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和中国

曾经缔造了“奇迹年”（1905）的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中国有一段因缘。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点，爱因斯坦夫妇抵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汇山码头，爱因斯坦受到当时的德国总领事悌尔先生、斐司德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和侨居上海的犹太人的欢迎。就是在这里，爱因斯坦收到了三天前刚宣布的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尽管两天前他在船上就从收音机中听到了这一消息，但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手中接到正式通知时，他仍然 “表示欣喜之意”。他是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本讲学，来回两次途经上海，也受到上海各界和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第一次路经上海

1922年的一天中午，爱因斯坦夫妇来到上海，他们品尝了 “一品香”的美味，又观赏了昆剧，接着游览了豫园。据当时的报道，当爱因斯坦在南京路被认出的时候，狂热的青年学生们高呼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众人把他高抬起来，以能触摸到爱因斯坦的身体为荣。

爱因斯坦乘日本船“北野丸”于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点到达上海，在上海当时的汇山码头登陆。到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的，有德国和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中国学者、日本改造社代表、犹太人，还有一批中外新闻记者等。进入市区后，有关团体在上海 “一品香”餐厅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继至上海 “小世界”听昆曲，以后又游赏了城隍庙、豫园和主要街道。据说，当爱因斯坦走进上海南京路时，上海青年学生高兴得用双手把他抬起来了。下午6点，中国文化教育界在画家、书法家王震 （1866～1938）家里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并留下合影。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哈尔、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斐司德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村田。我国出席这次宴会的除王震外，还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总编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的张君劢、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其女儿应慧德等人。

爱因斯坦在上海唯一的留影

在王震家宴席之前，爱因斯坦夫妇欣赏了王震家摆设的金石书法、古物艺术品。席间，于右任致词。他说：“我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今所抱歉者，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又不能闻博士伟论。唯愿博士在日本讲学既毕，重为我国青年赐晦。”爱因斯坦博士致答词道：“今日得观中国名画，极为愉快。”“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献所见。”宴会中，爱因斯坦对11岁的女孩子应慧德赞赏备至。应慧德以流利的德、英、法三国语言和爱因斯坦夫妇交谈，并朗诵德国名人诗篇。宴席间，大家多次请爱因斯坦讲讲相对论，但他因 “长途跋涉、绝未休息，不能作长篇演讲。”晚9点结束宴会。爱因斯坦夫妇于次日（14日）凌晨仍乘原船往日本，于11月17日抵达神户。

据报刊报道，中国人看到的爱因斯坦是这样的形象：他“是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位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穿着很普通的黑色衣服——一件礼服，带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这和他的胡子很相配。他有着一头短而浓密的灰色头发，就像是一顶纸制的王冠，有的地方被压扁了。他还有一双棕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

据1922年11月14日和15日的The China Press（又称《大陆报》，创刊于1911年8月29日，也是当时中国专门对西方发行的唯一的英文报刊）报道：当有人问爱因斯坦最近又有何新发现时，爱因斯坦答道：“以个人而论，与科学研究上并未能有所增益，唯闻有英国科学家若干人在澳洲西海岸试验，已经有显著的成绩。”

爱因斯坦在这里讲到的“澳洲西海岸试验”，是指1922年9月21日的日食观测。这天，在澳大利亚圣诞岛及澳大利亚西部各地可以看到日全食。因此，各国天文学家纷纷赶赴日全食地带进行观测，以继1919年5月29日日全食观测工作之后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有关预言作进一步的验证。当他到达中国时，这次观测的计算核实工作尚未完成，因此，爱因斯坦在上海讲到他 “不能臆断”这次观测的情况。

爱因斯坦是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在这之前几年，早已传闻，要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但是，直到1922年11月才正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物理学奖 （同时还决定把1922年度物理奖授予玻尔）。当爱因斯坦听到这喜讯时，他正在上海。当他于13日到达上海时，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正式通知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夫妇都表示极为高兴。当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伟人立刻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就很难怪中国大学生会在南京路上把爱因斯坦举起来欢呼了。1922年11月14日，《大陆报》登载两篇报道：一是“在这里 （上海），爱因斯坦欣喜得知他获得诺贝尔奖”；另一是 “爱因斯坦夫人承认大多数人对相对论的困惑，她也有同感”。在后一篇报道中还可以看到爱因斯坦本人的签名及其所写下的相对论中的β因子。这是爱因斯坦留在中国的较早墨宝之一。当爱因斯坦抵达上海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鉴于急切了解相对论的心情，他们提出了种种有关相对论的问题。一个曾先后五次采访爱因斯坦的记者仍不明白其中诀窍，他说：“两年前在解释这个理论时，我曾请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您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在铁道旁边的路堤上竖起一根高尔夫球杆，并且在火车的地板上平放另一根相同长度的高尔夫球杆，当火车从竖起的球杆旁经过时，路堤上的观察者看到车厢内的球杆要比竖起的球杆短一些’对吗？”爱因斯坦博士微笑着。“相对来讲，是这样的。”为什么车厢内球杆会短些？面对一群记者，爱因斯坦在一个记者的记录纸上写下了β因子，签上名字，指出它对于理解相对论的重要性。在 《大陆报》的报道中，将此因子描述为“全部理论的肇始，是揭示深邃秘密的通关密语”

