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方式

劳动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在“生产力——劳动方式——生产关系”的链条中，劳动方式，作为人与物两种要素的具体结合方式，作为一种狭义的生产方式，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的具体表现，同时又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不是任意的抽象过程，而是以劳动方式或狭义生产方式为中介的具体过程。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曾谈到三者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当时一定生产方式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17]因而任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首先是通过劳动方式表现出来。劳动方式集中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发展要求，同时使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得以实现。因此，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这不是一个主观的判断，而必须以劳动方式为中介，劳动方式成为判别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中间环节。

那么什么样的劳动方式才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最佳劳动方式呢？这里必须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必须考虑劳动客体的性质；第二，必须考虑劳动主体的性质，并使两者实现最佳结合。劳动客体的性质，就是生产资料的性质。劳动方式、劳动组织必须与生产资料的性质相适应，既和生产工具的性质相适应，也和自然条件、自然富源的状况相适应。对于这一点，从一般的意义讲，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然而在具体应用中，思想就不一致了，根源就在于如何看待一个国家生产资料的实际水平以及如何建立相应的劳动方式、劳动组织。按照教条主义的理解，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经济结构，因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方式、劳动组织就应是“一大二公”的分工、协作方式，而且越大越公越好。改革开放前20多年，我们抓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从土地改革、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到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形式轰轰烈烈，然而并没有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的发展，相反在不少时段，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里实际上在经济结构（财产关系）的前提下，掩盖了对技术结构的分析。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有很大差别，生产资料的技术构成也各不相同，有自动化的、半自动化的，有机械化的、半机械化的，也有大量手工劳动的，最落后的地区则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经营，与这种不同水平的、多层次的、多种类的技术结构相适应的劳动方式或劳动组织，就不应是一刀切的、单一的，而应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只有最高层次的生产资料，才可能提出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要求，盲目搞“一大二公”是错误的。

除了生产资料，最佳劳动方式的组织，还必须考虑劳动主体的性质。劳动是生产的灵魂，因而劳动主体是生产力的唯一能动力量。机器再好，如果“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变为废棉”。只有活劳动才能“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活”^[118]。因而，只有最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劳动组织才是最佳组织。

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仅仅把劳动者看作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追求者是略有偏颇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1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为劳动能力实现自己”^[120]。然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工人仅仅看成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看成是“没有七情六欲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看成是“仅仅作为劳动的人的抽象存在”^[121]。这是对历史主体的极大歪曲。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其重要原因就是工人也是货币的追求者，这是真正的财富源泉。恩格斯在《致彼·拉·拉甫罗夫》信中也指出：“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122]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为生存而斗争必将转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123]，无视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

因此，真正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最佳劳动方式或劳动组织，必然是能给劳动者带来最大利益的劳动组织。这是劳动者积极性得以发挥的根本原因。从这方面讲，所有制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但它必须与生产资料的性质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等经济类型的性质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