分后十五日。因其最初的意义是祭祀祖先，故又有鬼节、冥节之称，并于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并称“三冥节”，都与祭祀祖宗、神鬼有关。后来由于将上巳节和寒食节皆纳入清明节之中，故又有了春游踏青的意义。但祭祖扫墓始终是其核心内容。

清明节的祭祖风俗渊源久远，大概是在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出现时就有了。到汉代，清明节已经很具规模了。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清明祭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家中或祠堂里祭祖，这种风俗大概在部落时代就已形成。春秋时期实行每五年一次在太庙中祭祀远近祖先。到近代，祖庙没有了，多在宗族祠堂或家内祭祀祖先。另一种形式是上坟、扫墓，又称墓祭，渊源也很久远。《周礼》中就有记载：“凡祭墓，为尸。”“尸”，神主之意，就是说在祭墓时，要立一神位，在墓旁先供奉，这种风俗至今在浙江仍流行。一般是先供奉神主，再祭左右邻墓，最后祭祀自家的祖先。祭品最初是献给祖先生活所需要的实物，货币流行后又祭以钱币，汉代用冥钱，唐朝改为纸钱，于是出现“烧纸”之风俗。也有把纸钱压在坟的四角、坟顶的，叫“压钱”。除了献酒肉祭品、烧压纸钱外，还要为坟墓培土、割草或修坟立碑。中华民族是很讲究社会和谐的民族，即使对死者，也认为他们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生活要有社会关系，所以，后人在祭祖时，也要考虑祖先的周边关系，于是就有了向孤坟野鬼散钱的风俗。如江南有些地方，在清明节前一日或后一日，要举行城隍散粮仪式，届时，由三四个人扛着城隍神在街上乱跑，后面跟着一群手执钢叉或刀剑、脸抹黑灰的小孩，也乱蹦乱跳，装成小鬼。游完街后，来到郊外的乱坟岗，焚烧很多钱纸、银锭，说是城隍爷给孤魂野鬼散发钱粮了，仪式完后将城隍神扛回庙中。

清明节的内涵除了祭祖这一核心外，还有其他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在发展中被强化，以至于淡化了祭祀祖先的活动。据明朝人记载，当时北人重墓祭，“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而“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乌履相望，日暮，幡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谢肇淛《五杂俎》）。这是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旅游之风兴起的自然现象。所以每至清明节前后，江南地方的市民就会“画船箫鼓，男女杂集，名之曰上坟”（《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实际上是“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张岱《陶庵梦忆》）。

清明节演化为踏青郊游是有原因的。踏青的内容本来是在上巳节的狂欢中，由于上巳节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历史中淡出，而清明节则在不断强化，同时扫墓又要去郊外，于是就将上巳节的踏青一并归到清明节中了。随着人们精神生活追求的提高，郊游被重视，清明节踏青也因之而流行，并将之理念化：踏青，象征着人之常青不老，年年如青草。事实上，踏青活动对人的身心健康确实有益，人们在无意中体会到了这一点，并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形式和活动内容来加强其健身效果。这样，在清明节时，就有了不少游乐活动，如荡秋千、放风筝、斗鸡、拔河、踢球、打马球、赛龙舟等。直到今天，清明节仍是人们怀念先人并从事郊游的重要节日。

5.端午赛龙舟风俗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传统三大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端午本来称“端五”。“端”是“初”的意思，每个月都有三个“五日”，“端五”就是初五。农历的正月开始为寅月，按地支顺序排列，第五个月就是“午月”，古人常常把“五月”写成“午月”，也就把“端五”写成了“端午”。到了唐代，因唐玄宗在八月初五生的，如是宰相宋璟提议，将“端五”正式改为“端午”，以避玄宗之讳。又因古人常常把“午时”当作“阳辰”，于是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由于这个节日在五月五日，所以又被称为“重五”、“重午”，或者干脆就叫“五月五”。此外，还有称之为“端节”、“蒲节”、“蒲午”、“天中节”、“诗人节”、“女儿节”的。

