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应对微博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妥善应对微博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张合营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互动媒介，以其快捷互动的传播方式，关注社会、传递信息、解析问题、导引舆论、叩问政治，在引发大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整个社会组织形态改变的同时，正日益从权力的媒介走向媒介的权力，深深地影响到主流价值观构建和政治话语的维系、变革与发展，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新领域。积极应对微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探索微博时代的意识形态规律，是提升党的媒体执政能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亟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必须高度重视微博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微博的迅猛发展，使它不仅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场，更成为各种意识形态运作的重要场所和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介入到了政治和政治活动中，它是一种工具、手段、途径，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本身。”^[1]微博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

（一）微博对政治领域的介入和渗透日益广泛，对政治的直接性挑战越来越大

微博作为当今互联网世界中新兴的传播媒介，以其简洁、高效、开放、交互的特征和功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由互联网带来的“140个字符”的信息传播革命，其对政治产生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视。微博作为触发舆论的先锋，在揭露问题、批判现实、引发社会关注与共鸣的同时，拓宽了政治空间，使政治主体日益多元化，政治参与形式多样化，形成虚拟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联系与冲突。微博既可以使参政议政和民意表达走入新境界，也可以成为破坏政治稳定的力量。微博的“坏消息综合征”容易引发人们心理的失衡与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导致其对国家政治事务的过度干预，其隐含的利益诉求、价值导向，在主体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实现着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成为改变政治秩序、挑战国家政治议程和社会稳定的潜在能量，从而影响到政治发展。2011年，突尼斯阿里政权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垮台、英国伦敦大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西亚北非“茉莉花运动”，社会化媒体都起到了某种社会动员的作用，而其中微博更是有力的直接推手。

（二）微博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争夺话语权成为微博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态势

微博深度融入社会，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渗透性，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工具。微博时代，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交锋更为复杂、激烈和多样化。有学者提出，“未来十年，中国有四大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最重要”^[2]。

在微博等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国家把抢夺新媒体前沿阵地，作为巩固意识形态和抢占政治传播的制高点。西方的一些政客和敌对势力看中了微博强大的政治颠覆功能，企图靠新技术来推动新思想观念的交流，叫嚣着要用“Twitter挑战中国网络长城”。2012财年预算中，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主动删减800万美元“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经费，并将这部分经费主要挪用到微博等新媒介的投入，约请一些海外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分子”制作访谈节目，开设博客、播客等新的自主互动方式，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美国前任驻华大使、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洪博培认为，应联合他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这些人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中国有5亿互联网用户，有8000万博主。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3]

（三）微博作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成为执政者控制和利用舆论工具的新宠

“玩微博”的总统们开启了“微博外交”的新时代。2010年，阿根廷美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发表博文，阐述对马岛问题的主张和立场，称英军为“强盗”，誓言为了马岛主权不惜进行一场“永久性斗争”。号称“微博更新王”的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实时“借微博打击政敌”。为了巧妙地表明自己登上南千岛群岛的态度，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微博上连发三条消息，称“总统有义务掌握俄罗斯所有地区的发展情况，其中也包括最偏远地区”。俄《消息报》发表评论说，“在总统的带领下，俄罗斯政治开启了微博时代”。

由于微博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许多政要人物已熟知其背后推广政见、搜集民意、沟通感情的巨大潜力，而纷纷开通了微博。仅在二十国集团，就有超过半数的国家领导人是“微博”追随者，有的还互为“粉丝”和“博友”，如英国首相卡梅伦、加拿大总理哈珀、德国总理默克尔、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拥有近600万粉丝。作为“第四媒体”，微博成为了各国政要政治角力的新秀场。

（四）微博对社会公共事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微博问政在考验着政府执政能力的同时关乎着意识形态领导权

微博问政不仅是公民表达自身意愿，通过政治活动实现自己利益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公民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问政对于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监督、政治社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近年来“两会”微博、政务微博、官员微博的兴起，正是抢占先机、顺势而为的举措。但是与此同时，微博传播内容的泛娱乐化、低俗化、非理性化，传播方式的暴力化、碎片化，议题设置的情绪化，煽情新闻和虚假信息的不断出现，使网络形成了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构成间接性的销蚀。有人形容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利益认同、文化认同对于网民已经是魂不附体。面对着微博传播分散和不可控、堵不住的现实，如何巩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提高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二、深刻认识微博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

