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艺术直观对理智直观悖论的解决

第五节　悲剧的艺术直观对理智直观悖论的解决

为了援助理智直观，谢林在Briefe中将上述种种悖论作为处理的重心。由于那种理智地可直观的“绝对存在”超出了理性，没有任何体系能够成为对它的表述，能够对它作出表述的唯有艺术，确切地说是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因为在这种悲剧的艺术直观那里，打开着一条思维活动无法提供的出路。谢林据此在Briefe的第十封信里构想了一种悲剧哲学，按照其阐发，悲剧性东西可以让发生在“绝对存在”那里的触及极限得以体验：

这在当时是种伟大的思想，即使是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犯罪也自愿去接受惩罚，以便恰恰通过其自由这样的丧失去证明这种自由，并在灭亡时依然带着对自由意志的一种宣告（SW．I，S．337）。

如前所述，理智直观的悖论揭示出，在哲学体系道路的各自终点上，两体系相互冲突的原理均变为对方的原理，最终在两种情况那里都既不会有一个纯粹的主体，也不会有一个纯粹的客体存在，相反，两种情况下存在的都只是两者的“绝对同一性”。两个体系的统一点就是这种“绝对的存在”。如果说在“绝对者”那里所有的矛盾对立都会止息，那么那里所有作为相互冲突的体系的那些体系必将消失（Ibid．，S．327）。此时，处于主体与客体彼岸的那种“绝对的存在”是意识无法企及的。也就是说，如果那种逃避思维的“绝对同一性”本身揭示在“理智直观”和悲剧艺术中（Ibid．，S．336），那么在理智直观那里的悖论情况正是，它在消灭一切客体性东西的时候，必然把自身的主体性和实在性也一同消灭。以此，接近绝对者的理智直观本身亦将消失于绝对者中。

而在艺术那里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悲剧艺术是对自由与必然、有限自由与绝对自由的同一场战斗的另一种表现。“客观的强力”与人的自由之间的战斗终结于“两方在斗争中的双双倒下”，其已被谢林标志为“美之原则”和绝对直观之原则。借助于自由地肯定，使那必然的命运受挫，自由宣告了自己。谢林仿佛在呼唤悲剧，前来为其所宣告的自由与必然、最高的存在与毁灭以及唯理念论和实在论的遇合而作证。悲剧直观在象征性地作出它的见证，由此活生生地传达出“绝对同一性”的那个点，而对思维活动的任何一个体系，这个点始终都不可能被客观化。

对谢林来说，悲剧是艺术的原始现象；Briefe在与绝对者的悖论的这个总体关联中发展出一种基本的悲剧哲学，其对谢林的整个艺术理解从始至终都是决定性的和规定性的。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理智直观”之悖论，我们又能看到，在这些悖论那里谈到的存在对立之相互转化的“各种经验”同时也构成为谢林艺术理论的主干。

谢林最早的悲剧哲学思考集中于Briefe的最后一封，也就是第十封信中。谢林所采取的悲剧艺术论证，因其完全运作在存在论的思考框架中，自始就超出了一切类型诗学。实际上按照德语学界的考据，我们说整个思想史“自亚里士多德起已有了一种关于悲剧的诗学，但自谢林起才有了一种关于悲剧的哲学”^[6]，决不为过。谢林的俄狄浦斯释义及希腊悲剧释义开始了悲剧哲学论的历史。这个事实凸显了Briefe在哲学美学思想史中空前重要的地位。在这套通信的第九、第十两封信中，谢林第一次将悲剧作为哲学课题来探讨，其方式是：把对索福克勒斯戏剧的探讨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哲学考察和论证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他在存在论地处理悲剧现象的索福克勒斯表述；因为按他的看法，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表述已经预先为哲学思考本身的深层矛盾给出了范例。

在Briefe中，谢林将哲学论证与一个希腊悲剧基本模式紧密结合，后者来自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表述，可简写为“反抗—失败—惩罚”这样一个公式，也即悲剧英雄反抗“命运的强力”的战斗、他无可避免的失败以及因一个他不想犯下的罪过，因他在其一生中对命运的反抗而承受的惩罚。按照谢林的看法，希腊悲剧的这个范式表述的是“人类自由与客观世界的强力之间的战斗”（SW．I，S．336）。也就是说，这是一场自由与必然的战斗，或有限自由与无限必然之间的一场决战。对作为有限自我的人类来说，显然这样的一场决战注定无法取胜。然而这种无可避免的矛盾斗争及其无可避免的失败，凸显的正是悲剧性东西的哲学含义。按照谢林的诠释，悲剧的出发点和结局都是悖论性的。命运惩罚英雄，这同时意味着犯罪者的自由被承认；而英雄尽管在接受其惩罚中倒下，他仍然在丧失自由的那一瞬间为其自由最终提供了证明。这是一场存在意义上的战斗，一场围绕“存在或不存在”的奋战，即便它在其最高表达那里，呈现为有限自由与绝对自由的抗争形式。所以Briefe的思考框架必须要定义为存在论的，而谢林使用这样的存在论框架，是要针对着独断论体系去捍卫自由的批判体系。