顺此提到，理论物理学家A.派斯（1918～2000）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连续写了两本爱因斯坦传。他说自己在翻遍各种档案文献后，就爱因斯坦生平还留下两个问题未解决：一是爱因斯坦及其前妻的私生女下落不明；二是爱因斯坦究竟在何时何地正式获得有关诺贝尔奖的通知。这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早在派斯著书之前十余年已在 《爱因斯坦在中国》一文中作了回答。并且该文的英译本和摘要于1979年由范岱年先生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先生分别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和欧洲举行的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会上宣读。

爱因斯坦此次到上海，引起了中国人对相对论的极大兴趣。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大学也发出讲学邀请。爱因斯坦本人不仅在宴会上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而且在和其他人的谈话中也一再明确表示，因要到北京、南京各大学讲演，还拟在上海讲演二三次，因此，希望离沪早去早回，表示在日本“逗留7个星期之后即来中国”。

第二次路过上海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从日本门司乘“榛名丸”船离日回欧洲，途中于12月31日上午11点到达上海。很多人到上海码头迎接爱因斯坦，令爱因斯坦 “应接不暇”。爱因斯坦这次到上海后，住在当时上海的杜美路9号一位旅沪犹太人家里，并接受犹太人的欢迎。他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邀请，1923年1月1日下午3点，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中国的一些学者参加了这次讲演会。参加这次演讲会的中国学者张君劢是一个虔诚的心灵学者，在爱因斯坦报告后他提问心灵学问题。爱因斯坦答曰：“这是不足道的事。”这个提问，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的悲哀。难怪当时许多报纸报道此事时，发出了对心灵学者的责问：“不审吾国人研究灵学者，对于恩氏（即爱因斯坦）又作何感想？”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路经上海以后，中国各大学和学术团体都忙于筹集资金，创造条件，以备欢迎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在他第二次路经上海时，也正如 《新闻报》指出的一样，“本埠 （上海）人士甚望更开一欢迎会，俾众人咸得一聆此名 （相对论）以宿雅教之念。”但是，爱因斯坦毕竟没有在中国讲学。在他第二次到达上海之前，在1922年12月7日自日本京都寄给北大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夏元瑮的书信中写道：“夏博士鉴，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象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止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1923年1月2日11点仍乘“榛名丸”邮船离开上海的。他在埃及塞得港下 “榛名丸”，赴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讲演后才回柏林。

爱因斯坦此次为何没有实现北京之行呢？

其实，早在1920年12月，北京大学就接到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称：德国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明年可能会到东方国家讲学，北京大学能否向他发出邀请？电报是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袁观澜先生发来的。此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当即复电：“甚欢迎，唯条件如何？请函告。”

1921年3月16日，蔡元培借赴德国柏林考察之便，会晤了爱因斯坦，并当面提出希望他到中国北京大学讲学的邀请。爱因斯坦当时就表示：今年他已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只能明年再安排时间到中国。

1922年2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意外的收到一份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京演讲，该博士愿同时往华演讲半月，唯条件如何？希电复。”这是当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所发。蔡元培先生立刻回电表示欢迎，并允诺负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每月付给他1000大洋的酬金。

时间不长，爱因斯坦通过正在德国留学的北京大学朱家骅教授转交给蔡元培一封信：“我非常感谢您本月21日的来信，并趁此机会通知您我今年秋天到东南亚旅行的计划。我们以前的谈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楚，当时我提出访华计划和我别的事务有冲突，而且报酬过少，还不够我旅行的用度，所以暂时把来华的事放到了一边。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日本约我前往，报酬优厚，我打算在日本停留四个星期，即在东京两个星期，在其他大学两个星期。如果我顺便再来北京两个星期，还是很合适的。的确，是你们先约我，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了优越的条件 （除我们夫妇的居住费外，另给报酬2000英镑），因此，他们应该也有优先权。”即使接到了这样的信，但蔡元培觉得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还是有了希望。

