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一切价值

在对道德视角批判方面，尼采提出了自己的使命，即“颠倒视角”，也就是他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一方面要破坏，对迄今为止的价值进行颠覆，打破旧的偶像和真理;另一方面，树立生命新的方向，即生命应当超越自身，以超人为目标。超人是对历史的、现有的人的超越，因为这些迄今为止的价值不是从最高程度上肯定生命，而只是保存了弱小的生命。其道德估价不能代表人类的方向，反而是生命衰败的征兆。所以，尼采以超人为目标，就是要塑造伟大的个人。这不是近代原子主义的个人，而是古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个人类型，伟大的个人。对迄今为止的价值做出重新评价，就是把过去当成是真理(最高的价值)的价值“颠倒”过来，表明它不是最高的价值，而是派生的、次等的价值，这种重新评价的准则是“以肉体为指引”。

一

尼采在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从病人的视角去看较健全的概念和价值，反过来，又从丰富的生命的充实和自信俯视颓废本能的隐秘的活动——在这里有我经历的长时间的训练，有我最真实的经验;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有此专长。现在，我知道如何并有此本事颠倒视角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唯有我才能‘重估一切价值’的首要原因。”(EH，Wise，1;KSA 6，S．266)在这里，尼采谈到了“病人的视角”，他把这种视角看成欧洲迄今为止一直起作用的视角，或者说“邪恶的目光”，这是精神的消化不良症，它是违背营养条件的，是一文不值的理想主义。“病人的视角”违背了生命的视角主义条件，从外部建立统治生命的价值，使人成了服从的生物，不知道如何“下命令”。西方形而上学或柏拉图主义就是这种“病人的视角”，即一种病态的、虚弱的生命对世界的(道德)解释，道德估价。借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话说:“你们想创造一个你们想对着下跪的世界:这是你们最后的希望和最后的陶醉。”(Z，Ⅱ:12;KSA 4，S．146)

查拉图斯特拉要求的是自我超越:生命必得常常超越自己。那些高于生命的价值都不是自在地存在的:“许多东西被生物评价为高于生命的;但是这却是权力意志做出的评价啊!”(Z，Ⅱ:12;KSA 4，S．146)尼采反对叔本华提出的生命意志，他认为生命即是权力意志。不存在就不可能有意志，而生命存在为什么还追求生命呢?这是对权力的追求，不是对生命的追求:“无论何地我找到生物，我便找到权力意志;便是在服从者的意志中，我也能找到做主人的意志。”(Z，Ⅱ:12;KSA 4，S．146)从权力意志的明见上看，弱者的意志说服了弱者，使之服务于强者;同时这意志也想成为更弱者的主人，这是弱者不愿被剥夺的快乐。弱者屈服于强者，以取得统治更弱者的快乐;同样强者屈服于他的权力意志，而为权力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冒险和以生命为赌注就是强者的牺牲。既然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那么任何行为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既然估价都出自权力意志，那么对生命的否定的估价就是权力意志反对权力意志，即权力意志的自我反驳、自我矛盾。迄今为止道德的评价就是生命不应当存在，因为这种道德估价反对本能和自然的生命。

在尼采看来，道德的估价对生命是一种诽谤，因为这使生命成为服从的生物，也就是说生命必然遵循一种外在的价值标准，像设置一个“上帝”的概念，这样就使生命处于无权的状态。这种估价可以说就是一种否定生命的估价。生命就是权力意志，任何估价都是权力意志做出的，所以估价应当肯定权力意志，而不是否定:否定权力意志就意味着否定生命。当然，尼采所谓道德估价还要区分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道德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视角。“从本质上说，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当然，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自上而下的视角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WP:730)“自上而下的视角”是发自生命自身的估价，这是“贵族道德”，“给予的道德”;“自下而上的视角”是从外部找到生命的价值标准的估价，这是尼采说的“奴隶道德”，“侏儒道德”。前者代表的是健康的视角，后者则代表了病态的视角。