端午节的起源应该与中华龙文化有关。早在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崇龙部落曾是一个势力强大的中坚力量。他们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带，传说中的伏羲、女娲、颛顼、大禹、黄帝等都被视为崇龙部落的著名首领，其实他们中有的是由其他图腾崇拜部族融合到崇龙部族的。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龙也就成了全民族的共同信仰。汉代是中华文化最终确立、成熟的时代，也是龙文化最终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时代。这时，古代吴越地方崇龙族每年的图腾祭祀（祭龙）风俗也传到了北方。赛龙舟可以说是这种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它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的祭龙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形式形成的直接原因，有人认为是这些远古的崇龙族喜欢将龙的图腾绘制在独木舟上，又划着这种舟去探亲访友，有时大家遇到一块，便会出现竞赛活动，比谁划得快，逐渐形成风俗，并用在祭龙的仪式中，成为一种原始自然神崇拜的表现。

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崇拜形式和仪式都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赛龙舟的内涵由原始自然神崇拜变为了社会神的崇拜，于是出现了纪念伍子胥说、纪念介子推说、纪念屈原说、源于越王勾践练兵说、源于吴王夫差疏河庆祝说、始于伏波将军马援说、纪念白洁夫人说（云南）、表彰曹娥说等等。现在能见到的最早有关龙舟的文献资料主要有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的帛画，该画中就有一男子站在龙舟上，但此画并无“赛”的意思，只是承载逝者渡往另一个世界。鄞县出土的春秋青铜器上有四个戴羽冠的人以双手划龙舟的画姿，这也许是赛龙舟的最早信息。此外，《穆天子传》和屈原的《楚辞·九歌》中也都有赛龙舟的记载，可见龙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历史上有关端午节赛龙舟的含意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最为流行，意义也最为深远，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内容之一而经久不衰。这不仅仅是因为大诗人屈原于五月五日这天沉江，而在于纪念和张扬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赛龙舟风俗始终是端午节中的重头戏。所谓龙舟，就是一种以龙形为特征的竞赛船只。但在后代，龙舟赛主要是为了再现当年人们鼎力拯救屈原的现场，所以龙舟大多选用当地传统的“渔划子”和长宽适度的打草、运货、渡人的“板划子”充当。这种龙船头尾无装饰，只在其中安装一对高约2米的撬杠，用一根结实的绳索通过撬杠顶端紧系船头船尾将船攀成撬状，以减轻行进中的阻力，再在绳索上系彩带以区别非竞赛船只。到清代，人们开始打造专供竞赛用的龙舟。这种龙舟一般用杉木构造，船头装有樟木雕成的龙头，船尾有竹片装点成的凤尾。船上还有各种其他的装饰，如翘杆、旗帜、神楼、大鼓、铜锣、神位等。到现代，龙舟的制造式样和装饰不断变化，推陈出新，各具特色，令人眼花缭乱。

端午节除了赛龙舟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传统游艺活动，如盛行于金辽时期的端午“射柳”、“击球”活动，流行于南北朝时期的“斗百草”，盛行于明清时期的“端午景”，以及北京地区的“游天坛”等，端午节还是插艾挂蒲、采草药的日子。这些都是旅游创新可挖掘的好题材。

6.七夕女儿乞巧风俗

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称七夕节。因为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又被称为女儿节、乞巧节、双星节，现代更有人提议将其定为中国的情人节。

其实，七夕节起源于远古先民的星辰崇拜。在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的泛神论思想下，人们崇拜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而且将其看作如同人世，不但有男女饮食，而且有悲欢离合，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是这样来的。