微博对意识形态产生重大而复杂的影响，在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平台、扩展空间的同时，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炒作热点敏感问题，借题发挥，以文明的名义占据制高点，质疑政府的合法性

微博的意识形态传播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尤其在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城管与摊贩冲突、交通事故等突发公共事件中，一些“微博问政”的意见领袖更是借题发挥，尽其所能向公众兜售其政治态度、价值立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还绞尽脑汁利用微博进行恶意炒作、煽动民情、挟持民意、左右舆论，致使网上舆论错综交织，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一般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微博达人”们在随时呼叫国家机器干预的同时，肆意责备并攻击国家机器，对政府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郭美美的微博炫富，引爆了公众对官办慈善组织的质疑和深深失望。钱云会案被微博“合理想象”和无限放大，成为草根民众维权无望和基层政权“黑恶化”的标本，对诠释基层官民关系起到恶劣的示范效应。“7·23”动车事故，微博借“高铁体”广泛造句，表达对突发事件信息不公开的抱怨特别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折射出市民心态与中产阶级意识以及政治势力博弈等多种因素。“随手拍”运动和“拼爹”博客，把“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理念包装成为“普世价值”，在召唤笼统的“爱心”和“文明”的背后，隐藏着不自觉的身份认同、阶级意识和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公开叫板。其转移民间能量、聚合各种政治情绪、挑战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诋毁和丑化社会主义形象，瓦解人们对社会主义认同的能量不可小视。

（二）以反权威、去中心化自我标榜，争夺话语权、激发边缘意识、召唤反叛情结，挑战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非实名制的背景下，博主身份纷杂，话题随意多样，立场态度多元，一些微博意见领袖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善于抓住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见解，以“权威”形象，对人们的思想困惑给出看似合理的解答，对政府政策的出台进行“对抗性解读”或“反向解读”。为了抓住受众，不惜“语不惊人死不休”，尽量满足和迎合一些普通群众的“围观”“猎奇”心理，以召唤叛逆情结。一些微博借“反腐”之名，企图播下所谓“普世价值”的“龙种”，收获的却是“用一些激动人心的政治上的空话来玩弄‘老百姓’”^[4]的跳蚤，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鸣锣开道。其潜在影响就是逐步侵蚀人们“意志功能”，消弭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指导思想的认同。

一些微博甚至不惜散布谣言和负面信息，传播破坏性言论，挑战政府权威，肆意诋毁国家形象，使微博从传播信息、互动交流的平台沦落为“谣言横飞的公共厕所”。微博的“负面消息综合征”“谣言制造机”，遮蔽了本来有价值的公共信息，造成了大量的信息垃圾，在加大舆论管控压力的同时，使主流价值观边缘化，为非主流价值观的长驱直入提供了空隙，损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环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

（三）将娱乐享受标上“中立”的标签,以娱乐至死消解弥合价值空虚

微博政治是一种感官和情感的政治，也是高风险的政治。有人比喻，微博就像一个感觉、情绪胜于理性的神经器官，可以传达和引发剧烈冲动。一些以“重口味”“恶趣味”“情色”“身体日记”等为名的微博用户，通过播发涉黄、鬼怪信息、明星八卦吸引关注度。2011年，走红的“咆哮体”微博，“在伤不起、有木有”的“咆哮”中，使严肃的政治问题披上游戏化、娱乐化的外衣。这种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宣泄，流露出受众对空虚的愤慨或是“傻乐”的追随，在“躲避崇高”中有意无意地调动了人们对权威和规范的顺从与抵抗的复杂心态。

微博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们想象中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微博时代，公众在平面化的文化消费中宣泄情绪、解压心理的同时，逐渐逃避现实，失去思想和深度。大众实际上躲在相机和微博后面，“看见”了乞丐，却不“认识”乞丐。“越来越多的人浸渍在媒体打造的娱乐世界中，越来越少的人关注政治。民主的走向，变成了一场缺乏公民参与的游戏。”^[5]微博这种欺骗性的操作，实现着对大众的操纵与控制，使大众无法实现对国家、集体、他人的社会责任感，政治冷漠化、情绪躁动化、行为无责任化“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6]最终带来的是道德底线的下移、理想信念的颠覆、心灵价值的扭曲、行为规范的失矩。