重估一切价值要求扭转上述“病人的视角”所做出的估价，尼采给出了相反的估价。当然，他的非道德主义估价也是权力意志的估价，也是某种生命类型的表达。但是，它是强者的类型，不是虚弱的类型。非道德类型与道德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生命之间是互相敌对的，它们各自的估价方式也是对立的。从后者的立场上看，前者就是一种束缚:“当一种颓废类型的人爬上最高的类型的品级时，这只有牺牲它的相反的类型，即强大的和肯定生命的人的类型时，才有可能发生。当群畜放出最纯洁的美德的异彩时，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必然会被贬低为恶人。假如说谎者不惜代价地为了视角的目的利用‘真理’这个词的话，真正诚实的人就会被贴上了最坏的名字的标签。”(EH，Destiny，5;KSA 6，S．370)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强者类型的估价方式和生存能够实现，就必须与弱者类型的估价进行斗争，必须进行价值重估。

尼采经久酝酿而未完成的手稿按照他的计划就以“权力意志”为标题，而副标题则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用他自己的话说:“重估一切价值——这即是我对人性的最高的自我认识行为的公式，它已经成为我心中的精神和血肉了。”(EH，Destiny，1;KSA 6，S．365)在1888年写给塞德利茨(Seydlitz)的信中，他又说:“这就是我的公式——重估一切价值。”^[1]他反对至今为止被人类所尊敬和热爱的所有东西。在他看来，过去人们把谎言称为真理，这是虚伪的表现，从他开始就把谎言当成是谎言，这是他的真理。旧的真理需要打破，必须用锤子来从事哲学，必须打破那些永恒的偶像，这就是他的著作《偶像的黄昏》的用意:偶像的黄昏标志着陈旧的真理行将灭亡。尼采要求把真理的判断抓在自己的手中，把价值重估看成是他自己的责任和命运。价值重估就是“颠倒视角”，也即对道德视角的颠倒，利用道德视角否定的东西(“经济学”)，壮大非道德主义的力量。在非道德主义估价上，旧的柏拉图—基督教道德就不可能代表生命的价值。尼采不仅宣布“上帝死了”，而且还要求人们战胜“上帝的影子”，也就是对“现代观念”(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现代政治等)进行批判:“为了完成价值重估的任务，这需要比单个的人身上更多的能力——首要的是，需要对立的能力以避免混乱和相互毁坏;距离;不造成互相敌对的分离的艺术;不混合;不‘调和’;一种不同于混沌的非凡的多样性——这是先决条件，我的本能的长期的、秘密的工作和匠心。”(EH，Clever，9;KSA 6，S．294)由此可见，重估一切价值还需要拉开距离，不要混淆和调和，也就是在确定价值方面必须划出清晰的界限。

二

重估一切价值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即破坏和建设，而且只有首先进行破坏才能够进行建设:“真的，谁不得不创造善恶，便不得不进行破坏，先打碎价值。”(Z，Ⅱ:12;KSA 4，S．149)尼采把这两个方面看成是整个的生命的过程，善与恶是相互伴随的，不是像柏拉图—基督教道德那样为了善而否定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看到的是这种同一性:最大的恶也是最大的善的一部分。

首先，尼采从价值上来看待古今一切，也就是说，尼采把道德看成是一种估价体系，这与生命的条件密切相关。道德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求于人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对世界和他人的评价，这种评价与生命生存相关。柏拉图—基督教道德把超感性的世界(“真实世界”)看成是最高的价值，而感性世界则被看成价值较低或者没有价值(“虚假世界”)。这种道德视角就是要把价值对立起来，确定一个超感性—感性的价值等级。但是，在尼采看来，这种价值等级是违反自然的，因为“真实世界”实际上是虚构出来的，不是“自在的存在”，不是最高的价值，而是次等的价值，它来自生命自身的艺术创造，是属于生命的冲动和情感的投射。毫无疑问，尼采在这里进行了价值上的颠倒，他认为自然的道德更有价值:“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的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一定法则来贯彻，生命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依靠它来消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的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的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而且它们声称‘上帝洞察人心’，它们否定生命的最深最高的欲望，把上帝当成生命的敌人……供上帝逗乐的圣人是地道的阉人……‘上帝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便在哪里结束。”(TI，5:4;KSA 6，S．85)