古人对牛郎星、织女星的认识，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其《小雅·大东》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那时人们已经把牛郎织女星完全人性化了，但对牛郎织女的原始崇拜直到汉代才有明显痕迹。在《怀南子·天文篇》中就认为，牵牛星“一时不出，其世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乱”《汉书·天文志》。也引有“月南入牵牛南戒，民间疾疫”之说。《太平御览》则引《日纬书》说“织女星主瓜果”。这些都说明，当时人们认为牛郎和织女星都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汉代也是个文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古诗十九首》中就将牵牛星和织女星抹上了一层厚厚的、凄婉的文学色彩：“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反复传播、加工，最后形成了脍炙人口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一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其他三个是：孟姜女哭长城、嫦娥奔月、白蛇传）。牛郎勤劳、朴实、善良，织女聪慧、美丽、手巧，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他们对自由幸福的渴望，以及他们不幸的遭遇，千百年来深深扣动着中华民族的心弦，成为中华文化的闪光点。历代文人既铺陈其优美悱恻的意境：“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又深掘其挚爱的深沉：“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广大老百姓更是直白地表露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与敬意，也渴望已经成为神圣的牛郎织女保佑自己实现在凡间的幸福。这种崇拜，久而久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七夕节风俗——乞巧。

乞巧活动的内容很丰富，形式则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最普遍的是女孩子们在月光下进行穿针比赛，三穿而过者谓之得巧，是心灵手巧的象征，也是未来觅得好郎君、生活美满幸福的预兆。也有的不进行穿针引线比赛，而是取净水一碗，先一天就放在阳光下曝晒（有的还要露天过夜），这样水面会形成一层膜，于是妇女们就将绣花针或细草棒、松针等投入水面，再看水底之影来定验巧拙。如果水底的影子呈花头、云雾、鸟兽、剪刀、鞋子、水茄等形状，就被看成乞得巧，投之者会心花怒放；如果所立之影粗如槌，细如丝，就被看作笨拙的象征，投之者就会悲伤叹泣。很明显，这种乞巧方法较之前一种具有教育功能的穿针比赛来说，已经蜕变为一种巫术活动了。当然，这种带巫术性质的活动很快就在人们的节日气氛中演化为娱乐活动。还有一种“卜巧”活动，据说是唐玄宗与妃子们玩出来的花样，即在七日良宵歌舞盛宴之后，让宫女们各捉一只蜘蛛，放在首饰盒中，第二天打开首饰盒子，看里面是否有结网，并以结网的疏密、网形周正与否来确定是否得巧。这已经带有娱乐性质了，这种方式传到民间后，一直流传了很久。

大户人家对乞巧节很重视，一般都要搭彩楼庆祝，谓之乞巧楼。晚上张灯结彩，陈设瓜果，妇女儿童都穿上新衣裳，对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焚香礼拜，而后到彩楼或葡萄架下去静静地聆听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的悄悄情话。

7.中秋庆丰收风俗

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中最具诗意的节日。这时节，不论南方、北方，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天气最好的日子。月朗星稀，银河微隐，丹桂飘香，金风送爽。更重要的是庄稼已经收获，粮满谷场，人们的心情特别好。坐在谷堆旁，遥望银河星汉，诗情画意油然而生。一边欣赏着天上明月的神秘，一面感恩神灵的庇佑，于是形成了祭月、拜月、赏月之俗。

其实中秋节最早是作为庆祝丰收、祭土地神而出现的。“中秋”一词最早在《周礼·夏官》中出现。所谓“秋，禾谷熟也”（《说文解字》）。在农历八月十五，正是三秋过半，所以叫做“中秋”（仲秋）。这是丰收之月，作为农耕民族，人们不会忘记土地的赐予之恩，于是普遍敬重地祭祀土地，并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看作是土地的生日。祭祀的形式各地不同，流传至今，尚能见到一些痕迹。如福建龙岩地方，中秋节各乡会用灯扎成人形，抬着游神，迎接土地神。安徽绩溪地方，则流行打“中秋炮”，成群的儿童，用稻蒿扎成长约五尺、一握之粗、形如发辫的“中秋炮”，浸之于水中一顿饭工夫，再拿起来向石头上打击，如放炮之声，叫做打“中秋炮”。这可能是一种最古老的土地神祭祀仪式，以响亮清脆之声来娱神。江西临川有“烧瓦子灯”风俗：一到中秋夜，小孩子们就抬着瓦片在田野中堆成一圆塔形，并将树枝木柴燃烧于塔中，待瓦片被烧得通红时，再浇以油，刹那间火焰冲起，四野光亮如昼。孩子们围观，欢呼雀跃，一直烧到深夜，才尽兴而归。“走田野”也是庆丰收、祭社神仪式的演变。在古人看来，在土地神的保佑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秋天，硕果累累。有了收获，于是推物及人，认为中秋节祭神之时，通过灵物感应，人也可以在生育中硕果累累，就形成变相的求子巫风。通常在八月十五夜，妇女设瓜果团饼于庭院祭神，小孩子则执火把，成群结队去“走田野”——到田地里去摘取果豆等物，也叫“摸摸”。这种风俗在一些地方更成为“送瓜”、“摸瓜”、“摸秋求子”风俗。

