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开风气亦为师

3.既开风气亦为师

很长时间以来，党内批评者对毛泽东的一个共同评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很少。他们指责毛泽东武装割据理论、运动战战术等是“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马列著作读得不多。在党内的这种争论发生前，他除了1920年读了第一本马恩著作《共产党宣言》，国民革命时期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外，读过的马列原著很少。另一方面，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给予毛泽东极深的印象。因此，毛泽东一有条件就发奋读马列著作。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撤去了他的军职，他就把当时能搜寻到的马列著作找来，比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差不多整天看，反复看。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著作。

到保安和延安后，相对安定的环境为毛泽东读书提供了条件。他广泛收集马列主义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书。毛泽东后来形容自己这一时期的读书情形为“发愤读书”。一天晚上斯诺按约定去采访毛泽东，正好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他就要求斯诺改期再谈，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这几本书。这期间，除了读这几本书，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

1938年11月，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发奋读书，而且发奋写书，是他在理论创作上收获最丰的时期。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正是毛泽东创造性的理论建设工作，为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在延安举行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但毛泽东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他指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就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意见。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康生、陈云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高级将领也在会上发言，称赞毛泽东10年来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肯定毛泽东是中共当然的领袖，他的领袖地位是锻炼出来的。毛泽东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已成共识，就连王明也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围。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毛泽东没有同意。

毛泽东与张闻天在延安

王明

1939年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进入1940年，他更明确承认毛泽东应当是党的领袖，几次提出让位的问题，并且在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项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自己实际上仅分管宣传、教育工作。王明则于1940年5月3日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并指出应从5个方面学习毛泽东。5月7日，王明的演讲在《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王明公开表示了他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承认。

但是，教条主义的影响并未消除，中共的领导干部还缺乏独立自主与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习惯。《论持久战》写出后，《新华日华》竟拒绝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出来后，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志只把它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时事教育之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已蔚然成风。正是在种背景下，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3年的整风运动。

李有源

延安整风：“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1942年3月，毛泽东给干部作报告

整风的目的，在于求得思想的统一，而思想的统一需要组织上的统一作为支撑。为巩固已经取得的整风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1943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在中央政治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刘少奇分任书记。原先设立的各类党的部门，一律合并或撤销。

2个月后，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毛泽东后来曾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相反，毛泽东依然热情地讴歌斯大林，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无疑，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推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旨的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思想上、组织上得到巩固的同时，威望也在不断提升。他赢得了党内干部的忠诚，也赢得了民众的崇拜。1944年，移民模范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以晋西北民歌《芝麻油》的曲调唱出了《东方红》这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

毛泽东出席中共七大时的代表证

1940年秋，为迎接中共七大召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延安杨家岭兴建中央大礼堂，礼堂1942年建成。1945年4月23日至6月21日中共七大在此召开。

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上面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字，会场后面的题词是“同心同德”。

中共七大会场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

刘少奇在大会上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党章的总纲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来陈伯达、林彪又给他4个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但他1970年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毛泽东说，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