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托马斯主义哲学

现象学与托马斯主义哲学

既然我们试图通过表明现象学如何适应现代哲学的境况来界定现象学，我们可以把现象学与经院哲学进行比较，尤其是与经院哲学的杰出代表即托马斯主义进行比较，这种做法是有益的。与现象学相似，托马斯主义也提供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外的其他选择，但是这两种替代性选择又有差异。托马斯主义是一种前现代的或者说非现代的思维形式。它根植于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地看，它与现代思想的早期发展相平行，当时的代表人物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作家，诸如卡叶坦(Cajetan)(1468—1534)、苏阿烈兹(Suarez)(1548—1617)以及圣·托马斯的约翰(John of St.Thomas)(1589—1644)。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托马斯主义一度进入低潮，但是在教皇列奥十三世(Leo XIII)颁布其《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1879年)的通谕之后，托马斯主义得到复兴，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取得显著地位，主要是在罗马天主教教育界和知识界，但是其影响范围不限于此。这时候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学者和评论家，也有独立的思想家，例如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埃齐厄纳·日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以及伊维斯·R.西蒙(Yves R.Simon)(1903—1961)。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托马斯主义的影响大为降低。此外，弗朗茨·布伦塔诺的新经院主义哲学对胡塞尔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托马斯主义思想和现象学早期阶段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

托马斯主义和现象学都有这样的确信，即认为人的理性是朝向真理而受到规整的。不过，这两种传统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别。托马斯主义是在基督教信仰和启示的语境范围内发展其哲学的。它在圣·安瑟伦(Saint Anselm)开启的理智维度上进行哲学思考;安瑟伦提供了一种对于哲学的可能性的“神学演绎”，类似于康德提出的对于我们的认知能力的“先验演绎”。中世纪哲学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去表明理性有它自己的领域，它自己的运作空间，理性不被信仰所吞并。圣·安瑟伦和经院哲学家们在信仰的范围内给理性“腾出地盘”。他们知道哲学，因为他们在古代人那里看到过哲学，但是他们自己对哲学的占有则必须在启示的范围之内开始。经院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区分开信仰与理性、神恩与自然。中世纪思想家尤其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教导认为，自然的证据有它们自己的完整性，理性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力量达到真理。不过，这种教导必须从圣经信仰的内部得到辩护。

古代哲学却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神学辩护，因为哲学不必在神圣启示的范围内中寻找它的位置。哲学在希腊城邦流传下来的各种意见之内界定自己。在这里，哲学把自己理解成人类思维的自然顶峰。人们拥有关于事物存在方式的各种意见，他们有能力获得某种科学知识，他们对于应该去做的正确的和正义的事情持有很多观点，他们提出有关诸神的陈述;除了心灵的这些运用之外，他们开始思考整体，而且还思考既展现整体又是其中的组成部分的他们自己。无论是在前苏格拉底的自然研究方面，还是在苏格拉底对于人和政治秩序的探究上，他们都已经开始运用哲学思维。

现象学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种理解，即把哲学理解成一项自然的人类成就。现象学没有试图从宗教信仰之内引出哲学。相反，它认为哲学是一种人类自然的卓越性，是对前哲学的理性运用的完善。因此，现象学开始哲学的方式不同于托马斯主义，不过这种方式补充了托马斯主义的进路而不是与之相矛盾。托马斯主义提供了一条进入哲学的合法途径，但是这并非唯一的途径。从信仰之内来把握哲学，这种做法并没有扭曲哲学，不过的确给哲学带来一种独特的面貌和感觉，一种独特的呈现。另外一条进入哲学的途径，更为古老的途径，就是在自然态度之内开始，然后再把哲学态度与自然态度区别开来。的确，采取现象学提供的道路可能有利于托马斯主义:有可能表明，托马斯主义所假定的语境不同于我们称作世界的自然整体。现象学能够帮助托马斯主义哲学和神学来理解它们自己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