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思想在体系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第一节　谢林思想在体系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正如哲学史所承认的，由于在System中将艺术引入先验哲学体系，谢林哲学已根本确立了它本身无可取代的重要历史地位。于是笔者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这里，要尝试通过检视和讨论德语世界中对谢林System中“艺术—哲学”纲要的一般研究状况澄清一些关键的哲学史事实，回答和消除基础研究中对谢林System的体系功绩尚抱有的怀疑，借以说明我们研究课题的必要性。

笔者在全书绪论中已经提到，谢林的全部哲学美学正是康德哲学的直接理论后继；也就是说，谢林衔接着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导向，切实地推进了康德关于艺术与哲学体系的建设性关系之思考，并最早以其System贡献了作为基础哲学的唯理念主义艺术哲学的体系建设，对此笔者将在第一部分的第五章中就其要点作出集中阐述。然而，由于谢林这样的思想家的哲学总是要求我们从其自身去把握它，我们考察其“艺术—哲学”的体系贡献就不能是直接接受和传递这些内容，而必须是批判地跟随谢林去重新思考它们。这样的重新思考同时也意味着对思想史的判断一再重新进行审查。

当我们根据这一哲学美学课题进行哲学史的追溯时，首先我们很快能发现与谢林这个理论贡献的重要性十分不相称的情况：System中的“艺术—哲学”即使在唯理念主义美学的故乡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专题研究。如前所述，谢林在其System中将康德对哲学与艺术之互补关系的思考继续发展为作为哲学体系基础工具的艺术这个思想，并以它为核心建设起先验哲学体系之内的艺术哲学，这是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奠基性的理论工程。然而在德语世界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图宾根大学哲学家迪特尔·雅格（Dieter J－hig，1926—　）提出缜密的文本研究工作，谢林的第一个“艺术—哲学”工程才得到令人信服的全面的诠释和透彻的研究处理。之前，谢林这个重要的和独一无二的思想贡献几乎未被关注。研究资料显示，比起康德研究、费希特研究和黑格尔研究，总起来看，谢林研究受到的遮蔽更多。尽管这种情况在20世纪已开始扭转，1945年谢林研究已达到可观的高潮，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语世界的谢林研究专著已达千余种^[1]，学术圈开始谈论谢林思想的一种“复活”；然而仅就当时的情况说，对谢林的哲学美学贡献的诠释和研究，依然远远不如对例如康德的“第三批判”和对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的相关研究来得集中而充分。

具体到谢林对哲学体系与艺术的关系之思考论证，不仅相关的研究文献在质量和数量上比不上对康德KdU的相应研究，研究对这一关系的内涵释义也还缺少特别的关注。这在美学课题的研究方面尤为突出。事情表现为，尽管谢林的思辨普遍被认为内在地具有一种“审美的”特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看法都是笼统的赞扬或者笼统的指责，总的来看，对此提出系统的诠释和专题研究的情况极其少有。即以System中的“艺术—哲学”纲要为例，对谢林早期思想的研究几乎从未顾及它，如慕尼黑大学的哲学家R．劳特（Reinhard Lauth，1919—2007）颇有影响的研究工作完全没有讨论它；即使维尔纳·哈特科普夫（Werner Hartkopf）缜密的研究工作也根本没有触及艺术的功能^[2]，虽然后者恰恰应当在“辩证法”的主题这里得到深入发掘，因为最早的谢林诠释已突出了这一点：谢林所特有的“辩证法”正是一种“类艺术的”和象征化的思维形式。^[3]虽然有D．雅格和汉斯·弗赖尔（Hans Freier）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出的研究，然而说到底，这个重要事实终究未能在唯理念主义研究中引发相关的连续讨论。

