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社会形成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统一的价值理念

在全社会形成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统一的价值理念

The Value Concept of Focusing on Efficiency and Maintaining Fair and Unity should be Formed in the Whole Society

蒋锦洪

在社会全局利益上，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历来被认为是“两难抉择”的问题。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凸显了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的必要。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作出的抉择。然而，公平与效率孰轻孰重抑或是并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问题。因此，强调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相统一的价值理念，着重把握现阶段公平与效率矛盾解决的途径和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当代中国社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抉择的理路

当代我国社会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看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4年至2004年，这一时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占主流，也是这一政策的实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05年至今，这一时期“公平优先，以公平促效率”的观点占主流。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其实与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为了“克服平均主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中共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共十五大重申：“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共十六大进一步回答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这些政策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

可以看到，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确实对克服平均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没有及时跟上经济发展速度的节拍，合理的收入差距开始向“分配不公”的方向发展。结果，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扩大。据研究收入分配的权威专家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其中，社会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人们为之疾呼，要求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由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共十七大把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上述重大政策的调整，可以说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并为之努力解决而作出的理性抉择。

二、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产生误解的学理分析

从学理上分析，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与贫富差距扩大等公平问题的凸显，与我们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本身词语的解读与认识偏误有直接关系。人们的观念通常认为，所谓“优先”是第一的，无论怎样要确保的。所谓“兼顾”是次之的，至多是个补充问题。而且，往往把经济领域尤其是分配领域的“优先”与“兼顾”政策泛化，在社会各领域广而行之。对这一政策的误解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

一是助长畸形的经济行为，不利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及宣传将经济效益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客观上忽视了社会公正及其补偿原则，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因而在实际上强化了一种高强度的经济取向，助长了一种畸形的经济行为，而无助于公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

二是迷惑了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目的与其手段、途径的关系。经济的因素毫无疑问是整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但是，经济因素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价值目的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及宣传将经济效率问题提到了一个过于突出的地位，实际上是将之视为发展的基本目的。这就遮蔽了应当是以人为本，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价值目的的发展。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效率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忽视。但问题是在于应当怎样取得效率，应当取得什么样的效率。必须看到的是，经济只是实现社会发展基本价值目的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效率本身是为人的目的需要服务的。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的效率本身存在着一个公正的问题。阿瑟·奥肯指出：“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49]如果我们只是把公平或公正放到一个“兼顾”的位置，势必迷惑对经济发展基本价值目的的认识和把握。现实发展要求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是不能忘注重社会公平，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的。邓小平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50]并且，他在当时就清醒地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51]而我们现在的发展和遇到的问题事实上验证了邓小平当时的预见。当前认真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和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强调大力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必要的、也正当时。

三、在全社会形成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统一价值理念的意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效率问题，即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以经济效率提高及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的综合国力；二是公平问题，即要在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更充分地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

我们看到，作为社会的价值导向，提出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统一”的价值理念，是面对现实问题作出的一个比较科学、严谨的提法。注重效率主要为反对平均主义；维护公平主要为防止收入差距扩大，这是就经济分配领域而言的。就全社会而言，不提效率优先而提注重效率；不提兼顾公平而提维护公平，目的是既注重效率以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公平以避免贫富过于悬殊，促进社会和谐，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种强调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相统一的价值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念，避免走向只讲效率抑或只讲公平的两种极端。我们看到，“平等”和“效率”两种价值确实存在矛盾对立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两者也有矛盾统一的一面。“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52]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以矛盾的对立统一来揭示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永恒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看到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对立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效率与公平又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公平的分配；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只有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是机会平等），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第二，把握现阶段公平与效率矛盾解决的途径和要求，走向实践的自觉。“注重效率、维护公平”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把提高效率及生产力水平放在基础地位，同时要注意收入分配的协调，不要使人们之间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差距过大，不要造成贫富悬殊。也就是在提倡追求和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忘注重公平、促进公平和实现公平。事实上，一个科学、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既不可能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也不可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而是努力实现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的统一。这种统一，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和原则。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做到统一并在实践中落实，这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当前，认识和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的矛盾，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的作用以及政府的作为。

首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一是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同时，必须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心是维护社会公平，着重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促进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其次，重视政策的导向与实施作用。要创设政策在维护效率与公平统一中的作用，当前要加大调节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解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一是初次分配要讲求效率，但是也应该遵守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也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再分配特别重在维护公平。要强化税收调节，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加大财政对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再次，政府应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市场发展的一般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承担干预市场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职责的只能是政府。为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从“办经济”向“办社会”转变。要腾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