其次，柏拉图—基督教道德估价体系其实就是说谎，并且把谎言当成是真理。这种说谎就是把虚构的东西当成是真实的存在，当成“实在”，凡是被这种道德估价说成是真实的东西都是虚假的，这是这种道德估价的颠倒的眼光，或者说“不诚实的视角”。尼采把这种道德估价确定的真理看成就是谎言，原因在于他从“诚实的视角”来看待这种估价体系。他把诚实当成一种真正的美德，以此反对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的虚伪。在《曙光》中，诚实被尼采看成是正在成长的美德，诚实一词在苏格拉底或基督教的美德中是找不到的，它是我们最晚近的美德之一，还没有完全成熟，经常被人曲解和误认(D:456;KSA 3，S．275)。尼采强调了四种美德:诚实、勇敢、宽大和优雅，他说:“诚实，对待我们自己和我们友好的人。”(D:556; KSA 3，S．325)可见，他用诚实来颠覆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的虚伪，这也是一种价值重估。“诚实的视角”看到的是价值的来源，是从近处看事物，从内部看世界。尼采认为道德的手段都是非道德的，逻辑起源于非逻辑，还有概念的隐喻冲动等，这些都说明了“诚实的视角”看到了生命的本能条件，看到了生命不竭的创造意志，即权力意志。所以，尼采提倡在认识、知识和真理问题上的诚实，就是看到生命的视角主义条件。真正的诚实的认识就是无限推进对事物的探索，甚至不是为了认识真理和获得知识:“对于真正的认识者来说，知识是无所谓的。”(HH，Ⅱ:98;KSA 2，S．418)诚实就是勇于冒险和大胆尝试。

再次，为了对抗柏拉图—基督教道德估价体系，尼采用“上帝死了”宣布了它的终结。在上文中我们就分析过，“上帝死了”标志着“真实世界”最终变成了虚构故事，“真实世界”不再是价值的基础了，相反它是生命自身的虚构物。在“上帝死了”之后，我们处于虚无主义的门槛上，旧的价值已不可信，新的价值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中间期，“道德真空”。在这个各种因素都可能混杂的中间期，尼采要求我们勇敢地担起重估一切价值的重任。原因在于，虽然“上帝死了”，但是“上帝的阴影”还可能存在着，诸如“理性的权威”、“良知的权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等纷纷粉墨登场了。但是，就是在这个传统的价值权威动摇的时代，我们才为自己赢得了重估一切价值的使命，与“上帝的阴影”进行斗争，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狮子的写照:“他要成为这最后的上帝的仇敌;他要与巨龙争胜。”(Z，Ⅰ:1;KSA 4，S．26)这个时候，生命应当成为“自己的主宰”，而不是过去那样的“服从的生物”，没有一个来自生命外部的命令，而只有生命自身的命令，这是一种精神的转变，也是一种价值的颠倒，即从过去的“你应”(Du sollst;you should)向现在的“我要”(Ich Will;IWill)的转变。