我们还发现，在提出谢林的“艺术—哲学”对先验哲学建设的体系功绩这样的研究课题时，同时需要进行系统而艰苦的平反工作，因为在专业研究者的思考和讨论中，对绝对唯理念主义及其艺术哲学论证，可说一直还存在某种不信任的态度。并且，如果说造成对康德第三批判的研究不足的那些否定性影响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正是新康德主义带来的那种放弃体系阐释的倾向，那么在谢林研究这里情况更加复杂，除了放弃体系阐释的倾向之外，干扰经常还由谢林哲学本身在体系特征方面的矛盾特点而引发。以至于现在我们提出在谢林的“艺术—哲学”那里去寻找其对体系哲学的重大贡献，初听起来不大能令人信服：在唯理念主义运动内部，难道不正是谢林这位哲学家最为缺少体系能力？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批评，谢林哲学甚至是以“非体系”为特征的。由此笔者在这里必然会面对这类质疑：把“非体系的”谢林的“体系功绩”作为研讨的题目能不能在立论上站得住脚？

对谢林哲学包括其艺术哲学的研究相对不足的原因其实相当复杂。就我们的题目而言，我们首先必须确认一些关键的事实，通过分析去发现阻碍我们正确认识谢林哲学的重要性的那些起因。

哲学史的批判性检视表明，这种情况首先与一个历史事实有关：谢林尽管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并未形成重要的学派。于是站在唯理念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派一方的立场，谢林的意义经常仅被看作黑格尔的先行阶段，System时期的谢林更仅仅被看成，以客观唯理念主义去与费希特的主观唯理念主义抗衡，而把综合的可能性和敦促留给了黑格尔。可以想见，正是在这种思考范式中，谢林哲学的创造性成果大部分遭到忽视，常常只有自然哲学和同一性体系得到肯定性评价，其余的思想贡献包括之前和之后的理论构想，都被解释为从唯理念主义运动中的偏离和倒退。而这种情况对谢林非常不公正也非常不利。

更重要的事实，应该是黑格尔派对谢林哲学发出的“非体系”的抨击。由于这个批评的确切中了某些东西，它的影响显然一直存在。确实，对谢林来说这非常典型，不同于康德或费希特，谢林在自己所有的根本性的体系导向那里，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全然封闭的体系表述。我们能够看到，他那里一个个理论切入都在，但它们经常没有完成，有的连标题都带有暂时性。特别当人们把他与黑格尔进行比较的时候，谢林的思想创造的这种“未完成”和“暂时性”就格外触目。而反过来看，黑格尔虽然是在谢林的影响下才脱离费希特，但他另一方面却借助于其思考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闭性，不久之后就大幅度地遮盖了谢林的哲学影响。

不过，就我们在这里讨论的System中的“艺术—哲学”而言，情况有些不同：谢林1799年在耶拿起先作为讲座报告宣讲了这个先验体系，1800年早春将它出版。这一体系尝试是谢林先验哲学的奠基之作，它本身在形式上也基本完备。客观地说System中的“艺术—哲学”遭忽视的原因，既不是因为这一先验哲学体系的体系建设尚不完备，也不是因为其中的思想及其推演不能成立，而不如说是因为谢林这一先验论证立场的暂时性。我们指的是，尽管System在问世时受到耶拿听众和哲学界的热烈欢呼，成就了谢林作为青年哲学家的卓著声誉，然而在接下来的1801年谢林已径直转向同一性哲学的体系建设；他已经离开System中的先验论证立场，也不再谈论艺术在哲学体系中的“官能”（Organ）身份，致使先验体系内的这一“艺术—哲学”的命运有如昙花一现：在接下来接续提出的几个同一性哲学体系纲要中，谢林的课题已经转移，艺术不再被赋予这种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功能。于是，哲学中的艺术由于仅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在先验哲学体系内部具有这种角色，用W．舒尔茨的话说，类似于“困境救急法”，难免给人留下一种“实验的”印象。这点在研究讨论中也的确经常被直接看作一个证据：人们据此认为，谢林是在脱离费希特的那个特定时刻才赋予艺术以这种功能，之后则迅速抛开了艺术的这种体系功能，甚至抛开了先验唯理念论的体系建设本身。对此作出具有强有力澄清的拨乱反正工作的是D．雅格的系统而缜密的文本研究，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的相关讨论中还会谈到。

“非体系的”谢林的“艺术—哲学”贡献能否谈得上有“体系功绩”？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哲学史事实固然十分关键，但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些事实本身并非直接是回答或解释，更不能是一劳永逸的回答和解释。因为对同一些事实，各种争论立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评价；不如说只有凭借对上述事实的批判的辨析，我们才能找到回答问题的一些提示。现在我们就进行这样的尝试。