（四）以传播方式的多向度、裂变式、碎片化，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加大了意识形态的管控难度

微博是通讯技术与网络技术结合的产物，是具有自媒体性质、准入门槛低的网络新贵。微博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这大大突破了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范围，使国内舆论导向的控制和管理难度加大。微博“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一定程度上使大众社会正在分崩成为个别化、差异化的小型群体，集体主义意识进一步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依靠组织权威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优势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组织的“认同”实现起来难度更大。微博中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碎片化信息，会通过互联网这条渠道影响我国的民众，容易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混乱，动摇社会指导思想和社会政治信仰，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无国界、无限制的网络信息传播，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三、妥善应对微博挑战，掌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

微博作为网络媒体的新贵，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提供了机遇，增强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在微博等新媒体环境下，能否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信仰，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情感认同，直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因此，我们要高度警惕，要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积极回应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

（一）积极应对微博挑战,把握微博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

大众传媒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微博等新兴传媒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和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要更新传播理念，主动占领微博传播的制高点，努力使微博成为构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新阵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微博舆论引导中的作用，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众，以权威、公正、平等、包容的媒体形象，传达党的声音，引导社会舆论，凝聚共识，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软实力”。要以加强微博内容建设为重点，根据国内外热点和关注焦点，设置议题，营造“话语场”，引导微博政治参与，掌控舆论引导的话语权。要强化党政干部和政府部门的媒体意识，提升应对媒体的能力。要高度关注微博问政的影响力，善于运用政务微博、官员微博，及时发布对热点敏感问题的判断、信息传递和决策，批驳谣言，包容不同意见，反击错误言论，改善党群关系，维护政府形象。加强微博舆情研判与引导，透过微博舆情，体察民意，疏导民情，在与公众的互动中，增进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凝聚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和情感认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

（二）培养微博“意见领袖”,掌握微博时代舆论引导的话语权

意见领袖是微博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一环。培养意见领袖是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重要方法。意见领袖在引发关注、设置议题、舆论导向等方面具有强大引导作用，甚至会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当前，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复杂，既有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大众明星，更有三教九流等各色人群。代表正确舆论方向的意见领袖，能起到辨明事实真相、遏止社会流言的作用。但一些意见领袖往往起负向作用，引发网络舆论动荡，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其危害不容忽视。党和政府应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引导和培养认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掌控舆论话语权。要协调与既有意见领袖的关系，注重从体制内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中物色和培养舆论领袖，如“新华微博”开设的以新华社记者和编辑为主体的“新华微群”及以大学生村官为主体的“大学生村官群”等。注重发现和引导草根舆论领袖，约束意见领袖的负面言行，促使他们严于自律，把握分寸，承担社会责任。引导受众合理表达诉求，使理性思考的声音成为微博言论的强势，营造意识形态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强化微博管理,维护微博时代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巩固，是同一定时期传播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紧密相连的。对于微博这种新兴媒介，党和政府要善于管理，要贯彻以疏为主、引导优先的把关策略，建立开放型、参与型、回应型的传播新体制。要时刻关注技术发展新动向及舆情发展新走向，充分发挥微博在推动民众参政议政、加强政府与民众交流方面的平台作用。推进政务微博建设，适度地将微博纳入公共应用平台或是电子政务平台，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发挥其在信息沟通与立场协调中的作用，及时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信息进行发布，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开通政务微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不做僵尸、不作秀”，积极推进信息透明化建设，最大程度地避免谣言和失实信息的出现，减少微博潜在的负面作用。

完善微博政治参与机制，将依法治网作为扩大网络民主的基本原则，引导微博问政的有序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要明确政府的权限范围，保证政府对公民微博参政的监管范围和法定程序，要对“微博问政”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对政治参与的内容和形式作出规定，使微博在赋予网民更多自主表达利益诉求、参与政治生活机会的同时承担起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义务，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要逐步建立完善微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拓展“信息疆域”，建立和完善微博实名认证机制，掌握信息监控权，加强我国信息安全保障。

（作者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理论教研部）

【注释】

[1]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2]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3]刘瑞生：《我国应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15日，第7版。

[4]《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5]吴飞：《传媒·文化·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