又次，虽然重估一切价值包含着破坏，即作为非道德主义者，尼采必然是一个破坏者。他所要破坏的是柏拉图—基督教道德估价体系，因为它违反了生命的基本原则，违反了自然的道德。但是，道德作为症候学也仍然价值非凡。原因在于，这种评价体系保存了群体的利益，它是群体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道德的评价，我们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的民族和国家等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生命的保存上，道德估价是有价值的。但是，生命不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自我保存，生命的本质在于权力意志。有了这种对生命的新的认识，便有了尼采对生命的不同的评价。道德的评价无论如何都是价值最低，是“弱小的道德”、“侏儒道德”、“奴隶道德”，这是一种虚弱类型的生命的生存的要求:必须反对杰出的人、冒尖的人、强大的人，才能保证生存的安全;必须有确定性的东西;必须追求普遍性，这些都是弱者类型的人的生存条件，这些评价就是他们生存斗争的工具。但是，尼采的价值重估就是要拉开距离，比道德估价站得更高。因为道德估价体系是颓废者、虚弱者、无能于权力意志的人做出的评价。相反，尼采给出了对立类型的评价，即非道德主义估价，这直接就是针对道德类型的估价，拉开距离，而不是与之混淆和调和。在他看来，一种强者类型的人(古典的、高贵的、异教的类型)喜欢冒险和尝试，他们只服从自身的权力意志，不断地创造和解释，不追求任何确定性，而把偶然性当成是对自己的祝福。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他们的真理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真理，这是尼采的自由精神的类型。

最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还与他主张的生命的“经济学”(konomie;economy)相应。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指出，道德是一种特别的谬误，这是一种蜕化的特性，已经酿成了无穷的祸害。“我们另一种人，我们非道德主义者，相反为每种理解、领域、许可敞开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轻易否定，我们引以为荣的是做肯定者。我们越来越欣赏那种经济学，它需要并且善于利用被教士的神圣愚昧和病态的理性所抛弃的一切，欣赏那种生命法则中的经济学，它从伪君子、教士、有德者等丑类身上获取其利益——什么利益?——但我们本身，我们非道德主义者，就是这里的答案。”(TI，5:6;KSA 6．S．86)

尼采的意思是，从道德类型的人身上获得关于生命前进的利益，因为被道德抛弃的对于非道德来说是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利用这些被抛弃的、有益的东西，才能使重估一切价值者积蓄力量，壮大自己，为一种强大的生命类型做准备。“狄俄尼索斯VS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仅表明了两个方面的截然对立，而且还表明了一种生命的“经济学”，这是重估一切价值所需要的。通过重估一切价值，生命的跨越才能够有实现的可能性，实现生命的“大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为可怕的、恶的、可疑的东西辩护，而且不仅仅辩护。”(WP: 852)可以看出，“大经济学”超出了迄今为止的生命的视域和地平线，拓展了生命的眼界和范围。这种拓展不仅在范围上超出了道德视角，而且在价值上也远远超过了保存的类型。这里，经济学虽然只是一种借用来的概念，但是尼采却通过它表达了自己价值重估的方案和策略。

三

重估一切价值也包括建设的方面，任何破坏者也是创造者。我们知道，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并不是不要道德，他是反对迄今为止的道德类型，他主张“贵族道德”、“给予的道德”、“主人道德”是为了与旧的道德类型对立，保持距离。人们通常把尼采的“超人”看成是尼采塑造了新人的理想，这也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核心的教导。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超人”绝不是像柏拉图—基督教道德所塑造的“善良的人”、“圣人”、“有德者”。而恰恰相反，尼采把这些人甚至看成了“末人”，与“超人”是对立的。尼采的“超人”的教导构成了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建设性的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超人”是对人的超出。“über”在德语中是“超出”的意思，这不是把“超人”看成一个实体，理想的目标。尼采通常用复数来表达这个概念，就是说明“超人”不是一个像“上帝”那样的理想，而是表明人只有超越自身才能体现自身的“神性”的一面，就像古希腊酒神一样。人本质上就是权力意志，不是为了生命的保存，而是为了生命的提高。这种对生命的提高就是把超越性的特征纳入生命的视域中，作为权力意志的生命必得超越自身，这是具有原动力的生命，出于自身的丰盈而意愿提高自身，超越自身。我们现有的人只是一个过渡，一个桥梁:“人类之伟大处，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Z，I:4;KSA 4，S．11)也就是说，“超人”应当具备历史的人和现有的人所不具备的那些特征，它是更善或更恶的类型:“随着人的每一次增长，他的其他方面也同步增长;最高等的人，如果这个概念是允许的，就是这样的人，他把生存的反面的特征强烈地展示为生命的光环和辩护词——普通人只代表了这种自然特征的一个小小的边角:当反面的因素和紧张状态的多样化(人的伟大的前提条件)开始增长时，这些人就立即走向毁灭。人必须变得更善和更恶，这就是我认为上述情况不可避免的公式。”(WP:881)