对仅仅由于谢林哲学未形成学派，便将谢林哲学整体上只看作黑格尔哲学的过渡和先行阶段，由此有意无意贬低谢林哲学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的那类观点和做法，不需要在此系统地进行反驳，因为这样的观点太过片面。相反，对我们的课题关联来说，笔者首先要再次强调这一点：艺术在哲学体系内获得其重要地位，特别要归功于谢林。尽管其先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康德的鉴赏理论，尽管康德的审美理性批判称得上是全然革命性的并造成了近代德国哲学“转向美学”，这个转向的直接接续者和实际建设者事实上是谢林；黑格尔并未跟随康德的这个转向，不如说，他实际上是转向美学的康德哲学之潜在批判者。^[4]

在我们这里的讨论语境中，必须立即澄清和强调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按照其哲学来衡量的话，美学在黑格尔那里始终处于其思想的边缘地带，正如他的遗稿状态所透露的情况^[5]，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尽管承认谢林所高扬的哲学与艺术间的“亲缘性”并在哲学与诗这两方面均接受了如康德、荷尔德林、谢林和席勒这些伟人的精神影响，他本人却从来不是凭借进入知识整体内的艺术，而恰恰是凭借概念的逻辑去推进哲学体系。据此，我们能够推知：艺术在他那里从未获得知识体系内如此的殊荣。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事实，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因谢林哲学体系的形式缺陷而抹杀谢林艺术哲学的理论贡献，那么整个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思想史将被砍伐得凋零不堪，康德肇始的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能否成立都将很成问题，因为唯有谢林将保障先验体系的知识论连续性这个基础哲学的重任给予了艺术哲学。简言之：德国唯理念论美学之基本建设以及美学根本上经由唯理念论而成为基础哲学，没有谢林的理论贡献也即Briefe中的悲剧哲学讨论、System中的“艺术—哲学”纲要，整部PdK以及同一哲学文献中一系列的艺术哲学思考，乃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我们无意以此为谢林哲学的种种形式不完备、其多重切入在任务及内容上的彼此纠缠乃至多次的体系搁浅无批判地进行辩护。我们必须承认，在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谢林的确是极为特别的那位思想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像谢林那样在其思考中发生有如此之多的转变和如此之多的新切入。所以，将System中的“艺术—哲学”完全否定性地看作“试验”、“冒险”、“哲学思考过渡的工具”等的片面化做法，一度在德语世界专业研究圈中成为常见的情况。然而，海德格尔弟子、谢林研究大家赫尔曼·策尔特纳（Hermann Zeltner，1903—1975）在20世纪50年代即对谢林体系形式之“多变”这个情况作出了透彻的判断：如果仅从表面上去看，据此仅仅否定性地理解谢林的体系思想进程，以致直接指其为“哲学上的普罗透斯”，似乎此种“多变”只不过是哲学才能缺陷的标志，以此将谢林哲学的大量重要思想打入冷宫，我们无疑会让自己受到蒙蔽。的确，我们作为研究者必须看到：在哲学的体系这个问题上，谢林的思想自始就有一种矛盾，而且他始终未能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如果说就谢林思想中这种体系意志与体系矛盾的纠缠而言，来自黑格尔学派的“非体系”的批评语确乎切中了某种事实，那么这个事实还应该脱离开学派间的门户之争得到进一步的深层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在此可倚重雅斯贝尔斯的洞察，因为他对谢林思想的这种“非体系”特征的研究，从谢林本人及其与黑格尔思想的对照两方面看，都称得上中肯和透彻。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洞见，谢林的哲学是一种始终在生成中的哲学，因为谢林是一位“追随问题”的哲学家。终其一生，谢林的思想始终都具有“体系意志”和“突破意志”之间的二律背反特征。这是指，在唯理念主义内部，谢林无疑是“将体系思想推到极致，将意志和努力、思维和存在、真理和现实、存在和所有的存在者统一在一个作为无所不包的知识活动的作品那里”的第一人^[6]；但与此同时，谢林又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作为知识整体的哲学体系之界限，明白对哲学家来说，“从现在起，哲学的一切一切都应该囿于一个唯一的体系”这类观点之荒谬。由此看来，谢林本人的哲学甚至必然会发生体系困境。因为青年谢林最初的声音已经是追求一个体系的那种坚定意愿，他一直不屈不挠地提问全部知识的统一形式，以便最终将有关哲学一般可能性的那些难题总体上引向一个解决。谢林早在其1795年的Vom Ich中已经看到，正是对这些难题的解决之阙如，“迄今阻拦在［建立］一普遍有效的哲学的所有努力的道路上”（SW．I，S．89）；然而他在思考体系时又从未忘记，体系之伟大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完成：每当哲学家自以为完成其体系的那个瞬间，他必将变得自相矛盾。因此早在接受费希特影响的1796年，谢林就在他对费希特的知识学的批判阐发中指出，最能败坏哲学的事情莫过于“强迫体系进入一种理论上普遍有效的限制中”^[7]（SW．I，S．306—307）。因为批判精神本身即指向，作出证明的努力以挽救科学之自由。

