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不断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扩大了高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人员交流更加频繁，高校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日趋活跃。各地各高校通过国外研修、科研合作、人员互派等方式，大力支持优秀学者赴海外讲学访学，积极吸引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华从事合作研究。“十一五”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国外考察派出3.45万人次，国外进修学习派出2.75万人次，受国外聘请派出讲学1.59万人次;国外合作研究派出1.16万人次，来华1.21万人次，参与国际合作项目2600多个。一批高校学者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有的还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各种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和风范。例如，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当选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多次在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武汉大学易显河教授在意大利国际法研究院大会中当选为联合院士，马费成教授受聘为国际权威杂志《信息科学学报》唯一中国籍编委;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多次赴俄参加国际会议，就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俄关系发展问题做重要发言，并与普京、梅德韦杰夫等政要进行直接对话。
二是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更加广泛。“十一五”期间，高校学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53万多篇，比“十五”期间增加近2倍，同时有近800部以高校学者为第一作者署名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外文。2006年以来，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向海外输出版权600多种，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精选千家报刊，荟萃中华学术”的系列产品发行至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学术精品的海外推广构建了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平台;陈雨露教授的《人民币读本》，金灿荣教授的《大国的责任》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波兰文版和俄文版陆续翻译出版。南京大学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200部)韩语、日文、英文三个语种的出版工作全面启动;北京大学叶朗、朱良志教授的《中华文化读本》陆续推出了英、法、德、俄、日、西班牙、阿拉伯、韩等8种外文译本;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分别以日文、英文、韩文以及中文繁体在日本、美国、韩国及港台地区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的《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由英国知名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被我国驻外100多个商务参赞处作为对外沟通使用。许多高校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获得了一系列国际重要奖项。例如，北京大学王世洲教授获2009年度德国洪堡科研奖，仲跻昆教授的《阿拉伯文学通史》获沙特“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严绍璗教授获日本第23届“山片蟠桃奖”，任光宣教授获俄罗斯“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奖”。中国政法大学黄道秀教授荣获俄罗斯总统颁发的“友谊勋章”，何秉松教授荣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位勋章”，费安玲教授获得意大利第四届“第三千年”国际奖。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用中、日两种语言发表的《智水仁山》等研究成果，2010年荣获日本第二届“奈良万叶国际奖”。
三是建立了一批展示传播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平台。近年来，高校举办创办了一批高层次学术论坛，在某些重要领域主导了学术话语权。例如，2003年至今，北京大学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连续举办了八届“北京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2000余位知名学者和政要名流出席;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成为“学界、政界、商界”三方交流互动平台;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建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在全球轮流召开中国学研究高端学术会议，形成了世界研究中国学的学术网络和互动机制。高校还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数据库、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发展成为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大型综合调查项目，被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ISSP)接纳为代表中国的成员单位，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数据采集国际合作的平台与窗口。《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已被8家重要国际数据库的15个索引收录;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被SSCI和A＆HCI收录;四川大学的符号学网站，在国际上已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外语战略研究网、外国文学研究网和中国国际舆情网，构建了多语种特色网站。高校与国外院校合作，目前已在10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课堂，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是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初成体系，打造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智库”。据统计，目前高校有各类涉及国际问题、国际关系、国别研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机构约300所。教育部重点建设了东北亚、南亚、东南亚、中东、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地区和国别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世界文明史、世界经济等一批国际问题及相关研究基地。许多基地与外交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其出色工作得到高度肯定。例如，南开大学亚太经合组织(APEC)研究院为我国参与APEC合作及我国领导人出席历次APEC领导人峰会和部长级会议提供了决策参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贸易组织(WTO)研究院为中国“入世”谈判和制定相关对策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报告和建议;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共同开展研究，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延边大学开展的中韩高句丽史研究，对促进中韩两国学术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为开展民间外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体上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已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我国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和水平逐步提高。从广度看，不仅与亚洲、欧美地区的传统交流合作得到巩固和提升，而且拓展了与大洋洲、拉美、非洲等地区的交流合作;不仅部属高校，而且很多地方高校成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活跃主体。从深度看，已从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向国外讲学、海外发行外文刊物、在国外单独或共建研究机构、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等深度合作转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与时代要求和国家需求相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走出去”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首先是高层次外向型人才不足。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良好外语水平的复合型人才不足，是制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瓶颈所在。其次是层次和水平不高。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总结凝练还不够深入，话语体系还不够适应，对外介绍、传播力度还不够大，宣传推广的手段和渠道还比较有限。再次是机制不活，投入不够，资源比较分散，缺乏整体规划和配合，相关政策措施并不配套，没有形成有效的整体合力。
(摘自李卫红副部长2012年4月13日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国高等教育》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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