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消费观探析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消费观探析^[1]

胡　建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四大环节。马克思曾这样论证消费的重要性：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因此，“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3]。这就是说，消费构成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活动的前提，所以，它乃是人类本原性活动的组成部分。消费可以被定义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所进行的用物品或劳务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行为及其过程。消费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必须与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协调，这是消费的基本准则和客观要求。马克思正是据此探讨“消费合理性”的价值所在的。

一、马克思的“消费合理性”意义之历史性转向

马克思首肯的第一种“消费合理性”意义，是驻足于工业文明视角的“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取向。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的学说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实践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即根据现实存在的境遇来说明事物的本质。在马克思生活的工业文明早期，消费主流表现为：由于工业文明发展的不充分，广大劳动群众与无产阶级陷于生产不足与社会分配不合理的困境，导致其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在这种境遇中，合理限度内的消费增长能够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广大群众的普遍贫困问题。据此，“消费”的理路被马克思诠释为：由于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人的劳动是有目的的定向活动，其方向与目的是由人的需要规定的，所以，“需要”是劳动的起点与归属；事实上，“需要”作为劳动的归属，突出地表现在“消费”方面，“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4]这就是说，消费不仅以“需要”满足的方式表征着上一生产过程的终点，而且是下一生产过程的发端，因为生产不仅满足了消费的需要，而且还产生了新的消费欲求，而这种新的消费欲求为生产提供新的想象对象，定出新的启动目的，从而推动着劳动继往开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类本质的社会生活亦可视为消费过程，它包括作为社会劳动的生产消费过程与维持人的生存发展的生活消费过程；而人类社会就是沿循这种“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路向永恒演进的。依据这种视角，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不合理处就在于：因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质底矛盾，它最终必将使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此阻碍消费层次的无限提高而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拦路虎”，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迟早要被人类所扬弃。

然而，当马克思进一步细化剖析资本主义的消费问题时，另一种消费模式也映入了他的眼帘：同样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那些凭借生产资料剥削他人而致富的人们中，却萌生出一种“异化消费”的现象：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野蛮消费等不良风气滋生蔓延。马克思敏锐地感悟到，这种异化消费必将演化为资本主义消费的主要模式。其内在规律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运作的经济，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价值增值，因而刺激消费增长就是资本增值的内在要求。它主要表现为：“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5]这样，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消费已不再仅仅是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使资本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日常生活的消费品变成了货币符号，变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而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也成为资本运作之必需；而处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人们必将迎合这种消费模式，因为它完全适应由长期私有制陶育出来社会心理——“贪欲”。然而，这种“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模式在质底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无限的生产”和“无限的消费”其实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制约，有着自然资源“临界点”的限制。换言之，生产与消费并非完全是自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始终构成它不可超越的外部制约条件。在这种情势下，当工业文明向着“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价值目标高歌猛进时，那潜存的生态病灶迟早会发作出来，并且最终将导致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的生态危机。

这迫使马克思将“消费合理性”的目光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所谓生态文明，指称超越工业文明的、以解决人类和自然之间危机为使命的、关乎人类未来和发展命运的崭新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模式；它是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调整，力图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与共生；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乃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历史阶段，它为人类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当马克思的研究立场转变为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的消费模式便成为他反思批判的对象。

二、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模式的价值认同系统——“三大拜物教”的批判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内在于生产方式的演进；但在现实中，作为客体的生产方式不能直接推动历史，因为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类劳动活动的对象化产物，它标志着主体本质力量的客观存在形式；因此，生产方式对历史的现实决定作用只能通过由它创造的文化价值被社会人们所接受，并借助历史主体对这些价值的实践而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及其演化对于人类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具体表现为：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除了赋有自身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都必然具备着通过自我确认而内化为民族心理的文化价值认同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教统”；这个“教统”一经形成，就像经纬参差的“文化基因”，无形中统摄着社会机体的各个领域；而只要不发生“基因突变”，它就能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性的惯性运行。马克思指出：决定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认同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三大拜物教”。

首先是“商品拜物教”。其形成的渊薮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劳动产品脱离劳动者而采取商品这种“社会形式”或“形式规定”，导致了商品和商品世界的神秘性。马克思指出：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来看，“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该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该商品占有者的社会财富”^[6]。一个商品的价值越大，它能够交换到的其他商品就越多，它对其他商品的吸引力也就越大；据此，它的占有者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其社会地位也就越高。这导致商品似乎成为凌驾于人并支配人的独立主体，它迫使人们以追求更多的商品占有与商品消费作为体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于是，“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7]这就是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商品的关系，就如同宗教信徒对其偶像的关系；尽管任何偶像都是经由人自己建树起来的，但人们却反过来为这些偶像所控制，在其面前顶礼膜拜、唯命是从。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质底：“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的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8]

