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逻辑”与元证据

（三）“问答逻辑”与元证据

1917年，柯林武德在《真理与矛盾》一书中便着手反思逻辑理论问题，提出用“问答逻辑”取代传统的演绎逻辑理论，该书由于遭到出版商的拒绝使初稿受到损毁，“问答逻辑”（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的论述散存于《心灵的图式》、《哲学方法论》、《形而上学论》、《新利维坦》及《自传》等书，尤其《自传》保存了“问答逻辑”的大多部分。柯林武德认为，“问答逻辑”虽说针对的是传统“命题逻辑”所存在的诸多缺失，⁽⁵⁹⁾但“问答逻辑”却并未旨在构建“证明”（Proof）的理论而是“发现”（discovery）的理论。柯林武德指出传统的命题逻辑存在四种“真假理论”的基本预设：（1）自律论认为，命题的真假只是自身的属性；（2）符合论认为，命题的真假只与所涉及的事实是否相符；（3）融贯论认为，命题的真假在于与其他命题是否相容；（4）实用论认为，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有用。其后，柯林武德认为传统的命题逻辑之所以难以解决“真假理论”的疑难，无疑与忽视历史性问题有关。究其根源，问答逻辑的“真”志在重构“哲学思想”或重建“历史表述”，由此“‘真’既不属于单一的命题”，“也不属于一组相容的命题”，“‘真’只属于包括问题与答案在内的那个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具有问与答的严格相关性原则，命题的排他性形成了问答逻辑的理论基础。⁽⁶⁰⁾

就“问答逻辑”的来源而言，柯林武德将其追溯到柏拉图和培根，柏拉图倡导一种知识的辩证法，亦即“灵魂与自身一问一答的内在游戏”；培根提出科学家探询自然，必须采取主动像拷问证人那般获取信息。⁽⁶¹⁾由此，知识的过程是问与答相互交替的综合过程。故明克认为，柯林武德的贡献不在于论证的逻辑而是研究的理论，“问答逻辑”存在历史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双重指向，这种双重指向表征了辩证过程的非对称性。“历史思想和科学思想都是通过提出问题并回答它们的研究过程，然而前者是有关心灵的活动，是依靠记录人类行动和表述的证据而获得的一种重建；后者却不是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一种双重的辩证，既是它的过程又是它的对象”。⁽⁶²⁾在《历史哲学纲要》中，柯林武德系统阐释了证据与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历史学家受证据约束，但证据的形成却有赖于解释者所能解决的问题。证据实则“是与某个问题相关的事实，它指向回答”。⁽⁶³⁾此外，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能够用材料证成或问答的问题，否则，问题便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本身是以证据为转移，反之亦然。在《形而上学论》一书中，柯林武德认为命题在逻辑分析过程中蕴涵问与答的交互过程，“问答逻辑”实则是一种“相对预设”，“每一个都是一个问题的预设，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每一个都既是一个预设又是一个命题”。⁽⁶⁴⁾

随着文献校勘、田野考古等历史方法的发展，“权威的文献”必将被读作“资料”，剪刀加浆糊历史学亦必将为科学的历史学所超越。因为前者满足于重复权威的现成陈述，后者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资料，故柯林武德倡言20世纪的历史学家宜用自己的头脑来证明任何证据的合理性，并据此解决自己的问题。⁽⁶⁵⁾由此可见，“科学的历史学”追求的是思想的自律性，并非消极地采纳现成的陈述，而是把现成的陈述视为证据或有待确证的事实而已；它的证据并不局限于“书面资料”、更多偏重于像足迹、贝壳、陶器或纹章那般的“非书面资料”。不过，这不表明柯林武德抛弃作为证词的“书面资料”或忽视证词在历史研究的功能。⁽⁶⁶⁾其实，“任何东西皆可用来作为证据，无人能说出何种东西能作为他回答某个特定问题的证据，除非他已确定了此问题。问题与证据是相互关联的。一名优秀的科学思想家，他仅追问他认为已掌握或将掌握证据那般的能够予以回答的问题。”⁽⁶⁷⁾由此，“书面资料”一旦被视为解答某特定问题的证据，这些现存的陈述势必经过历史学家的严格审查并将构成其叙述的一部分。

除了问题要获得证据支撑之外，研究者仍需以一种正当的方式进行提问，即便这种正当的方式并不必定是真的。譬如，苏格拉底曾问玻勒马霍斯（Polemarchus）：“下棋的时候，一个好而有用的伙伴，是正义者还是下棋能手呢？”后者的回答是“下棋能手”。⁽⁶⁸⁾柯林武德认为，这一回答因为违背了“命题的排他性”原则，进而错误地假定了正义与某种专门化技术之间存在可比性，并由此得出虚假的回答。不过，由于“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问答链环，通过继续问答，假设中的虚假内容可以被揭示出来”，⁽⁶⁹⁾故它又是正当的。譬如，英国史学家屈维廉（G.M.Trevelyan）曾自问“血腥玛丽”倘若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玛丽朝是否能避免纲纪废弛的政治乱象呢？在屈维廉看来，玛丽之失既在于亲西班牙，又因笃信天主教而实行严苛的宗教政策，加上幼时磨难而想为母报仇，致使玛丽朝陷入多方困境。显然，屈维廉的假设考虑了玛丽的品性及身处的社会环境。不过，这种假设与玛丽朝的困境并不构成完整的问答链环，因为这一反事实的假设无法获得直接证据的检验。纵然它有其他旁证的支持，这亦有悖于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的相关性原则，因为宗教政策并不是玛丽王朝失败的唯一原因。诚然，柯林武德也坦言，某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新证据的发现，而是靠重新考虑有关的原则问题”，这也涉及到柯林武德论述的“一般的或纯粹的方法论”，尤其是历史推论中“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问题。柯林武德所谓的“默证”是指某一事件在缺乏原始资料支持下，研究者是何以知道此事件发生过。譬如，考古遗址发现某件器物在时间上不早于X年或不晚于Y年，然而又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撑，故化解争论的权宜之计便是推断该器物处在X与Y之间。这种“默证”问题虽貌似缺乏可信度，但实践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使用它。⁽⁷⁰⁾有必要说明的是，“默证”提供的仅是一种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其结论仍有待于原始资料的证实或证伪，即便它在逻辑上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