随着斗转星移，中秋活动流传最久远也最具特色的则是祭月、拜月、赏月风俗。也许是地对天、月对日，中秋节分外明亮的月光给人以最直接的感受，于是对土地神的祭拜慢慢与星辰崇拜结合而转化为对月神的祭拜，进而仅剩下赏月。圆圆的月亮，很符合中华民族追求美满、团圆的心理。在丰收祭祀之余，人们更希望家庭大团圆，共享幸福，难免也就对着明月思念在外未归的亲人，而客居他乡的游子也会借明月寄托思乡之情。这种长期的情绪，不但造成了对月神的崇拜，也幻化出许多美丽的神话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其他如《唐明皇夜游月宫》《崂山道士》等，也都增添了对月亮的神秘感。

对月亮的祭祀，也有很久的历史。《礼记》就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之说。“夕月”就是拜月之意。祭祀日月是周天子的特权。东周之后，礼崩乐坏，诸侯大夫也开始仿效天子祭月。再后来风气流入民间，与民间八月十五祭土地神的节日合二为一，形成了中秋节。

中秋节在六朝以前，其名气远没有端午节大。到了唐代，由于唐明皇游月宫故事的名人效应，才使中秋节人气大涨。到北宋太宗年间（976～997年），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节日的喜庆活动也达到极盛。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人们在祭月、赏月时，将祭月的供饼制作成团圆的月饼，并互相馈赠，以寄托美好的祝愿，终于形成了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而文人则被这种天人合一的佳节场景触动心灵，于是产生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佳句。

8.九九重阳登高远足风俗

重阳节，在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重九之名则出自《易经》。《易经》中将一、三、五、七、九视为阳数；二、四、六、八、十视为阴数。双九重叠，称为“重九”，两阳相重，故叫“重阳”。

重阳节渊源久远，可能开始于先民的秋游去灾风俗，后来成为宫中的活动。战国时屈原在其《远游》诗中就有“集重阳入帝宫兮”之句。此俗再回到民间时，大概是汉代初年。有说是由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的侍女贾氏出宫带到民间的。汉代末年，重阳节已经在民间普遍流行。由于重阳节的活动内容与道教的主张和实践有相合之处，魏晋南北朝时道教就将汝南桓景跟费长房学法、率全家登山避灾的故事附会于重阳节，将重阳节的起源神话化了。

古代重阳节的内容，主要是登山野餐，插茱萸，赏菊，游艺娱乐等。唐人孙思邈在其《千金方·月令》中就有明确的描述：“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这样的重阳节活动，已经带有郊游和远足的性质。

重阳节之所以登高，有说是起源于远古时期的采集和狩猎活动，后来随着农耕取代狩猎，人类才较少涉足高山森林，逐渐把登高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这种说法过于假想化，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要选在九月九日这个时节。另一种说法认为，九月九过后我国大部分地区会“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人们都赶紧在霜降前把秋收冬藏工作完成，纷纷登山采草药，摘山果，猎禽兽。而这个季节的天气又是一年中的黄金时期，天高气爽，菊花遍地，当人们收获有成时，又会趁闲在山上饮酒欢聚，喜庆丰收，渐渐形成风气，并将这种活动称为“高山会”或“登山会”。后来将其注入文化含义，认为“九九”意味着“长久”，而登山远足事实上又确实能促进人们的体育活动和心理卫生，有益于健康。当人们不懂其中的道理时，巫文化就乘虚而入，说登高、饮菊花酒能祓除不祥，于是称重阳节为“秋祓”，赋予了它一层神秘的色彩，认为重阳节登高秋游能去灾。到了这一天，人们都要头插茱萸，手提菊花酒，登高游玩。

