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一、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一）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本质问题与国家起源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正确认识国家的本质必须科学地揭示国家的起源。由不同的国家起源观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本质观。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乃至以后，都产生过对国家起源和本质的非科学解释。如：“君权神授论”认为，国家是神的意志的体现，神、君、国三位一体，神圣不可侵犯。“家庭扩生论”认为，国家是人类家庭发展的产物，统治者的权力就是家长权力的扩大。“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人们依据自然法则，协商并订立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是正义和理性的体现与化身。“暴力征服论”则认为，国家起源于暴力，是一个人群为了对外进行暴力征服和防御外来暴力侵掠而建立的强力机关。还有一种“国家要素说”认为，国家是由人民、土地、主权诸要素构成的集合体。这些说法，要么把国家本质归结为某种神秘的外部力量，要么把国家看做是某种精神的产物，要么只是从国家生成的某一原因或某些表象上来认识国家的本质，显然都是不正确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同上述种种认识是不同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是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²⁾。即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³⁾。这是对“君权神授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否定。马克思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国家的材料便是‘个人、群体’，‘它们组成国家’。”“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⁴⁾。这与“家庭扩生论”和“国家要素说”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家庭、个人、群体等只是国家产生的“条件”、“材料”，而不是国家的本质。“暴力征服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它指出了国家的暴力统治的特征，但它没有正确分析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反而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也没有揭示出国家的阶级统治性质，而是简单地把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法则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对此，恩格斯指出：“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国家起源问题，从而对国家的本质作出了正确的阐述。他们指出：“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和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治的力量”⁽⁶⁾。恩格斯还说过：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上得到解释”⁽⁷⁾。这些精辟论述，为认识国家的产生及其本质指明了正确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恩格斯说过：“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⁸⁾人类所经历的初始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是不需要国家、也不知国家为何物的。那时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氏族组织为基本形式的社会管理制度，恩格斯称之为“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¹⁰⁾。

原始社会的组织制度就其淳朴性而言固然是美妙的，但是，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组织是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十分狭窄简单的情况下形成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日益扩展和复杂化，这种原始的氏族组织就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需要了。“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是必定要脱掉的，⁽¹¹⁾最终为国家所代替。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这是国家产生的“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¹²⁾。这一过程的历史发展是这样的：

其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到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制造和使用金属工具，从而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特别是铁制器具逐渐被运用于社会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农业种植已不限于零散的小块田地，而扩展为江河流域冲积平原的成片耕作；农耕技术也不再是原始的“刀耕火种”，而进步为开沟挖渠的灌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文字被发明出来，并被用来记事、占卜或表达某种情感等。文化的进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进行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交流，因而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大变革。

其二，社会大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先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大分工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更快的发展，这使人的生存力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进入由人力控制动植物生长和繁殖来取得较为稳定、富足的生活资料的新阶段。以氏族为基本单位的集体生产、生活已不再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氏族组织不断分衍，比较固定的对偶婚家庭开始出现。同时，由于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加强，父系氏族制度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男婚女嫁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愈益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私有产品开始出现，私有制关系逐渐产生。恩格斯就此指出：由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¹³⁾。第二次社会分工，“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¹⁴⁾。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¹⁵⁾。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强化和巩固了私有制。因此，“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产品而言”⁽¹⁶⁾。

其三，阶级的形成和阶段斗争的兴起。“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¹⁷⁾。部分氏族成员由于勤于劳作，巧于经营，私人占有的财产日益增多，氏族内部各家庭间出现了贫富差别。氏族和部落的中上层首领人物则利用职权，侵吞公共的财物、牲畜以至土地，成为氏族贵族。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加，部落之间的战争由血亲复仇转化为掠夺财富的战争。战争中的俘虏不再被杀死，而成了胜利者的私有财产，他们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劳动，成为创造更多剩余产品的奴隶。通过频繁的战争，氏族贵族拥有的战俘奴隶越来越多。他们还把本氏族内贫困成员也变为受自己奴役的对象。由此，便出现了不占有生产资料、受人剥削并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也出现了占有生产资料及奴隶本身、靠剥削别人为生的奴隶主，社会愈益分化为这两大对立的阶级。除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的对立之外，在自由民中还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与矛盾。基于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阶级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了阶级斗争。奴隶主迫使奴隶像牲畜一样地为其劳作，还把奴隶当做商品买卖，甚至任意殴打、处死奴隶。奴隶为了摆脱这种非人的折磨，也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便组织暴力机关对奴隶的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平民也不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贵族进行斗争。这样，原始氏族制度再也不能调控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关系了，“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¹⁸⁾。

