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实与客观性问题

（三）历史虚实与客观性问题

柯林武德认为，想象（imagination）是个含糊的词儿，既指想象的活动又关涉想象的对象。故想象表现为虚实的结合并据此区分出“真实情境”（real situation）与“虚拟情境”（make‐believe situation）两种类型。譬如，当某人饥饿却无食物时，他想象自己正在吃东西，这种创造式想象只表明了一种满足愿望的“虚拟情境”，即便饥饿以及想象吃东西的活动是真实的。⁽¹³⁹⁾故此，柯林武德认为，就想象的对象而言，它并不关乎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分，因为它不必是真实的、亦不必是非真实的。为此，柯林武德特意举了如下的案例，“当我向窗外望去，立刻看到右边是块草地，左边是紧倚着自己的窗户直棂；然我亦想象草地一直伸展到窗户直棂遮住我视线的地方。碰巧我又想象，一台锄草机恰好放在草坪的那个部分。如今，草坪被遮蔽的那个部分的确存在，而锄草机却未在那里。可是，无论是我想象这两种东西的方式，抑或它们各自呈现在我想象中的方式，我都分辨不出合乎这种差异的东西”。⁽¹⁴⁰⁾质言之，想象活动是处于“真实情境”中实际进行的活动；而想象的事物、情境或事件却不必为实、亦不必为虚。诚然，无论是“锄草机”还是“被遮蔽的草坪”，它们皆是想象主体在“虚拟情境”下的表现，其形式并无差别；不过两者各自的基础却有所不同，“锄草机”是以想象主体的记忆为前提，“被遮蔽的草坪”则是想象主体的直观印象的延伸。事实上，柯林武德无意从想象呈现的方式去区分两者，而旨在回答“真正的艺术”应避免让人过度沉溺于或满足于虚拟世界，继而产生“道德疾病”（moral diseases），由此艺术家不可混淆艺术与娱乐、想象与虚拟的界限，纵然“想象构成了虚拟的前提条件”。⁽¹⁴¹⁾有鉴于此，柯林武德在想象的认识论基础上抽绎出价值论的问题，并从认知（cognition）、意图（conation）与情感（emotion）三方面探讨了艺术的特性。在认知方面，柯林武德认为，艺术的对象并不以存在作为评断的标准，也就是说，不以存在为评断的标准构成了艺术对象的本质、而非或然性；“当它们是历史时，这种历史性与它们的美学价值全然无关”。⁽¹⁴²⁾这源于艺术是想象的，想象自身并不关注想象对象是否是真实的问题。就意图而言，“想象不止于要避免评判我们的幻想是真还是假，它也是创造这些幻想的特定活动”、“艺术是想象的，好的艺术（美）意味着饱含丰富的想象、意味着依据它自身适当的法则而完成的，意味着它是在想象中完成的”。由此，柯林武德提倡一种“融贯的想象”。⁽¹⁴³⁾至于情感，柯林武德认为艺术活动皆伴随着情感，进而作为融贯的想象艺术，它提供的只是“超验的真实”以及某种愉悦的情感。⁽¹⁴⁴⁾由此，柯林武德认为，“艺术全然忽视真实的世界，并建构起它自己任意和谐的完整体系”。⁽¹⁴⁵⁾相反，历史重构却有赖于证据，并由此奠定历史知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历史虽说仰赖于记忆，但遗忘却构成了历史知识不可或缺的条件。柯林武德认为，一段记述细节有赖于流传的故事，那么我们如何来断言这样的叙述的真实性呢？柯林武德的回答是证据，不过，他并不从证词的角度考察历史资料的来源，因为“所有的证词并不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告诉我们它的作者希望我们相信什么、或者相信作者本人”。⁽¹⁴⁶⁾由此，历史重构势必吸纳那些未被个人偏见污染的证据、譬如考古报告、宪章与法典，以及当今的制度分析等资料，进而历史重构又不等同于艺术创造、划定了各自的边界，历史的对象预设了某种有待认识的实在，进而它不是玄虚的抽象。当然，让人感到迷惑的是那些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作品，它既有翔实的档案证据的支撑，又含有叙述者想象的重构或再创造等因素，进而这类作品对历史叙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辨历史的虚实也更加困难。譬如，以《死亡的确定性》为例，西蒙·夏玛（Simon Schama）重构了两个不同的死亡故事，一则是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将军死于1759年的魁北克战役，另则是1849年乔治·帕克曼（George Parkman）博士被谋杀于哈佛医学院。就资料来源而言，夏玛的叙述多建立在“一手资料”（primary sources）、画像、见证人回忆等基础上，乔治·帕克曼的故事资料既有法庭证词，又有保存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丰富档案，还有哈佛大学的剪报等资料。⁽¹⁴⁷⁾换言之，“于此提供的两个故事处理了在鲜活事件与其随后叙事之间戏谑的断裂。两个故事尽管严格地遵从了档案记录，但是它们都是想象的作品、而非学术。两者都将确定的事件消融在叙事的多种可能性之中”，“它们是些这样的故事：具有支离破碎的骨架、不确定的结局、无法决定的后果。为了维系自我断裂的叙述本质，我有意地通过建立历史的连贯性与说服力，藉此拆解这些对话”。⁽¹⁴⁸⁾由此，过去并不是死亡的确定性，真实的资料构建了某个虚构的故事，那么历史叙事的客观性意味着什么呢？

流俗的观念认为，历史叙事的客观性预设了历史学家宜拒斥历史虚构，排斥研究主体主观因素的介入，尽力剔除人为解释以便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由此，这种客观性将乞灵于柯林武德所批评的“阉割论”或“摹本论”，并将它们视为评断历史知识客观性的标准。诚然，这种客观性的确存在，譬如，《威尔士编年史》（Annales Cambriae）记载“吉尔达斯（Gildas）死于公元570年”，这种历史编年因未涉入主体性解释而显得客观，但这并不构成真正的历史知识。倘若我们知道吉尔达斯是位颇具名望，富有演说才能的凯尔特教堂的僧侣，出于劝戒心胸狭隘的威尔士国王的邪恶，对国王进行了评头论足，那么就这些蕴涵价值判断的解释性叙述而言，它向我们展示了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状况。因此，历史学家剖析人物性格和叙述吉尔达斯身处的时代并不因渗入研究主体的主观性而不配称为历史知识。⁽¹⁴⁹⁾由此，我们难免会问，历史叙事是否因包含了主观化的历史视角就沦为历史虚构呢？或者说，历史学家期待怎样的客观性呢？

柯林武德认为，任何历史叙事皆嵌入了某种视角，历史叙事的“视角论”使得历史学家只从自己的观点来洞察世界，而缺乏对自己思想的反思，为了消解历史叙事的“自我中心困境”，柯林武德倡导以哲学反思的方式回归历史思想本身。由此，历史研究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主观性内涵：（1）历史叙事势必选择了某种观点，这种主观性是理解世界的某项手段，体现为资料的筛选和解释框架的应用；（2）不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依据意识形态来裁剪和歪曲证据。⁽¹⁵⁰⁾显然，柯林武德反对的是第二种主观性，因为历史研究一旦涉足学术道德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历史结论与证据的关系将遭受挑战；历史客观性也难以获得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