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文化的交流

第二节　瓷器文化的交流

中国的瓷器经过贸易和礼品的形式传入日本之后，立即就受到了日本各阶层的喜爱。一时间收藏中国瓷器成为了日本民众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瓷器的价值也随之增长。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也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尤其是到了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至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至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带有欺骗性的行为也在其中孕育而生，手段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信任，商家们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再由商人带回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并饰以中国式的包装，他们还会在封面书以“中国龙泉”、“万历五彩”、“明代德化白瓷”等字样，几经这样的反复处理再重新带回日本，以中国瓷器的面目被日本各界广泛收藏和珍视。至今为止，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日本收藏界视为“唐物”而买卖与珍藏着。

这种以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的瓷器，还是促进了中国瓷器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以牟利性质为目的的作伪活动，仍然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直到现在，这类瓷器的鉴定仍然困扰着众多的瓷器收藏家和爱好者。在牟利性质的瓷器中，仿制的对象，主要是唐代的三彩器，宋代的龙泉，明代五彩、青花、建窑的白瓷等。这些仿品与真迹的鉴别在于细微之处。

中国的五彩瓷器以嘉靖、万历时期的器皿最具典型性。为了满足日本民众的尚古心理，嘉靖、万历年间还生产出了适合日本民族审美习惯的外销瓷，其浓艳的色调，繁密的纹饰，深深吸引了日本各界。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胎体厚重粗松，器身多有变形，不太规整。绘画风格繁缛，色彩对比强烈。但由于勾勒填彩的技法稍显草率，彩料常会溢出边线，纹饰显得模糊含混。这类瓷器的日本仿品，因为作伪者不同的动机和手法，也呈现出复杂的社会面貌。有的是完全的仿制；有的本身就带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却伪以中国嘉靖、万历时期的款式。

由于与中国景德镇瓷器的烧造温度不同，日本仿制的瓷器胎体玲珑，胎质瓷化程度较高，玻璃质感强，迎光透视胎体透亮。纹饰绘制过于纤细，特别是龙纹的画法，从日本仿万历龙纹尊的纹饰上就能看出这一区别。龙身蜷曲粗短，缺乏神气。除仿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瓷器之外，一些工匠还仿制明成化年间的五彩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两件日本仿明成化时期的五彩花鸟纹盘，均制作于17世纪，与明成化真器相比，这两件器物色调过于柔和，书写笔画较为粗重，排列稀疏，不似真款以圆润的中锋运笔，苍劲有力。

龙泉瓷器是中国浙江地区的主要烧瓷品种。南宋时期，陶工们创造性地烧制了粉青、梅子青釉瓷器，釉色温润如玉，含蓄雅致，它一直是日本收藏界中的珍宝。因此这类瓷器的仿品在日本也比比皆是。由于原料、陶工技术上的差异，日本仿的龙泉瓷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在胎土上的区别是日本仿的胎土过于细腻，胎色洁白，其坚硬程度接近明清瓷器的胎土。日本烧成温度也远远高于中国南宋时期的龙泉瓷器，用手轻叩胎土，会发出清脆悦耳，仿似金属的声音。其次，在造型上过于规整。

日本仿龙泉瓷器的时间大多在17世纪，这时的成型技术已有改进，因此在器物的口沿、圈足及其余地方的细部处理都较精细，特别是足部处理。但日本仿的器物底足还是过于尖薄，露胎处所呈现的酱黄色是经人工涂抹而成，不似自然烧成的颜色色阶过渡和谐统一。最后一点是釉色上的差异，日本仿龙泉制品与中国宋时期龙泉瓷器温润厚密的釉质相比，稍显轻薄，且过于光亮匀净。

在日本所仿的青花器中以罐、瓶、盘、碗等物最为常见，模仿的对象也以嘉靖、万历时期的瓷器为主。器皿上青花的色调柔和，不似嘉靖、万历时期的色泽，或蓝中泛紫，或晕散灰暗。器物胎体处理干净平整，没有明显的对按痕迹。画笔纤细，具有不可掩饰的日本工艺风格。在所仿万历款识的作品中几乎到了乱假成真的地步，但在内涵中还是有日本书道的风韵，而青花色泽也较为鲜亮和浓艳。

日本模仿中国瓷器之风至今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一方面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混乱了陶瓷市场。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尽管不能作为国内学者鉴定的主要目标，但正确认识其本来面目，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瓷器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很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