九九重阳节，不仅以其远足、郊游、祓禊等特殊的文化形式吸引着大众，而且以其深刻的内涵打动着历朝的文人骚客，留下了诸多佳作。如唐朝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描绘出一幅尽兴而归的游客图，道出了旅游润滑社会的特殊功能。可以想象，在晚霞映照的小道上，尽是头插金菊、脸带笑容的归客，是怎样一种让人感到温馨的祥和氛围。李白的“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九月十日即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人们对重阳节的加倍欣赏与追求。而杜甫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则多少带有一丝游子的忧郁。到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借重阳节将游子对家乡的一往情深表现得淋漓尽致。

9.除夕庆团圆风俗

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有着强烈的季节性，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进入冬季后，人们就将生活主题转向农忙后的休整、娱乐等方面。同时也在这一类的活动中，通过一系列仪式来乞求新的丰收，于是就演变出年底腊月的诸多节日。所谓“腊”，古代通“猎”字，原意是远古时代，人们在冬天将至时，用猎获的禽兽进行大祭，称“猎祭”，即“腊祭”。《说文·卷四下》徐锴注曰：“腊，合也，合祭诸神也。”诸神包括的范围很广，天神、山神、门神、灶神、床神等都在祭祀之列。腊祭在年终举行，故这个月份被称为腊月。此时正值岁寒农闲之时，进行隆重的祭祀，一方面是感谢各路神灵对全家的农业生产的关照与恩赐，另一方面，一年辛苦劳作下来的农民，不仅需要休息，需要改善生活、补充营养，同时也需要借祭祀活动释放心情，寻求精神上的解放与心灵的慰藉。祭祀神灵要求严肃而敬重，全体家庭成员必须都到场，而农闲时节，又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时间和物质上的可行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除夕庆团圆的风俗。

除夕，狭义上是指腊月最后一天。除，是指旧岁将尽，至此而除的意思。所以这天晚上又叫“除夜”、“除夕夜”、“年三十”、“大年夜”。人们往往将除夕与春节连起来叫“过年”，而“过年”在现实中又被延长，与腊月一系列祭祀活动相连。所以“过年”成了腊月祭祀活动的最高潮和一年来人神关系的总结，其意义之重大，使很多地方的习俗将“过年”（除夕）的准备工作提前，从腊月二十就开始了，并将整个准备工作的过程编作歌谣颂记。如“……二十三，供灶王。二十四，长工不管事……”等等。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既包含有古老的祭祀活动，又包含有科学的卫生习惯和约定俗成的社会公约，主要包括：除尘（北方叫“扫房”，南方叫“掸尘”）、祭灶、过小年（各地时间不同，大户人家这天要用酒肉款待长工、佣人，并放假）、接灶君等。

到了除夕这一天，主要的风俗活动有贴春联、挂年画、换门神、祀年（谢年）、吃年夜团圆饭、发压岁钱、守岁迎新。

春联，属于对联的一种，又叫“年对”。对联在晚唐五代时就已经兴起，宋代是节日风俗兴盛时期，对联在除夕被用于门联，表达辞旧迎新之意，明代则被民间广泛采用，形成除夕独特的节庆文化现象。一般在除夕之际就要将年对贴好，其内容多为除旧迎新、恭喜发财之类。这一风俗一直延续下来，内容则随时代有所变化，反映出其时民间所思所想，主要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新一年的祈福。