按照谢林的表述，在希腊悲剧那里，自由与必然及其对立均被整合在一个“行动统一体”当中。而这同一个对立在哲学这里已经分离为彼此冲突的两个不同的体系。希腊英雄在为自由而战，这同一种奋战也延伸在启蒙主义的规划中，延伸在哲学为争取自由体系的奋战中，而在后者的对立面即独断主义体系那里，按照Briefe的第一封信所说，折射着“艺术以另一极端与那种战斗的对立”，那是在生命的最高瞬间对安宁的直观。因为独断主义“不做奋战，而是自愿地走向灭亡，平静地将自己奉献于绝对的客体”（Ibid．，S．284）。

谢林阐发的上述悲剧艺术直观，揭示了理智直观和哲学的体系精神的内在困境，同时亦肯定了在艺术的领域中保留对自由与客观强力斗争的活生生表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把握艺术直观和美感直观不可替代的理性价值及其存在论的基础，我们在此继续跟随谢林的悲剧哲学思考。第十封信开始引进其悲剧艺术直观理论时，即首先强调在艺术的领域中表述自由与客观必然性尖锐斗争的重要性。谢林对这种艺术直观的必然性提出的辩护，贯穿于其整个悲剧哲学。在对悲剧过程的最初的诠释那里，他一开始即提示互相对立的古典的解释和启蒙主义的解释，对这个问题集合做了如下表述：“人们对此常常不免疑问，希腊人的理性怎能容忍他们悲剧中的那些矛盾”（Ibid．，S．336）。

对谢林来说，最能鲜明凸显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矛盾的英雄形象，当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谢林对此的表述是：

一个有死的人——被厄运捉弄，命中注定成为罪犯，尽管与这厄运奋力抗争，终不免因这罪行受到可怕惩罚，此乃命运的一种作弄！（同上，黑体为原文所有）。

然而是启蒙的悲剧理解在持续地陷入对古老悲剧的怀疑和拆解，另一方面希腊人的悲剧解释也已渐次失落，慢慢地没入了历史的长河。

第十封信的这个提问，在此的功能是引进第一个悲剧哲学问题。而且，研究Briefe的读者现在首先能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重述第八封信中提出的一个问题。第八封信的主题是阐发理智直观，批判斯宾诺莎的独断论。在那里，问题是这样表达的：

精神澄明一如斯宾诺莎者——其整个人生和全部著作均遍布着理性明澈的光辉，怎能忍受这样一种摧毁的、毁灭性的原理？（Ibid．，S．317）

这里所谓“毁灭性的原理”是指，“返回神那里，返回一切生存的原始源泉，与绝对者统一，消灭你自己！”（Ibid．）我们不难发现，谢林在通信的第八封信里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如说是把它作为任务留给了对话人和读者，哲学家仅仅重点提示了这个问题与理智直观的关联：

使这个原理对他以及所有那些相信这一幻象的高贵的灵魂成为可以容忍的，是一个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幻象。对他来说，对绝对者的理智直观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是有限生物能够将自身提升于其上的那种认识的最后一阶，是精神本来意义上的生命。然而除了从他的自我直观那里，他又可能到哪里去穷尽这种直观的理念？为了使自己对理智直观完全坚信不疑，人们只能阅读他们自己（Ibid．，S．318）。

而在第十封信的悲剧哲学这里，谢林对那种不可容忍的矛盾的回答是，这个矛盾本身乃是对一个存在论真相的揭示：自由或自律的最后根据本身是超越的，它存在于纯粹理性的彼岸。同时，这个矛盾正传达着一个重要而无可替代的承认，承认以命运形式现身的必然性，即使它的现实形式有着最大的不公正。也就是说，正是借助于悲剧所提供的艺术直观——渺小有限的人的自由在与客观世界的“强力”进行殊死搏斗，悲剧的这个骇人的，令人难以承受的矛盾本身转变为最高理性的象征，撕裂转变为调和。透过悲剧的悖论式存在，闪现出“强力”自身的性质：这是一种超强力，自由只能服从它；然而自由因其失败并借助于其失败必定被惩罚，正因为自由“并非是不反抗的失败”。至于对罪犯的惩罚——尽管他的罪过无非是败于命运的超强力——这种情况，依然是在以一个悖论的方式去承认人的自由，证明它有其最高尊严。也就是说，希腊悲剧借助于将自由与命运抗争的那种严酷的逻辑以及后者不可动摇的超强力，历历在目地现场化，成功地升华了希腊英雄们的自由，不论这些英雄是否遭到命运的诅咒。谢林在此洞悉了希腊理性的伟大：通过失去自由去证明自己的自由，证明根本上的自由意志；通过做一个自由的牺牲品，通过自愿接受对未犯的罪行的惩罚或对必然在无知中犯下的罪行的惩罚，将惩罚认识为不能忍受的。对谢林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构想之一，而希腊悲剧及其光辉思想本身即植根于这一构想。通过希腊悲剧，自由与必然最终能够结合在一起，并且，至少在艺术的有限形式这里，彼此能够调和。

