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顽，不知事理”

三、“我先前顽，不知事理”

一个星期六放学后，毛泽东吃罢晚饭，稍事收拾便在腋下夹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匆匆前往“李氏芋园”，他是应袁仲谦先生之约，前往他的家里谈话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几栋楼台馆舍，颇为精巧，园内亭阁花树，池塘假山，十分玲珑雅致。过去，这里曾是“衡粹女校”。如今，学校迁出去了，房屋就做了第一师范和别的几个学校的教授公寓。平时来往的先生和学生很多，一般性的拜访和讲学也十分频繁，使沉寂幽静的李氏芋园变得热闹起来。

毛泽东轻轻地叩响了袁先生家的红漆大门。一会儿，袁仲谦的夫人戴师母开门，把毛泽东迎进屋里。

袁仲谦先生正在书房备课，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戴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恳谈。

袁先生关切地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台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讲了一遍。最后，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袁仲谦用手势制止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不，润之，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现在，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谈了他从教学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真知灼见。

谈到学习态度，袁先生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提醒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只有把苦读和巧读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关于读书内容，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以“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读尽。况且，因目录学家对图书的分类不甚严格，常有应归入“集”的而未收，各家补《志》增补了为数不少的“集”，还是不“全”。总集之中流别繁多，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方法”的问题。

在讲读书方法时，袁先生颇有体会地说:必须搞清“博”与“精”的关系。所谓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精，就是重点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收养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求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

他颇有体会地说，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必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

总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学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

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他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其中，第一部书就是《文选》。袁先生介绍:《文选》系南朝梁萧统编。萧统死后，谥为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因此也称《昭明文选》。《文选》选录文章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文章的立意谋篇，要出于精心思索;文章的思想内容，要用有文采的语言表达出来。“沉思”、“翰藻”，是《文选》选文的主要标准。此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详近略远，也就是时代较近的，入选的就增多。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文选》所选的文章，后人不但把它们当做范文读，而且当做字书、类书看;《文选》所选的诗歌，后来也成为揣摩的典范，称为“选体”。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师生作了一次彻夜长谈，一直到旭日东升。

自从和袁仲谦先生深谈后，毛泽东遵照老师传授的读书方法，去悉心领悟，身体力行。古今知识，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陶冶了他的性情，增长了他的才干。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