同样，柯林武德本人也曾做过此项研究，譬如恺撒大帝入侵不列颠的意图。在柯林武德看来，由于恺撒未留下入侵不列颠的证据，甚至他有意掩盖自己的目的。这一事实表明了恺撒的目的未能实现，柯林武德比较了恺撒的远征军和喀劳狄一世（Claudius I）入侵不列颠军队的实力状况，最终认为恺撒入侵不列颠的意图是“想全面占领这个国家”。⁽⁷¹⁾因为恺撒自公元前55年入侵高卢以来，他不到三年就征服了贝尔吉人（belgae）、维内狄人（veneti），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比利牛斯山脉和比斯开湾区域。鉴于不列颠的特殊性，譬如地域范围、抵御严冬、以及政治文明和军事组织都逊于高卢地区，进而统治高卢之后再征服不列颠诸岛则比较容易。⁽⁷²⁾此外，柯林武德论述的“凯尔特风格复兴”的问题，也能凸现他解释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凯尔特风格复兴的问题存在下述三种观点，（1）未受损失的保存说；（2）未完全损毁说；（3）“凯尔特气质”说。柯林武德认为，前两种由于缺乏证据的支撑，难以获得科学的解释，第三种观点因具有神秘色彩和充斥着种族理论，进而难以让人严肃地对待它。为了求得一种合理的历史解释，柯林武德重新审视了历史过程的本质并援引了其历史哲学的第一条原理，即“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并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现时世界中活着的过去”。⁽⁷³⁾换言之，历史的过去并未成为某种完结的、死去的过去，而是以某种方式仍存活于当下的过去；若果真如此，从逻辑上说，凯尔特式的艺术风格仍是一种活在当下的过去，“复兴”问题则变成了伪问题；其次，考虑到罗马化之后的不列颠艺术的拙劣状况；再次，巴思（bath）的戈尔工（gorgon）艺术品展示了凯尔特风格。鉴于此，柯林武德坚信，凯尔特式的艺术风格一直浓缩（incapsulate）在罗马艺术的风格中，布立吞人（briton）亦倍加珍视以象征化和神秘主义为特征的艺术风格。⁽⁷⁴⁾上述案例表明，“认识事情不止于仅仅意识到它。认识涉及到问和回答它们”。“设问蕴涵了做出一项深思熟虑的抉择。缺乏选择的问题是个虚假的问题。认识的合理技巧、或称作科学方法的东西，仰赖于用真实的、或具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去替代那些含糊的、混乱的或不可回答的问题”。⁽⁷⁵⁾此外，柯林武德认为，每个问题皆蕴涵了一项预设，预设又存在相对与绝对之分，绝对的预设并不是命题，它无需或不可获得证实。譬如，碑铭学家看到一份残破的手稿，势必追问这些符号标记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会如此追问，是因为他预设了这些符号是不是构成了铭文一部分。⁽⁷⁶⁾假如说绝对的预设无必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那么相对的预设既要获得澄清又必须是真实的或合理的。诚如杜森所言，“显然，如果这些预设是不正确的、或错误地被看作回答建立在它们之上的问题的答案，这仍会让人感到不满意。通过揭示和质疑这些预设，某些问题不仅获得澄清，而且能够在其他方向找出问题的答案、或者甚至直接地找到它们”。⁽⁷⁷⁾质言之，杜森在此谈及的这些预设是指相对的预设，研究者若想揭示与质疑预设的合理性，那么他则需提出与之相关的证据并解释它，即从证据的角度阐释“问答综合体”的相关性。

历史学家在构建历史知识方面，宜审慎地对待他的证据并要批判证据与可能得出结论之间的相关性。验证历史真实性也须“重新解释它所依据的证据，并表明该证据实际上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⁷⁸⁾质言之，从此意义上讲，“问答逻辑”贯穿着柯林武德对历史学性质的反思。不过，历史学依靠的“证据”在何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呢？或者“证据”本身一旦成为历史学家系统反思的可能对象，那么他们势必接受一种“元证据”（meta‐evidence）的观点。所谓的“元证据”是与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本质性结论或事实，相当于自然科学中不证自明的公理；它无需诉诸于任何其他资料的支持，也不必要求获得逻辑证明。由此，历史学家不宜预先将他的“证据”概念假定为恰当的，并以一种叙述的目的论去搜求和阐释他欲确定的证据，藉此奠定学科实践的性质；相反，历史学家须通过批判表现为符号的资料去洞察过去的事件，由此在他的心灵重演过去人类的思想活动，最终解决当下困惑人们的问题、获致人类认知范围内“相对的真实性”。若此言非虚，柯林武德所谓的证据只不过是经由历史学家批判事实之后的知识或人类整体的经验，它本质上是由现实生活激活的过去，蕴涵了人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