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哲学对后世的影响的两重性

在以上几节的论述中，我们已列举了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哲学对18世纪法国哲学，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对现代西方许多哲学流派的各种影响，从其中也已可看到这种影响的两重性。概括起来，其积极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给了封建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以毁灭性的打击，较彻底地摧毁了对宗教教条的盲目信仰和蒙昧主义所加给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为哲学的自由探索开辟了道路。这一思想解放的进程虽早在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开始，但只有到这个时期才达到了革命性的变革阶段。经过经验派和理性派的批判和冲击，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从此永远失去了对哲学和科学以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那种支配一切的地位，即使天主教会仍企图恢复经院哲学的地位，以教皇“通谕”的形式确立托马斯哲学为其官方的哲学，但这种“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其实也就只是现代西方许多哲学流派中的一个流派，除了对教会本身之外，对“世俗”的哲学和思想界影响并不大，远没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种支配一切的地位，而且其内容实际也已与老的经院哲学大异其趣，也不得不大量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了。两派哲学的这种解放思想的作用，其伟大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其次，两派哲学思想中的正确成分，不仅为人类知识的宝库增添了许多财富，也为其后的哲学在正确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可资继承和吸收的丰富资料。如18—19世纪的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哲学，都是在继承和吸取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中的许多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例如，没有洛克的唯物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就不会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没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哲学中那些有光辉辩证法因素的观点，也就很难想象会突然产生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觉、系统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肯定，现代各派哲学中的某些合理的思想，也是受到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好的影响的。例如现代哲学中的那些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科学哲学的流派，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他们要为科学建立某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主张科学的命题要能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等观点，总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的，而这些思想，他们自己也承认是从近代古典的经验主义来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继承和吸取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吸收了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中的合理成分。

再次，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和揭露或暴露出来的矛盾，为其后的哲学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这对以后哲学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也是绝不应低估的。其实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比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答案，对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应该说更大。因为他们所提供的答案，虽各有片面的真理，但就全体来说则都是错误的;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则许多都是值得人类长期甚至世世代代来加以探讨和研究的真正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哲学家明确地自觉地提出来的，有的是在探索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或在相互论战中揭露出来的。例如，经验主义的原则贯彻下去，就会导致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学说必然导致唯我论，显然是荒谬的。但是早在这种学说出现之初，有些哲学家如伙德罗就已指出，这种应被视为人类智慧的耻辱的荒谬哲学在理论上却是很难驳倒的。因为如休谟所指出，感性知觉是否为与之相似的外物所产生的问题是个事实问题，只能凭经验来解决，而经验对此又是无能为力，只能保持沉默的。休谟由此就走向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除非用实践的观点，在理论上也是很难驳倒的。人们驳不倒这种理论，但在实践上乃至思想上又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也不能安于驳不倒它的这种状态，这就促使人们要去进一步探索，这也就是哲学思想向前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经验派和理性派所提出或暴露出的这类问题是很多的，本书的主要部分即第三、四章所论述和探讨的，就大都是这一类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人类是否以及何以能获得关于实际事物的普遍必然知识?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就是从探索这个问题出发，而康德以后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也可以说就从此开始。鉴于德国古典哲学在整个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思想来源的地位，则经验派和理性派所提出和最先作了多方深入探讨的这类问题，对人类认识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也就可以想见了。

最后，两派哲学在对峙、论战和发展中，提供了许多理论思维和哲学探索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供后人借鉴，这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未尝不是因有见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唯物主义者都把物质看成不能自己运动的，就难免在理论上导致神的第一次推动，为此就肯定物质本身是运动的，从而消除了理论上承认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必要性，使唯物主义提高到了彻底无神论的水平。又比如，康德也未尝不是鉴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观点各执片面，就必然导致怀疑论和独断论，两者都难以说明科学知识何以能有普遍必然的效准，为此就企图把双方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他的“批判哲学”。虽然康德也并未能正确地解决问题，但总是向着问题的正确解决前进了一大步。再比如，黑格尔也未尝不是有见于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习惯于从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的流弊，才自觉地、系统地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并自觉地，系统地发挥了辩证法思想的。这些经验教训，有许多直到今天也还保留着其重大价值，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和吸取。

至于两派哲学对后世的消极影响，也值得注意。一般说来，两派哲学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如果后人能认识其错误，特别是如果能认识其犯错误的原因，则就可以成为有益的经验教训而起积极作用。但如果后人不能认识其错误，也当作正确的加以接受，则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有些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思想，本来是一种相对的真理，后人如不认识其相对性，在客观条件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当作绝对真理加以坚持，则也会起消极作用。例如巴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思想，本来在当时来说理论上也是错误的，与之同时代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如狄德罗等也就加以拒绝和斥责;但后世直到当代的许多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虽对他们的某些观点也有所批评，但对他们的唯心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加以肯定和接受的。尽管这些哲学流派也各自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有其不同的作用或贡献，但这种唯心的经验主义总是破坏了科学的客观基础，对科学有害的。至于它阻碍人们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世界观，甚至被用作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的消极作用，就更不待言了。两派哲学中的其他一些错误思想也都往往起类似的作用，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另外一些思想，不必一一指出其具体观点，可概括为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以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基本的真理观(“摹本说”和“一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说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后世的哲学家，如果不能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对它们作具体的分析，或见到其正确的方面就当作绝对真理加以接受，或见到其有局限性的方面就整个加以拒绝，则就会犯错误。事实上，许多人往往都不能作上述那样的正确的具体分析，并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而是重复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也就成了这些观点对后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