其四，国家的产生。就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来说，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如果对阶级斗争不加以限制，它就会愈益尖锐化、激烈化，社会将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和战乱之中，整个人类就可能会在这种无谓的争战中毁灭掉。所以，社会需要一定的秩序，需要一定的规范和组织管理，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当氏族制度在日趋紧张的阶级斗争面前变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变得已经丧失了调控作用的时候，社会便需要确立新的规范和组织制度。这样，国家便应运而生。就此，恩格斯曾精辟地分析道：“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在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¹⁹⁾。这段话明确地告诉人们，国家是社会发展中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国家的产生是为了控制阶级冲突，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²⁰⁾。

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国家产生之谜，破除了长久以来罩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的迷雾，为正确认识国家本质奠定了基础。

（二）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其共同利益的组织形式

从表面上看来，国家似乎是不偏不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或者说，国家在表面上所采取的不是阶级组织的形式，而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形式。这是古今中外诸多的思想家难以正确认识国家本质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指出：“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²¹⁾；“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²²⁾。这就是说国家根基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阶级关系，国家的本质是一定经济条件下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透过国家的表面形式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它告诉人们，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

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观，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家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组织。国家是一个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指出：国家“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产生阶级利益、阶级个性的经济条件，也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²³⁾。国家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已被铲除，剥削阶级作为完整阶级已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还需要有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当阶级和阶级关系完全不存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可见，国家从产生之日起，一直到它最终消亡，无不都带有深刻的阶级的烙印。

第二，国家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绝不是社会各阶级平等协商的结果，也不是平等地反映和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国家是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体现的首先是或完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的利益的形式”⁽²⁴⁾。恩格斯更深刻地分析说：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²⁵⁾。他还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²⁶⁾。

第三，国家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特殊机器。国家是“机器”，是非常形象而又非常贴切的比喻。国家除了建立系统的政府机构外，还拥有军队、警察和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由此组合成一个互相关联的运作整体。正如恩格斯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²⁷⁾。国家“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²⁸⁾。任何阶级要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都必须掌握这一特殊机器。只有利用国家这部特殊机器，统治阶级才能有效地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才能恰当地调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实现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国家的本质，就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质，即国体。它表明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掌握政权，对什么人实行阶级专政的问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我们可以把国家的本质概括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工具。国家的一切内外活动，都是其本质的要求和体现。

（三）认清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

资产阶级国家是在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相当发展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起来推翻封建主阶级的统治而建立的。较之于封建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历史类型。它以议会制取代了君主专制，以竞选制取代了世袭制，以任期制取代了终身制，还创立和促进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的发展，这是国家形态发展的一大进步。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主要是民主共和制，此外也有君主立宪制。不过，在君主立宪制中君主通常是虚位的，并不执掌实际的统治权力。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与之相对应便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²⁹⁾。

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然而它并不是维护全民利益、实现全民民主的超阶级的国家权力。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对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³⁰⁾马克思还说：“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³¹⁾后来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³²⁾所以，要认清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不要受资产阶级对之所作的吹捧性宣传的迷惑。

资产阶级国家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但其国家的本质没有改变。恩格斯曾针对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了各种股份公司那种“社会化形式”，甚至出现了“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被消灭。恩格斯说：“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³³⁾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获得翻身解放，只有通过积极的革命斗争，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才能使自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才能使国家成为维护和发展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