其次是“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必然发展为“货币拜物教”。因为“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9]这就是说，自从社会具有了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而不是当作“使用价值”来保持的需要，它就必然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求金欲”——“货币拜物教”。因为货币不仅是“等价物”，而且是“一般等价物”。作为等价物，货币是商品价值的代表；而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甚至是商品价值的“唯一代表”。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只有通过货币，才能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出来；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货币作为“等价物”或处于等价形式，可以直接与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相交换，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则不仅具有“可直接交换”的性质，而且具有“普遍的可直接交换”的性质。这样，在现实中，只要拥有了货币，就意味着拥有了商品，而且是任何种类的商品。于是，“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10]。如果进一步延伸，随着货币权力的不断增大，它还会最终溢出“商品交换”的范围，向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全方位的蔓延和渗透。“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11]据此，“货币拜物教”必然衍生出这样的社会消费格局：货币根据自己的意志消除了所有的等级差别，什么都可以变成货币，货币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货币。马克思深入肌理地昭揭出“货币拜物教”的本质：事实上，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作为物与物交换的中介，货币以物的形式更深地掩盖了社会关系，“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成的商品体是它们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12]

最后是“资本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逻辑就是导向“资本拜物教”。因为从货币来分析，“货币加入流通这一行为本身必然是保持其原状的一个要素，而它要保持原状必然要加入流通。也就是说，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必须同时表现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过程。货币同时就是作为纯粹物的形式的自身的否定。不如说，货币必然表现为财富的生产，而财富必须表现为个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结果”^[13]。然而，货币单纯加入流通并不能实现价值增值。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价值增殖才能成行。于是，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拜物教也发展为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幻象表现为：将价值增值视为资本自有的魔力，即“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14]。而劳动与财富的关联被无情割裂。马克思以“生息资本”为例来厘清“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在生息资本的运动（G—G）中，资本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三位一体公式”，即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它抹杀了任何价值都源于劳动的事实；因此，在“三位于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5]。这必然会促使资产阶级一有可能就将手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以便通过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使自己的财富达到最大值。

三、关于生态文明消费观的未来展望

依据马克思的思路，要彻底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生产与异化消费模式，首先必须扬弃“三大拜物教”而实现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系统的生态文明转型，因为只有完成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基因突变”，才能使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被生态文明的意义体系所取代，据此，人类才能按照新的价值认同系统来建构未来社会的生活模式。然而，当马克思沿循这一逻辑思考时，却发现“三大拜物教”在工业文明（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生活模式中难以克服，因为归根结底，“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于是，马克思的最后结论是，人类要克服“三大拜物教”，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必要劳动”生活模式而实行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生活模式，因为后者是构成生态文明价值认同系统的社会存在条件。

马克思这样来论证“自由劳动”生活模式的逻辑：首先，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破天荒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终于走出了人类史前的“必然王国”而进入属人历史的“自由王国”。而“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6]。其次，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尽管还需要一定的“必要劳动”（为维持人类生存发展而“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基础，但由于生产力与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必要劳动”能够由社会来调节且其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人们就有了充分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全面发展自由个性与实践能力的自由劳动（“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劳动），所以，社会主要实行“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再次，“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必须奠基于公有制——马克思意义的“社会个人所有制”——之上。因为自由劳动的前提乃劳动者必须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只有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其使用者时，他们才能真正具有劳动的自由；因此，“社会个人所有制”采取集“社会所有”（公有）与“劳动者个人所有”两位一体的形式，即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而个人所有制以社会所有制为前提，以此实现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最后，只有在共产主义公有制下，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劳动生活模式。这里的“各尽所能”，指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最能发展自由个性的具体劳动形式；“按需分配”则指社会根据每个人自由劳动的需要分配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例如，喜欢作曲者获得钢琴与曲谱的使用权，热衷渔业者分得渔船与渔具的使用权……这才是公有制的根本性功能。这样，当每个人都能借助自由劳动充分发展自由个性时，就使得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7]。而当所有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充分发展时，人类就实现了文化上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进而指出：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只有在“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中才能成为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系统。这是因为：

