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丹纳读书笔记

1864年，丹纳以艺术史教授的身份受聘于巴黎美术学校，《艺术哲学》是他讲授美术史时的课程教材，按讲课进程陆续印行:1865年先出《艺术哲学》(即今第一编)，1866年续出《意大利的艺术哲学》(今第二编)，1867年续出《艺术中的理想》(今第五编)，1868—1869年续出《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和《希腊的艺术哲学》(今第三、四编)。在傅雷先生翻译的《艺术哲学》中，这些各自分立为五编，次序及标题也与定稿稍有出入，即第一编《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第二编《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第三编《尼德兰的绘画》，第四编《希腊的雕塑》，第五编《艺术中的理想》。

《艺术哲学》创作的年代正值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统治晚期，当时的法国社会较前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丹纳在本书中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这条定律，而这部作品本身的创作也遵循了这一定律。该书深深地打上了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烙印。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科学思潮的影响决定了《艺术哲学》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铁路建设是第二帝国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法国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铁轨时代”:全国铁路线总长度从1851年的3248公里增加到1869年的16465公里，形成了全国性的铁路网络;巴黎建成了12个火车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在此期间，法国在生物、化学、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如生物学家巴斯德在动物学与植物学之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微生物学;诺丹说明了遗传规律;贝纳尔发现血管运动的神经作用，于1865年发表了《实验医学导论》一书;贝特洛合成甲酸与甲烷，制造了苯与乙炔的合成物，他在热化学领域的贡献，促进了有机化学的进步;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年发表并传入法国，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传统的重视抽象逻辑、轻实证的人文研究方法受到了科学思潮的极大冲击，学术界要求推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呼声很高。在文学方面，标榜“科学性”成为一种时尚，“让科学进入文学领域”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哲学方面，尽管孔德于1857年去世，但他创建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已获得广泛传播。在历史学领域，库朗热于1864年出版了《古代城邦》一书，蜚声学术界，他公开宣称:“历史不是艺术，而是纯科学。”要求坚持客观批判的态度，保证史料准确。

在倡导推行科学方法的学者中，丹纳就是积极的一员。他在1864年11月11日的《辩论日报》上对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一书作了评论:“作者并不是罗列一堆史实，而是要探究这些史实所蕴含的理念，其他方面都从这根本而特别的原理中产生。”探求精神方面的原理或规律是学术界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的主要目的。丹纳不仅赞同库朗热、孔德等学者的做法，而且积极将自然科学理论引入到文艺研究中。《艺术哲学》一书处处体现着科学思潮的影响，如作者把艺术品看成像动植物一样的有机体，认为艺术的发展像自然界一样遵循着特定的规律;将自然气候与精神“气候”进行类比;认为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的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用地质学知识研究人类的精神“地层”;用生物分类方法和原则辨别艺术品的特征等等。他宣称:“精神科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与谨严的态度，就能有同样稳固的基础，同样的进步。”

其次，社会现实影响了《艺术哲学》一书的价值取向。在第二帝国统治时期，尽管表面上社会秩序稳定，但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真正有权势、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尤其是由大金融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组成的大资产阶级。他们靠巧取豪夺得来的巨额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宴会、舞会、郊游、赛马场、海滨浴场都是他们炫耀财产、寻欢作乐的地方。同时，上层阶级还附庸风雅，组织着各种沙龙，传播低俗文化。工人们在政治上始终处于无权地位，工资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农村中土地兼并的趋势加剧，占人口多数的小农在生活上处于艰难的境地。法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据塞纳省省长奥斯曼估计，1862年巴黎有70%的人死后没留下任何遗产，甚至必要的丧葬费也没留下。这些社会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文坛上浪漫主义文学已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后者已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6)、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都对社会阴暗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且，关心社会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时代的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年)有句名言:“科学没有国境，但科学家有祖国。”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尚且如此关心社会，更不用说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了。德拉克罗瓦画了《自由引导人民》;孔德曾因拒绝效忠七月王朝而被关进监狱;许多文人或曾在巴黎的街垒上战斗过，或以笔为武器，活跃于文坛。

虽然丹纳持有保守的政治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但他对道德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他并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者”。在《艺术哲学》中，他批评现代人欲望过多，认为爱是最有益的特性，强调道德在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中充当着尺度，并隐晦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低俗文化。由此看来，尽管丹纳一再标榜科学方法，但由于社会现实的影响，他的著作不会单纯为了论证规律或原理而对现实漠不关心，难免会含有道德说教的成分。在《艺术哲学》五编全部出版后不久，普法战争即爆发，法国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被迫割地赔款。这些事件更进一步刺激了丹纳，迫使他将余生精力致力于探讨法国社会长期不稳定的原因，并撰写《现代法兰西的渊源》一书，去世时尚未完稿。

最后，在前人的基础上，丹纳的基本学术观点在此阶段发展成熟，为《艺术哲学》一书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1857年，他出版了《19世纪法国哲学家研究》一书，对当时在法国居统治地位的哲学流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丹纳对他的实证主义观点所作的较早的论述。他在书中指出，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历史、艺术和文学。在1864年发表的著名文学批评著作《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并声称:种族、环境和时代，是任何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基本道德状态、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形成和发展的最后根源。早在18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和风俗习惯等有关，而且同气候、地理条件及农、猎、牧等各种生活方式也有极大关系。斯达尔夫(1766—1817年)承袭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进一步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黑格尔(1770—1831年)虽然是从“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但他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古希腊神话的分析，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很大的重视。这些前人的学术观点都为丹纳提供了借鉴。丹纳把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学说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体系，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奠定了历史文化批评学派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丹纳的基本学术观点已经发展完备。另一方面，笃信实证主义的丹纳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实证主义，而且将其应用到教学当中，而构成《艺术哲学》一书的美术史讲义就是最直接的体现。《艺术哲学》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希腊雕塑的论述，就是上述理论方法和具体艺术史相结合的产物。

《艺术哲学》一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持传统思想的学者对该书进行了批判，但是该书受到了持科学态度的学者的好评，并对19世纪的文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1866年，左拉曾说:“对我来说，是丹纳使近二十年的文艺批评理论化了。我认为，在文学和艺术批评领域，他的地位犹如电报和铁路。”左拉接受了泰纳的美学理论，并阅读了一些生物和遗传学著作，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以此为指导，他主张小说家不仅要有科学的态度，对生活进行细微的观察，搜集大量资料，而且要有科学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把人物放到各种环境中去实验，以便考察情感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服从某种决定论，而环境、遗传对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丹纳的著作及其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丹麦的勃兰兑斯、意大利的桑克蒂斯和西班牙的阿左林等等，都成为丹纳的追随者。勃兰兑斯曾说:“对于我，丹纳是德国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一服消毒剂。我被丹麦的德国式教育所封闭了的才能，他给我打开了途径。”法国著名文学史和文艺批评家朗松曾赞叹道:“我们有丹纳这位严肃而坚实的思想家，他把批评化为一种文学创作，从没有碰到他的分析所不能分解的天才，而在每一次分析当中也永远总能找出构成综合整体的各种成分。他的品格如此高尚，生活如此严谨，因此人们除了赞赏他的才华以外，还赞赏他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