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论证严谨

三、理论论证严谨

龚育之不但对毛泽东思想在总体上有很好的把握，而且在具体研究中十分重视资料的占有和研究，十分重视对毛泽东著作与其他著作的贯通研究，十分重视针对各种思潮作批判性研究。

一是重视资料的占有和研究。龚育之认为，要对一位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从总体上予以把握，就必须对其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地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必须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唯其如此，才能使理论研究鲜明、生动、准确，融资料性、传记性、学术性、思想性于一体。他对资料的这种专注，最早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毛泽东诗词、语录等文献的收集。他特别强调“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有一次，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在即，作为导师的龚育之在审读论文时觉得一个地方可能与史实有出入，于是要求学生查实。为此，这个学生跑了好几个大图书馆。还有一回，他与人合写一篇文章，由于自己轻信了合作者的‘查实’，没有亲自查实，结果发生过‘史实记述事故’。此后，龚育之多次向人讲过这次教训。作为中共党史专家的龚育之对史料的考证之认真近乎‘残酷’。”^[14]

二是重视对毛泽东著作与其他著作的贯通研究。龚育之认为，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能专事于毛泽东的某一著述，甚至也不能专事于毛泽东的个人著述，必须重视对毛泽东著作与其他著作的贯通研究。他认为，作这种贯通研究，一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条件的逐渐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一批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文集，为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材料，据此，各种研究专著大量出版。在此期间，《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记录片《毛泽东》，为直观形象地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传记以及《毛泽东在浙江》、《毛泽东与上海》等资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研究，使得研究者能够不再局限于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

三是重视针对各种思潮作批判性研究。龚育之认为：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站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基础上，而不能站在离开这种实践的基础上，尤其是不能以国外的研究为新起点，在《党史札记》中，龚育之在一篇题为“关于‘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15]的短文，讲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一九九O年最初拍成的《世纪行》，其解说词只是说：一九七O年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明明是亿万人簇拥着他，他却感到孤独；明明是地动山摇的欢呼，他却听来悲凉。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我看了电视片，听到这段解说词，给这部电视片的总策划和总监制分别写了同样内容的信：……所谓‘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是斯诺对毛泽东所说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个歇后语的误解……不合事实，必须删去……然而，出乎我的意外，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报上发表了《世纪行》的解说词，是经过了修改的，……仍然保留了那句执伞孤僧，但是，在那句话之后，加了八个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猜，这就是对我那封信的回应……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是没有道理的……我又写了一封信……没有回信。然后，就有了熊向晖同志文章所说的胡乔木同志对《世纪行》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以及对《世纪行》的认真的修改……不过，还是没在相应的报刊上对此事加以澄清。”这一年12月26日，“电视台放映了一部讲毛泽东的短片(不是《世纪行》)，其中又说，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个不是事实的、基于误解的所谓毛泽东对自己心境的自白，仍然在中国流传着！为此，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是从那个短片说起的，希望这样的误解不要继续在中国流传。”^[16]

这件事对龚育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呼吁：对于国外研究提供的材料和观点，一定要分析、要鉴别，使用的时候要慎重。他警告说，“诸如所谓‘恋母情结’、‘仇父情结’来对毛泽东作‘精神分析’，甚至认为这些‘情结’就决定了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决定了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由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类以‘新研究’为名的东西，不但与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全然无干，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十分有害。我们在新起点上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必须注意加以抵制，加以批评，引导青年研究者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立足于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