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处理

持续地关注某些信息，在大脑里反复思考它或背诵它，就能将这些信息转化为长时记忆（有时又被称为次级记忆）。长时记忆似乎有无穷的容量。较为重要的信息（比如搬家后需要记住的新电话号码，银行密码，或者你的出生日期）都被存放在长时记忆中。记忆的长期特性将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短时记忆以语音形式存储信息，而学者们认为长时记忆主要是根据信息的意义来实现存储的。因此，如果选择一些有意义的句子给人们看，再要求他们进行回忆，他们通常并不能复述出完全一样的用词，但能够说出句子的大意或要点。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探讨巴特利特的研究时所看到的，“自上而下”人为添加的意义往往会导致记忆的扭曲和偏差，就像人们复述“鬼的战争”那则故事时所表现出的一样。我们在第四章探讨目击者证词时，会再回过头来讨论长时记忆的偏差。

上文简要提到的阿特金森和希夫林所提出的记忆三阶段模型以及类似的其他模型，可以简化体现复杂的人类记忆的某些特点。然而，正是由于记忆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不断对这些模型进行调整，从而让它们吸纳新的观察结果。

前面提到的信息处理模型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一、信息必须首先进入短时记忆，然后才能进入长时记忆；二、练习复诵短时记忆中的信息，不仅可以将信息留存在短时记忆中，也使它更有可能转化为长时记忆。但是，第一种假设因为一些重要临床案例的发现而受到了挑战。案例中，一些脑部受伤的患者的短时记忆能力表现出严重的损伤，也就是说，根据阿特金森和希夫林的模型，他们的短时记忆存储环节受到了严重破坏。然而，这些患者似乎在长时记忆方面并不存在障碍。阿特金森和希夫林模型的第二种假设也受到了其他研究的质疑，在一些研究中，受试者用更长的时间来背诵单词表末尾的单词，但他们对这些内容的长时记忆并未体现出任何改善。在某些情况下，研究者们发现，在多种不同场合接触相同的信息（按照合理的假设，这也就意味着更多次的重复练习）并不足以使人记住这些信息。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的，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硬币，但当他们回忆硬币上人物头像的细节时，他们的表现并不好。

区分长时和短时记忆的其他论据也引发了争议。比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自由回忆中的近因效应一直被归结为短时记忆运作的结果，因为如果在回忆前的几秒钟内要求受试者倒数数字或进行其他语音活动，这一效应便会减弱。然而，当受试者尝试记住这些单词，并将单词表上的词语进行倒数后，他们对末尾几个单词的记忆仍然比中间位置的单词更为清晰。这一类的发现并不符合阿特金森和希夫林的模型，因为按照他们的模型，短时记忆应该被倒数这一任务“填满”，从而无法观察到任何近因效应才对。语义编码（即基于语义的信息处理）在合适的情况下也会在短时记忆中显现，这说明语音编码并非短时记忆中信息表述的唯一形式。

阿特金森和希夫林的信息处理模型所存在的问题得到确认后，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回应。其中一种思路是，根据短时记忆模型的已知局限对模型本身进行改善。巴德利及其同事的研究就与这种思路密切相关，同时他们还力图进一步描述短时记忆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研究视角上的改变催生了巴德利开创（随后又加以修订）的“工作记忆”模型。而对阿特金森和希夫林模型的另一种回应思路关注的问题更为普遍。这种思路质疑的是为何该模型要将关注焦点放在记忆的存储及其容量的局限上，并提出应该采取另一种研究路径，重点关注记忆的信息处理过程，并研究信息处理过程对记忆成果的影响。

无论哪一种记忆模型最令人信服，许多关于记忆的理论都对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进行了宽泛却根本的区分。我们将会看到，支持短时与长时记忆二元区分的论证来自两方面，既有一系列针对正常健康个体而进行的实验，也有对脑部受伤、记忆存在缺陷的病人的研究。基础生物研究也提供了集中的证据，支持短时和长时记忆之间存在区别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