青年谢林在他的Briefe中已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不同的体系之存在或两种本身均以体系表达的哲学意志的贯彻之彼此正相反对——例如在思考方式和思维架构方面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体系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这两者，此种情况的存在只能是因为我们已脱离“绝对者”，已与其产生矛盾；只因这个原始矛盾冲突存在，才有了发生在人类精神本身中的哲学家之间的争执。而如果哲学所追究的东西、理性最后的关怀仅与“绝对者”有关，那么绝不会有不同体系间的争执产生。“假使人类在什么时候有一次能够离开这个他由于脱离绝对者而陷入其中的领域的话，那么所有的哲学都将终止”（Ibid．，S．293），此领域亦将终止。而我们现在还在路途中，我们必须也只能凭借我们的自由，创造出我们之所是。

正因为我们还在思考的路途中，一个思考到终结点的体系必然受到限制，并且出于自由的体系本身就在要求突破。雅斯贝尔斯因此认为，从我们的时代处境，我们更能理解谢林的那种针对任何一种体系的“突破意志”的重要意义。由于存在的现象或世界的现象尚未完成，体系只能向未来开放。终其一生，谢林都保持着这个拒绝；在1810年的斯图加特讲座上，处于“自由哲学”阶段的他依然直言不讳：“想要宣称这样一种唯一可能的体系，乃是极度的无知”（SW．VII，S．421）。然而终其一生，谢林全部的思考能量却又倾注于以一个真正的体系去扬弃各种体系，这是因为他要努力做出联结和统一。尽管诸体系本身永远不是那个唯一真正的体系，但它们都以后者为其前提。而对处于时间性此在中的人来说，“这一个”体系处于生成之中。不过谢林仍要求我们看到，“所有已具形式的不同学说［……］无非是那个唯一真正的体系按照不同方向推移的图像”（SW．IV，S．401）。正是诸体系的区别性迫使理性去寻找“这一个”体系。谢林始终朝向那种超出诸矛盾对立的立场努力，它不是别的，正是哲学一般的立场；晚年的谢林在其肯定哲学的思考中依然认为，达到这种哲学就是最终意义所在：“一个仿佛足够强大的体系，甚至能经受生命的考验，这种生命之赢得其力量和强大，乃是凭借前进的生命经验和对现实的更深刻认识”。这种方式的体系，谢林认为是全新的：“哲学迄今从未达到一个真正的终点”（SW．2．Abt．Bd．III，S．177）^[8]。