“超人”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也不是历史的最终方向:“人应该一片接着一片地发展，这也许就是人发展的经济学。但是，这也不应该使人片刻忘记，真正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人的产生;低等的人，绝大多数，仅仅是序幕和预演，从这个混合材料出来，完人才出现某处。里程碑式的人说明了人性至今前进的里程。它不是在单一的直线上前进;经常某种成功的类型又消失不见了(例如，用了过去三个世纪的整个努力，我们没有重新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水平，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又比古典时期的人低)。”(WP:881)

“超人”之超越的特征被尼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它不是一个实体和理想，不是直线上前进的目标，而是表明:人有更善的一面，也应当有更恶的一面。因为如果成为善，必然要求表现善的手段的恶的积聚和发展。道德的手段都是非道德的。所以，超人不是从现实中异化出去的类型——“上帝”，而是说它本身就是现实，具备现实的一切可怕和疑问。超人是具有善与恶的两面的人，因而是全面的人、整体的人。

第二，“超人”类型是整体的人，伟大的个人，不是启蒙以来抽象的主体，原子式的个人。从群畜与个人比较起来，尼采当然倾向于后者。但是，他也看到，迄今为止，个人价值是很稀少的。因为，个人总是被群体价值约束着，真正伟大的个人是稀有的。“个人绝非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条中的一环’，绝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条完整的路线本身……”(TI，5:33;KSA 6，S．132)尼采从历史中看到了这种伟大的个人的类型，他经常谈论的是恺撒、拿破仑和歌德，他认为他们是他的“超人”类型。比如他对歌德是这样认识的:他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相互隔绝(与歌德意见相反的康德，用一种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繁琐哲学鼓励这种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超越……歌德孕育了一个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赋予自身，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这样一个解放的精神带着快乐的宿命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整体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我用酒神的名词来命名它。”(TI，5:49;KSA 6，S．151-152)

所以，尼采的“超人”不能从近代塑造的原子式的个人来认识，事实上他对启蒙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启蒙时代低于文艺复兴时代，而文艺复兴时代又低于古典时代，历史从这种人性的发展上价值越来越走低。伟大的个人，整体性的人，歌德类型的人，实属罕见。“最聪明的人也是最矛盾的人，他似乎有感触所有类型的人的触角——这也是他的伟大和谐的伟大事件——甚至在我们中间是稀有的偶然事件!这属于一种行星运动。”(WP:259)“最聪明的人”不是掌握了很多知识，应事八面玲珑，而是那种“最矛盾的人”，因为他纳入自身的东西太多，他的视域最宽，感触的东西也最丰富。但是，这种人绝不会很混乱。他是一个整体，在他这里体现了一种伟大的和谐的事件。这是人的广度，也是人的高度。

第三，“超人”是大地(Erde;earth)的意义。尼采把“超人”指向大地，表明了人愈是上升就愈是扎根于大地。任何意义都来自大地，来自肉身，来自“自己”(不是“我”)，思想和感觉都是它的工具和玩具。人越是想超越自身，就越需要回到大地，因为一切都是本能的展演和升华，理性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的自我超越，就是为了开启大地的意义，就是为了取悦于肉体，使肉体快乐和升华。历史上的所谓“善人”、“圣人”、“有德者”，一方面离不开群众的(权力意志)的提升，这是这些人成名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自身(权力意志)也是他们因之而得名的条件，是他们在追求权力。权力意志的根基就扎根于大地、肉体上，它是生命的本质所在。与其说我们“爱上帝”，不如说我们更应该爱大地、爱肉身，因为爱灵魂而更爱肉身，因为这是我们创造力的源泉。上帝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它永恒存在并作为我们的“主人”呢?