凭借上述悲剧哲学思考的存在论深度，谢林已超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成为思想史上建立一种结合自由意识思考的悲剧哲学的第一人。谢林在Briefe中要求哲学家对一个哲学体系作出抉择，他要求说明选择主体性原理还是客体性原理，以表明立场：支持自由还是反对自由，赞成自律还是赞成他律，赞成康德及费希特意义上已启蒙的那个自我的自由，还是赞成斯宾诺莎意义上的一种绝对实体的“强力”。因为两个体系本身都是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系统，这种基本抉择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自由的行动，一种伦理学的决定。据此是依据实践理性作出决断。第五封信强调说，“我们选择两者中的何者，取决于我们为自己赢得的精神自由”（Ibid．，S．307）。但是，自由与必然的对抗之返回到两种体系的战斗这里，只是要将对自由体系与独断体系的战斗的表述以神话原型的悲剧行动的舞台形象加以场景化。这一点在谢林对两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展开逻辑的那些表述那里揭示得更为清楚：借助于在对立的两个体系中选择一个的做法，不可能扬弃这两个体系内自由和必然的那种对抗。按照谢林的分析，在悲剧那里找到一个悖论性结局的那种悲剧性冲突，对有限主体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冲突。他把有限者的基本形态描述为面对客观强力对自由的辩护。

悲剧的艺术直观对理智直观的哲学困境提供了根本的救助。按照第五封信的表达，“哲学的最高尊严恰恰在于，它在人类自由那里期待一切”（Ibid．，S．306）。正如两大基本哲学体系那里的知识活动所揭示的，有限自由与客观强力的冲突甚至掌控着那种试图在自由体系中成为自己的主宰的思维活动，后者由于要将自我抬高为哲学的原理而必然持续地陷入悖论处境，这也就是再次出现于在封闭体系的思考疑难中的情况：当体系结束之际，绝对性的诉求即转过来针对着自我本身。悲剧行动以其悖论式结局将这个处境活生生地场景化：如果在自我的自由战斗中自我真的变成了绝对的“强力”，自我本身作为有限主体变成了绝对的，那么，自由现象即自由行动本身的可能性就会被扬弃。理智直观注定只能以悖论提示绝对同一性。

【注释】

[1]在谢林哲学这里，“知识活动”是个衔接康德和费希特思想的先验哲学概念，它不能与经验论意义上的认识或认识活动混为一谈。按照康德，知识活动说到底指向思维活动最一般的条件，而且能够把这个最一般条件与知识活动中的无条件者相结合；费希特凸显了知识活动是被自我的绝对的自身关涉性所规定，并将这个反思的概念根本上树立为其知识学的核心概念。知识活动概念作为一个关于“知”的行动的概念在早期谢林这里之所以能够具有体系建设的功能，正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着先验哲学的上述反思内涵：这种哲学是“对知识活动做知识活动”（SW．III，14）。参看J．Ritter（hg．）：Historisches der Philosophie，Basel 1971—2007，Bd．12，S．884—889；笔者对早期谢林使用的术语“das Wissen”基本采取“知识活动”的概念来对译，是为了突出其动词化的特征。这个对译也与薛华教授（笔名石泉）的谢林术语的汉译处理一致，例如石泉将谢林System中出现的“das Wis‐sen”（SW．III，339）和“der Akt des Wissens”（SW．III，345）都对译为“知识活动”，参看〔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第19页、第11页。

[2]谢林认为，康德“曾不得不将人类诸认识和诸概念粉碎为其组成部分，这当时是他的目的所在；他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任务：一下子去理解我们本性的令人惊异的巨大整体，而且是如其由那种部分相交而成的那样，如其自始已存在并始终存在的那样”，SW．I，S．360。

[3]莱茵霍特1790—1791年间最深切的理论关怀是，通过掌握最终的诸原理为所有的科学包括实验科学创造一种可靠的基础，这对青年谢林发生了直接影响，重要而典型的例子可在谢林一文中的思考中读出，关于早期谢林所接受的莱茵霍特影响，可参看H．库尔曼（H．Kuhlmann）的专题研究，Schellings früher Idealismus，Stuttgart 1993，S．56f。

[4]后来，在1800年左右向其同一性哲学体系的过渡中，谢林不再用“绝对自我”去标志“绝对者”，而改用“绝对同一性”。这个转变过渡本身在System中已经有迹可循。

[5]此处的“做知识活动者”即是作为绝对自由的知识活动的理智直观。相应于对绝对者及其理智直观的联结，谢林在此揭示作为理智直观的哲学知识活动的反思本质——此种知识活动只是理性的反思活动。正如做知识活动者在这个知识活动中借助于反思自身而达于自我意识，它也同样借助于反思自身而确认其基本知识内容和陈述。

[6]参看P．松迪的分析和结论，Versuchü das Tragischen，in：Schriften I．，hg．von J．Bol‐lack u．H．Beese，Frankfurt 1978，S．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