为此，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承担了双方的联络工作。1922年6月24日，北京大学又接到了爱因斯坦回复大使馆信件的译本。信中写道：“今年4月8日贵馆的来函我已收到，你们说的情况我都已很明白。我非常愿意于今年冬季到贵国的北京大学讲学，时间以两个星期为限。关于酬金的事，本来是可以遵照来函开出的条件办理的，可是我近来接到美洲各大学的来函，他们开出的条件都比贵国好。如果你们不对原来的条款加以修改，恐怕会有不便之处。在此，我将各款略加修改如下：①1000华币改为1000美元；②你们负担我们两人从东京到北京以及到香港的旅费，还有我们在北京饭店的开销。这次修改条件我实在是不得已，请你们谅解。”

蔡元培接到这封信后，立即赶赴山东去和梁启超先生商量，得到了梁启超的 “讲学社”的大力支持。蔡元培立刻电复中国驻德国大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到了8月17日，蔡元培接到了大使馆的信函，称一切都已谈妥，爱因斯坦将于元旦抵达北京。

为了接待爱因斯坦这位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的来访，蔡元培紧锣密鼓做足了准备。特意请来著名专家高叔钦、夏浮筠等围绕着“相对论”举办了7场专题讲演。

11月5日，爱因斯坦抵达上海，随即前往日本。按照所定计划，他将在12月来到北京。

正当蔡元培、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都在热切期盼着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时，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蔡元培竟接到了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自日本的一封信：“虽然我非常愿意并且有过郑重的承诺，但我现在还是不能到中国去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了日本以后，等了5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是北京大学不准备践约了。因此，我将预备访问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而且，我的一切旅行也都要按着 ‘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定下的。今天接到尊函，才知这是一次误会。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

蔡元培在接到这封信读后，在信的左面无奈地写道：“读右函颇多不可解的地方，爱因斯坦定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已有相对 （论）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2000英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爱因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程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这里蔡元培先生的一句 “颇多不可解的地方”，作为忠厚为人的蔡先生，虽没有对爱因斯坦的责怪，也道出了对爱因斯坦做法的很不理解。当然，爱因斯坦当年取消北京大学之行，有我国当时学术的不发达，因国力的衰微付不起高额的邀请费，再就是爱因斯坦信中的 “都要按着 ‘中止赴华’这个前提”是说当时日本的无理阻挠和利诱，从中更可以窥到爱因斯坦并非 “完人”的另一面。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间。但他犀利的眼光却看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欧洲人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劳动者受苦受难；也表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度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愚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 （即五四运动）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愚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以上日记文字是从爱因斯坦的女婿 （爱因斯坦第二任妻子的女儿的丈夫）R.凯塞以笔名A.赖塞在1930年所写的 《爱因斯坦传》中摘录的。关于这本传记，爱因斯坦在1931年说：“赖塞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的传记中最好的一本。它出自对我个人生活有很好了解的人之手”。