“上帝死了”之后，说明了任何外在的命令对人来说不再是永恒有效的，现在人们应该忠实于大地，其实就是忠实于生命本身的命令，忠实于“自己”，这样才是对生命的肯定。“从前侮辱上帝是最大的亵渎;现在上帝死了，因而上帝之亵渎者也死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亵渎大地，是把不可知之心看得比大地的意义更高啊!”(Z，1:3;KSA 4，S．9)尼采这里警惕我们的是，应当忠实于大地，不要奢谈超大地的希望，无论怎样，这都是对生命的施毒。人上升得越高，根就扎得越深。这说明了精神来自大地和肉身，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可能存在。后者是前者的源泉和动力。

第四，“超人”与“末人”相对。其实，没有“末人”，“超人”也就失去了意义。“末人”是颓废的类型，就是对肉体和大地蔑视的人，“超人”则是相反的类型。像迄今为止那些教士类型的人、禁欲主义者、“客观的人”、“纯粹的、无痛苦、无意愿的人”，都是这种“末人”类型。与之相对，尼采主张“超人”的诞生，就是使人们看到相反的价值和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就有过一些典型，比如恺撒、拿破仑和歌德，尤其是拿破仑，尼采称他是超人和非人的类型。

“超人”与“末人”的对立还说明了这种状况:在历史过程中，互相敌对的力量总是存在的，就是这种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德的谱系》中的“罗马人反对犹太人，犹太人反对罗马人”就表达了这种斗争不灭的状况。一种价值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并不表示相反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只不过是力量的强弱对比的不同罢了。而且这种斗争还会转移，比如从政治斗争转移到思想意识的领域中来。这就是为什么尼采一直坚持对立的原因。尽管他为多元论的思想进行辩护，但是他还是把这种多元论简化到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的斗争。因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积蓄力量，提升重估一切价值的力量。这种对立不是道德视角所体现的那种对立，道德视角确立的对立就是使价值与生命的对立，是对生命的否定。而尼采注重的对立则是从权力意志的角度主张的，这是一种区分，根据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能够凭借反抗的力来表现自己;所以它追求着反抗它的东西——这是原生质的原始的趋势，它伸展伪足，感触着周围的环境。”(WP:656a)这样看来“超人”与“末人”的对立就是两种权力意志之间的对立，这是权力意志自身的表现。“超人”代表的是强者的权力意志，意愿着权力;“末人”则代表了弱者的权力意志，其实就是无能于权力，自身没有能力进行评价和解释，只能从信仰上来弥补意志的缺失，所以在“末人”这里只表现为“利他”的冲动而掩饰“利己”的一面。但是，“利他”也只是“利己”的一种表现，这就说明了这种视角的不诚实和自欺。

所以，我们把握尼采的“超人”的思想时一定不能把“超人”看成是“上帝”的替代物。他在自传中就对“超人”概念进行过解释，他认为“超人”与“现代”人、“善良”人、基督徒和其他的虚无主义者完全不同，超人不是“理想主义”的典型，尼采本人也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他的“超人”表达的就是:“人身上一向被成为伟大的东西，在无边的远方，在人的下方。性情平静，轻快的步伐，无所不在的恣肆和放纵以及其他一切对查拉图斯特拉这类人来说比较典型的性格，向来无人梦想过，而这些东西乃是伟人的本质。”(EH，Zarathustra，6;KSA 6，S．344)查拉图斯特拉虽然第一个创造了善恶的道德，但是他也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错误的人，他拥有诚实的态度，他比任何思想家都更真实，所以他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善良人的心理学家”:他成为恶人的朋友。因为在他看来，道德的评价都是出于非道德的手段和方式，其实就是道德类型的人想要追求权力的表现。他们这种类型的人以“真理”的名义要求权力，那么，与之相反的类型(非道德类型)就会被贬低，甚至会失去自身的权力，于是也变成颓废者。最好的例子就是瓦格纳，他的音乐逐渐走上了取悦大众的立场上去，这是受到基督教道德影响的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