祀年与吃团圆饭是除夕节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祀年，江南一带又叫做“谢年”，一般仪式是备上猪头三牲等，先供奉天神，再供奉门神、猪栏、土地，接回灶君。然后，挂祖宗像或家谱，设丰盛菜肴祭祀祖先。祭完祖先，进入节日仪式最高潮，放鞭炮，全家人围坐吃团圆饭，抚昔思今，展望未来，敬老慈幼，其乐融融。这是一年中最尽天伦之乐、最温馨的时刻，所以在外的游子再忙，只要有可能，都会赶回家吃团圆饭。赶不回来的，家中的席位上，也会给他留一副碗筷，遥祝亲人在他乡异地平安健康。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年饭形式也有不同。北方主要是包饺子，一家老小团坐在一起，边包饺子边叙家常，待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既带来了一年的亲情友爱，又带来了新年的希望。所以团圆年夜饭又被称为“阖家欢”，其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一顿丰盛宴席的文化内涵，而是反映一个民族的向往和价值取向。

挂年画与贴门神。每当除夕，人们就会贴新年画、门神，这一民间习谷在现在主要是表达对新年生活的美好祈愿。除夕贴年画和贴门神往往同时进行。

守岁与压岁钱。守岁的习俗大概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梁朝的徐君倩诗《共内人夜坐守岁》中说：“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唐朝杜甫也有诗《杜位宅守岁》，都是描写除夕守岁情况的。守岁的原始本意是除日驱傩的需要。唐代李绰《秦中岁时记》载：“傩皆作鬼神状，二老人为傩公傩婆，以逐疫。”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除日驱傩，除夜守岁。”“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寝，谓之守岁。”可见，守岁是在驱除疫疠之鬼（驱傩）仪式之后，防止疫疠之鬼的反扑，反映了先民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精神。后来演变成娱神、自娱和娱人的活动。除夕的夜晚，人们都尽量让屋子内外灯火通明，祖宗、灶君前的红烛更要通宵不灭，院内的灯笼杆上要高悬红灯，有的架松柴或煤炭焚烧。家人团聚在一块儿，互致祝愿之辞，或做些娱乐活动，往往通宵不眠。孩子们则是最兴奋的，正如苏东坡的诗句所描述的：“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因为他们在等压岁钱。压岁钱是家长、长辈向儿童、晚辈分送钱，往往用红纸包好，以示美好的祝福，让孩子们高兴，同时也培养孩子们的理财意识，因为这钱是由孩子们自由支配的。小孩拿到红包后，通常放在枕头底下，称为“压岁”。

分送压岁钱的时刻，应当在午夜子时，这是新旧交替之时。给孩子们举行压岁仪式，也意味着未来是孩子们的。这时爆竹声会骤然响起，整个村社，整个城乡大地都沉浸在庆团圆的欢乐氛围之中。旧岁已除，新年即将开始！

中国的岁时风俗中的节日文化从宋代开始，突破了过去的结构模式，开始摆脱宗教神学迷信的束缚，媚神文化在淡化，更多地发展为礼仪性、娱乐性的文化活动，更多地增添了节日的人文色彩。如除日驱傩本是赶鬼巫术，后来演变成民间小戏；元宵的祭神灯火，演变为灯火艺术；上巳节的高禖求子，则演变成了春游踏青活动；中秋节的祭月，却成了赏月活动；九九重阳节也由避祸而演变为登高远足，如此等等，为旅游文化增加了丰富的内容，至今仍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同时，也应看到，岁时风俗的节日，又是古代旅游的很好的媒介。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很少旅游和交往，只有这些民俗节日，承担起了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成为人们互相走动和旅游的驱动力。如除夕夜晚的温馨会唤起在外仕宦经商的儿子回家；大年初二、七月初七，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清明时节，在外的游子、出嫁的女儿都要回乡扫墓上坟；而端午节之类的社会节庆日，更是各村社人们从各地来集聚交流的好因由。这一切都促进了人们的旅游活动。到今天，这个功能仍在发挥着作用，并更强了，如国际龙舟节，就可以引来世界各地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