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爱因斯坦未曾如愿在中国讲学，但20世纪20年代初相对论仍然在中国传播开来了。从1917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各种报刊所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100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相对论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强烈兴趣。许崇清 （时为留日归国不久，后曾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于1917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 《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的文章，文中最早涉及了狭义相对论两个基本原理，以及光神以40倍光速旅行之奇妙。但是，这些内容仅是一篇长文中的夹叙，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第二个谈论相对论的是，时为南京高师学生的吴有训，他于1919年2月撰写了《第四度量》一文。到1920年，从1月到12月，报刊上关于相对论的文章突然多起来。魏嗣銮、张松年 （申府）、任鸿隽、文元模以及其他各种笔名 （如 “蠢材”）的文章引起了读者兴趣。诸如题为 《科学界里一革命》《21世纪之牛顿》《现在自然科学之革命思潮》《宇宙说》等屡见报端，1919年日食观测证明爱因斯坦的光线弯曲说一事，也在1920年2月的 《东方杂志》的 《科学杂俎》栏披露；还有当年11月，任鸿隽在《科学》上发表的《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一文。1921年3月2日 《时事新报》还及时地报道了德国反对相对论的一些活动。为了准备爱因斯坦来华讲演，北京大学、金陵大学、上海大学等都曾举行过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演讲。正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说：“有了这么一个准备，然后再来听爱因斯坦讲演，才能得到真正的了解，也才能判断他的真正价值，并且也不辜负他远道来给我们讲演的这一番盛意啊！”在积极准备过程中，北大教授夏元瑮翻译了爱因斯坦于1916年著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一书。译文先于1921年4月发表在 《改造》杂志上，1922年以《相对论浅释》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贻惠翻译了爱因斯坦拟于1920年5月在荷兰莱顿的讲稿 《以太和相对论》，译文于1922年载《理化杂志》第2卷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有3个杂志先后出版了 《相对论号》或 《爱因斯坦号》。最早的是《改造》杂志第3卷第8期（1921年4月出版），其上刊载了夏元瑮、徐志摩、王崇植的4篇有关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文章。第二个是 《少年中国》。它的第3卷第7期（1922年1月出版）上刊载了魏嗣銮、王光祈两篇文章外，还最早刊载了爱因斯坦送给 《少年中国》及其读者的照片。这照片是1921年8月25日、时为上海同济大学学生魏嗣銮代表 “少年中国学会”向爱因斯坦讨要的，爱氏于9月5日即回信并寄送照片。这期 《少年中国》出版时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半岁之时，其时，毛泽东、张闻天、李大钊、恽代英等都是该会会员。第三个是 《东方杂志》，它的第19卷第24号（1922年12月出版）除刊出高鲁、郑心南（名贞文）、周昌寿等13篇文章外，扉页上刊有二帧爱因斯坦照片，其中之一是爱因斯坦及其继任夫人合影。出版界也争先恐后出版爱因斯坦的中文译著。商务印书馆还刊出“欢迎爱因斯坦博士”的出版广告。

在早年从事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引力与电磁力统一场论研究的中国学者中，值得一提的是束星北教授 （1907～1983）。束星北系江苏南通人。1924年入杭州之江大学学习，1926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 1927年初转入加州大学，同年7月游历欧洲，并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逗留了较长时间。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1930年1月获该校硕士学位，后又在剑桥大学作为研究生进修，1930年9月返美。在欧期间曾与爱因斯坦和爱丁顿教授等有过交往，并与爱因斯坦留下合影。他于1933年，在关于引力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研究中，在当时是有一定启发性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成功，立即导致一种希望：即纯几何概念也可用于表述电磁场。这种思想导致德国科学家外尔和爱丁顿及爱因斯坦本人对黎曼几何提出修正，以便为电磁场增加一个位置。但一直没有人对此理论提出满意的证明。我们知道，相同符号的两个质点彼此相吸，而相同符号的两个电荷彼此相斥。如果利用因子i＝ ，就可以在形式上做到这一点。出于这样的考虑，束星北研究了复数表述的黎曼线元，其中实数与质量（引力）相关，虚数与电荷 （电磁）相关。这样得到的理论表述就特别简单，并使麦克斯韦方程和洛伦兹作用力定律二者均作为黎曼几何本质上相同的结果而出现在一级近似中。

束星北与爱因斯坦的合影

对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0～1921年间来华讲学。在他的5个哲学专题演讲中，有一讲 “物之分析”，主要谈论的就是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特别是，罗素是经过苏联到中国的，在中国他多次讲道：“列宁和爱因斯坦是近世最出色的伟人。”因此，有人说，至1922年底，“就是学术最幼稚的我国，从罗素来讲演后，也无人不知这相对论的名词。”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激起了中国人民对爱因斯坦的敬仰，爱因斯坦也不曾间断过对中国的关注。中国几代理论物理学家夏元瑮、周培源、杨振宁、李政道等都曾聆听爱因斯坦的讲演或召见。1921年春天某日，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亲自到德国爱因斯坦府上邀请其来华，恰在此时，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第一次去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夫人只得请他稍候。爱因斯坦不仅在两次途经上海的言谈与旅行日记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而且，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对日本侵占中国的东三省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和罗素等人于1938年1月5日在英国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并以种种可能援助中国。同年6月6日，爱因斯坦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一起，在美国发起成立援助中国委员会。爱因斯坦为在美国2000个城镇发动援华捐款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当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领袖 “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迫害时，他又和在美国的知名人士共15人一起，于1937年3月发出了正义的声援电，电文中写道：“我们在美国对于上海 ‘七君子’之被捕谨表示深切关怀。”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仙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文章。1979年，爱因斯坦百年诞辰，我国还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以表示对他的怀念。

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北京发行的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