雅斯贝尔斯也对常见的站在黑格尔派立场的谢林批判做出了回应，他直接将谢林与黑格尔做了比较。然而他比较的尺度和立场都超越了唯理念主义内部的派别之争。对谢林并未实现作为体系的哲学，并未将一种整体知识活动贯彻推演到其所有的特殊环节和个别当中这个事实，雅斯贝尔斯毫不讳言。他指出，早期谢林即以极大热情投入这种体系实现：先是在其自然哲学那里，接着在其先验唯理念论体系那里，然后多次在各种纲要那里，最后是在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那里；并且，尽管谢林不知疲倦地将其理论建构工作日益推向局部化，每次的努力依然很快陷入困难并终结于草案。显然，较之费希特，谢林不具备那种在建构方面的思考密集性，较之黑格尔，谢林在材料方面还不够无懈可击，并且缺少对伟大的辩证交织的强有力的表述。他在体系论证上时时求助于模仿斯宾诺莎，看来依然于事无补，典型就是他1801年的第一个同一性哲学文献《对我的哲学体系的表述》^[9]（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与此相反，谢林想要做到并敢于以敏锐的把握提前宣布的那些体系性思考，很多都由接受他影响的黑格尔最后成功地完成。而黑格尔借助于坚忍不拔地坚持体系的意义，借助于深思熟虑和在所有体系局部及特殊部分当中耐心、巨量的工作，借助于强大的精神性力量，成功地做到在辩证的诸建构及其无限多变迁那里理解所有事物。这个对照极为鲜明，以至于面对黑格尔强大的体系架构，谢林的著作显得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无能为力，直至最后在黑格尔学派的遮蔽和漠视下隐入背景。

谢林在黑格尔体系的巨大成就之后，在与其学派的论战中评价自己先行于黑格尔的体系道路时曾谈道，他本人的体系哲学“本身不能在如黑格尔体系的那种意义上成立为无条件的体系”，因为“作为绝对的、不把任何事物抛在自身之外的体系，它本身无法封闭”（SW．2．Abt．Bd．III，88），所以黑格尔的体系是对青年谢林的诸种思想切入的一种狭窄化和错误的、完全停留于否定哲学的阐发。在黑格尔学派看来，谢林的这些自辩、反驳和批评统统软弱无力，因此无需重视。然而雅斯贝尔斯却在谢林的体系弱点这里读出了一种隐藏着的另样的强大。在此，问题首先在于，黑格尔之接受谢林影响恰恰仅限于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谢林的体系意志影响到了黑格尔，而谢林对思考的深层把握并没有对黑格尔产生什么影响。再者，这两人的哲学沉思在态度方面也有极端的差别：黑格尔要以知识活动清除惊异；谢林却要借助于知识活动把惊异上升为关于存在秘密的最清楚的意识。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在谢林的弱点那里，可能存在着对形而上学思想最大限度的贴近，以此也是最大限度地贴近保持开放的哲学意志，这种情况肯定与谢林思想创造的自由方式有关：每个构想在此都同时呈现了开放。并且，如果说谢林的真理探寻进入得更为深刻，那么他的进入并不是借助于一部不可抗拒的著作，而只是通过思想的那些伟大切入而闪现；而在这些切入那里，体系意志的推进对谢林不如说是种干扰。

因此雅斯贝尔斯在谢林的体系力量之弱点那里依然认出攫住谢林的那种强大真理的一个结果：谢林始终意识到人的处境和他自己的哲学的处境都是处于思考的途中而非处于思考的终结之处。这就证明，在人类的历史时代，一个体系从根本上说仅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可能存在。

真正的体系是什么，谢林终生都在致力于这个问题。然而在涉及体系的问题上，谢林的思考又自始至终有着分裂状态。他自己也洞察到这一点：体系必须出于自由，要以生命的实践去实现；体系又是在太一的理念内，根本上要达到一个唯一的整体或整体性。自由导致的是那些可能的实现之无限广度。而被意识到的整体则扬弃了自由。思考的建筑师会经历创世之丧失，而成功的建筑则使自己同时成为自己作品的奴隶。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在什么是体系、它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上，谢林对后来的思想家起到了非同寻常的激发作用，如果说唯理念论沉溺于体系思想，那么正是谢林一直在尝试打破它，以防体系“成为一个新的局限”，虽则他自己由此深陷于一种“厄运”中无法挣脱。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

谢林通过他的种种敦促更新了哲学的高度意义。凡在哲学要变成本身满足于研究事实和概念间关系那种状态的地方——那里它要么陷于毫无价值，要么陷于实用的认识——，必能听见谢林的大声疾呼。凡不想狭隘地思考哲学的人，都会对谢林的处理感到欣喜。后者带来对本来意义上的哲学之思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