其一，就人类而言，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三大拜物教”失去了制度性保障，这为生态文明消费观的确立开拓了通途。马克思指出：“三大拜物教”的社会存在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种制度中，人类尚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语）的历史阶段，据此，人类由对“物”的依赖而激发起的“三大拜物教”是无可规避的；此外，囿于私有制的运行规律，由利益分裂而形成的个人与企业无法以“人类”的身份全面并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决定了双方必然永远处于矛盾的张力中。而在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条件下，“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18]。这样，人就能够正确地认识隐藏在“物与物”关系背后的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劳动关系，并以奠基于公有制的“人类”视角来正确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生活，从而做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即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互补共进关系。这样，一方面，“商品拜物教”因失去了社会存在的支持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正义的合理性消费观、绿色的可持续消费观、爱护环境的伦理性消费观、重在精神的审美性消费观等，却因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而迟早会成为人类文化价值认同系统。

其二，就社会而言，由于“自由王国”取代了“必然王国”，使“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社会目标失去了规律性前提，从而必然让路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在马克思的眼里，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0]。据此，社会的目标本应是人以群体的力量追求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能力。但在前共产主义的“必然王国”时期，由于历史尚属于以维持人的生存与再生产人的生命为目的的物质生产领域（必要劳动领域），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以“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为价值指向；这种指向尽管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却是不符合人的本质追求的。因为生产力无论怎样发达，都不能突破生态环境的制约；地球是个相对封闭的自循环体系，它可供人类开发和消费的资源在质底上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人的消费欲望没有自觉地受到约束，其无限性与外部环境的有限性之间就必定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又必定会导致生态危机。而“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1]。这就是说，“存在于必然王国彼岸”的共产主义已不以此岸的“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为价值取向，而以“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社会目标。这种社会目标以人能具备上天（借助航天飞机）入水（通过潜艇），无所不能的本质力量及“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为本位”的高尚道德水准为目的。于是，它既适应了人类追求无限发展的需求，又避免了这种“无限”与“有限”的自然生态之间的永远对立。从质底看，这种社会目标为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提供了理论根据。因为依据它的视角，尽管消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满足人的需要是消费的重要目的，但是，消费不是人生的根本目的，消费是为了生活，但生活不是为了消费。人类的目的应该是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能力。因此，社会在每个公民的基本生理需要都得到满足之后，有责任引导大家建立高级的发展需要和高尚的消费行为，个人有义务践履消费正义的价值原则，确立消费的生态视野、社会关怀和意义关照。而只有当社会从根本上认同并实践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时，人类才能最终避免生态危机。

其三，就个人而言，由于“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超越了“必要劳动”的生活模式，使得“异化消费”失去了作为生活目的的资格，从而必然被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所演替。依据马克思的视角，个人作为“人类”的具体载体，自由自觉的本质应该落实至个人，因为“共性只有寓于个性才能存在”。据此，个人依据劳动实践追求自由个性的发展才是正途。然而在“必然王国”时期，由于“劳动”主要釆取“工作—谋生”的“必要劳动”形式，其中的极端形式便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性劳动）。异化劳动本质是：“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22]这样，“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23]。这决定了人们只能将生活的意义定位于劳动之外的“异化消费”。然而，在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时期，劳动的主要形式已转化为“自由劳动”。“自由劳动”的价值维度与“必要劳动”有质的差异：自由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4]。根据“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原理，“自由劳动”便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个人对其的热爱胜过享受（消费）。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当姚明爱好打篮球而后者又成为他自愿选择的、能发展自由个性的职业时，姚明对此种“自由劳动”的热爱与需求超过“享受”（消费）。在这种境遇中，“消费”也摆脱了“异化消费”的模式而归于“生态文明”范畴。具体表现为：就消费的目的而言，个人消费既要合乎自己的身心健康，又要符合良好的社会风尚；不仅满足于自己的个性发展需求，还要顾及社会效益。就消费的内容来说，个人消费既要实行经济上的绿色消费，更要注意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精神消费；既要合乎伦理法规，又要符合人与人、人与自然、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理性要求。就消费方式来说，个人消费既要考虑到自己的财力，同时要考虑到社会影响，因为“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关系到本人的目的是否实现，也不仅关系到对别人的目标和利益是否有损害，而且影响到社会的风气”^[25]。

综观全文，马克思的“消费观”历经了由工业文明的意义向生态文明价值的转型，通过对资本主义“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建构了生态文明消费观的未来展望。其主要内容为：人类要克服“三大拜物教”，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必要劳动”生活模式而实行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生活模式，因为后者乃构成生态文明价值认同系统的社会存在条件。它具体表现为：就人类而言，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三大拜物教”失去了制度性保障，这为生态文明消费观的确立开拓了通途。就社会而言，由于“自由王国”取代了“必然王国”，使“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社会目标失去了规律性前提，从而必然让路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就个人而言，由于“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超越了“必要劳动”的生活模式，使“异化消费”失去了作为生活目的的资格，从而必然被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所演替。

（作者单位：浙江行政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注释】

[1]此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11BKS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页。

[25]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