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四、技术的双重属性：超越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反映是基于规律，建构是基于规则。技术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性。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者对技术系统的价值推崇备至，认为只要实现了技术系统不断发展的需要，其他价值也都迟早会实现。不是像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技术决定论者是见物不见人，相反，他们认为物就是人，实现了物的目的，人的目的就也会自然地实现。在此过程中，虽然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最终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技术系统的自身发展逻辑与人的价值在虚幻的未来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就是技术决定论者所设计的发展前景。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前景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以能够最好地适应、激发、强化、促进技术系统的发展为荣的，但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未带来人类的解放，反而制造了生存的危机。

这一技术本质观表明了社会建构论特定的考察视角，即从社会因素，从人类的行动入手分析技术及其发展。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价值的社会赋予，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规则、技术价值的内在禀赋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技术决定论者承认技术的社会属性存在，但是它过分强调技术的自然属性对于技术的社会属性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看到技术的社会属性对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的制约、导引作用。如果说，技术的中立论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者间的联系，那么，技术的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则是过分夸大了技术的两种属性中的某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社会建构主义与相对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极端的社会建构必然走向相对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主义是认识论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相对主义伴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是不断丰富的。从赫拉克利特起就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的辩证哲学思想，蕴含着相对主义的萌芽；克拉底鲁也说过“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里”真正地踏进相对主义门槛。还有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后来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与一般的相对主义有相同之处，比如说强调主观性，但科学哲学的相对主义更有丰富的内涵和特殊规定性。人们通常认定，库恩的学说导致科学哲学走向相对主义，库恩认为范式是不可通约的，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彼此翻译。有人比喻，科学史更像时尚的历史或者政治政权的历史，他们一个取代另外一个不是因为他们的认知价值，而是因为政权和社会影响的转移。科学史的这种观念向认识相对主义发出了邀请。在科学哲学中理论选择问题作为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如果在某个理论中，理论选择问题被取消或宣布无法解决，那么这个理论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相反如果承认这个问题有效或者有意义，则是对相对主义的挑战。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什么真理，或者至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断言独立于某种观点而为真，以及各种观点的争执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结果当然剥夺了科学的实力地位。

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力挺他们所拥护的相对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观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批判。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最激烈的是劳丹。国内很多学者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对世界的认知和科学的发展中相对主义是有害的。只强调建构而忽略或不见客观世界的客观性肯定是有问题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认识和反映世界的基础上才有发展和进步的，人的社会性也是个历史发展过程。当然反对相对主义不意味着放弃相对性。科学的发展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相统一的，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不确定因素会对科学发展提供机遇更提供挑战。因此建构主义研究是必要的，但建构必须基于反映的基础之上。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思想，尤其是技术编码理论在承认技术因素的基础上突出了技术的社会因素，对认识今天的技术有一定借鉴意义。“芬伯格借助建构论技术观和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改造了批判理论，协调了本质主义与建构论两种极端技术观，形成了新技术批判理论。他调和了规范性、批判性与描述性、经验性及动态与静态、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技术研究，分析了技术过程与技术实体、技术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把对技术的反思批判和价值重构建立在对技术实践的分析和经验描述的基础上了，描述性技术研究是技术哲学的科学基础，规范性技术研究是技术哲学存在的价值理由。”^[34]编码是信息转换的一种形式与方法，芬伯格借用这一术语于他的技术批判理论，指称技术设计过程中形成的定量和标准。“技术编码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类型的因素。它最本质上是规则。”^[35]芬伯格认为技术既非完全中立的工具也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它受一定的道德和政治的限制。芬伯格反对各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既有技术因素又负载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

技术就是反映与建构的统一过程。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都没有从正确角度看待技术。

近年来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研究成果较多。2004年至2005年，《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用两年的时间，每期一篇文章的篇幅探讨“科学与技术：天使抑或魔鬼？”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公开以高水平研究平台为阵地的大讨论。中央党校的赵建军教授的博士论文就是《追问技术悲观主义》。吴国盛教授认为，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都具有很强的本质主义背景，要扬弃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立场，技术与人都没有既成的本质，都是在相互建构之中的。生成是一种生成性存在，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他提出了差异论的技术思想来克服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吴教授认为，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方法是打破这种以追求人的本性的方式来研究人的形而上学，即直接质疑“人有本性吗”，从而从根本上破除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提出了“存在论的技术”问题。^[36]“存在论的技术”是在现象学的思维方法下对技术的一种现象学的分析。是关于“存在”与“存在者”、“是”与“是者”的分析。这种以重新审视技术来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做法，在学术上本身就是一种超越。

在马克思生存论视角下，对于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的分析，更着眼于人类现实生存的需要，看技术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两者是否同时具备，反映与建构人生存的空间是否合理，技术自身是否自洽、技术与人的关系是否和谐。如果顺自然而又重人伦，就无所谓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哲学的问题往往也不是“YES”与“NO”就能够解决的，哲学问题不像科学问题一样答案是非此即彼的，而往往是在亦此亦彼的张力中寻找合适的张力。

【注释】

[1]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2]［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李新洲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3页。

[3]林德宏：《物质精神二象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4页。

[4]林德宏：《物质精神二象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页。

[5]［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李新洲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6]［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李新洲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7]［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李新洲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9]［法］贝尔纳·斯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0]［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李新洲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11]［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2]林德宏：《物质精神二象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2页。

[13]林德宏：《物质精神二象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

[14]转引自吴致远：《技术的后现代诠释》，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7页。

[16]刘文海：《技术负荷政治吗？》，《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

[17]［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18]王鸿生：《中国科技小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19]王鸿生：《中国科技小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20]王鸿生：《中国科技小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1]蔡仲：《社会建构对科学哲学的挑战》，《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2]［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3]［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24]蔡仲：《社会建构对科学哲学的挑战》，《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5]http://blog.sina.com.cn/s/blog＿4954e414010008fe.html.吴国盛：《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一个存在论的技术哲学提纲》。

[26]［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7]［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28]［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29]［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74页。

[30]赵乐静，郭贵春：《我们如何谈论技术的本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2期。

[31]［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32]［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33]http://blog.sina.com.cn/s/blog＿4954e414010008fe.html.吴国盛：《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一个存在论的技术哲学提纲》。

[34]王华英：《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解析——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辩证回归》，2007年度南京大学王华英博士论文，第3页。

[35]Andrew Feenberg.Tyansforming Technology［M］.Second edieion of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l，Oxford.2002.49.

[36]http://blog.sina.com.cn/s/blog＿4954e414010008fe.html.吴国盛：《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一个存在论的技术哲学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