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哲学史研究的真正开端是世纪以来

凿通今古　汇融东西——纳塞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述评

周传斌

纳塞尔教授在哲学观上秉承“传统学派”（traditional school）的观点，该学派又以“永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永恒主义”（Perennialism）著称。该学派特别重视前现代、非西方的智慧传统，认为各大宗教传统都可上溯到同一个本源，即“永恒智慧”或“神授智慧”，而现代西方则恰恰中断了其与这一神圣源头的联系。纳塞尔认为，永恒智慧存在于各大传统之中，通过我们直观到的不同的形象——如使者、先知、化身、圣子或者其他传达者——启示或者显现给人类，这一永恒智慧，在西方传统中就是拉丁文的sophia perennis，在印度传统中就是梵文的sanatana dharma（恒法），在伊斯兰传统中则是阿拉伯文的al-Hikmah alkhālidah（永恒智慧）⁽¹⁾。

因此，纳塞尔所代表的传统学派强调知识的神圣性，认为“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不是时空范畴内的“先后”关系，而是同超验、永恒、神圣之域的“圣俗”关系。这样，传统学派已经进入了社会批评的领域，对现代性的“进步”“进化”等观念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作为与西方思想关系密切、而又迥然相异的思想体系的伊斯兰思想传统，就提供了纳塞尔教授实践其上述思路的最佳资源。在“神授智慧”这一核心概念的引领下，纳塞尔教授找到了贯穿伊斯兰哲学史的“纲”，重构了伊斯兰哲学史的框架和体系，并最终在他与奥立弗·李曼主编的《伊斯兰哲学史》（1996年）中表达出来。

一、纳塞尔评伊斯兰哲学史研究中的东方主义模式

纳塞尔教授指出，伊斯兰哲学史研究的真正开端是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这个研究传统先天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视角，使其不可避免地有重大的观点上的缺陷；但由于“先入为主”，这一研究传统却在19世纪以来有着最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19世纪中期，哲学史研究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兴起。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科学地”研究伊斯兰哲学，但他们却受制于自身学术传统的局限，集中表现在“Orientalism”这一概念上，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此时译为“东方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此时译为“东方主义”），而三者往往相得益彰。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的名著《东方学》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萨义德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地理的存在，乃是被“西方”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²⁾后来，英国穆斯林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又著述了同名著作，梳理了东方主义的历史，他指出，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自身，只不过这种关注“是通过对一个虚构的被称为东方的对象的想象来体现的。”⁽³⁾此后，这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又通过欧洲的全球扩张被输入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使得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很长时期内也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

当然，作为学科的“东方学”在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是有贡献的，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东方主义”却是非常狭隘的。纳塞尔指出，伊斯兰哲学史研究就源自欧洲的东方学。“近七个世纪的时间，在诸如巴黎、鲁汶、帕多瓦和波洛尼亚这样的地方，此种关于伊斯兰哲学的观点被作为西方学术史的一部分讲授”⁽⁴⁾。这种观点认为：伊斯兰—阿拉伯哲学是一种中世纪的哲学形态；主要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即在保存、翻译、注释以及向欧洲输回亚里士多德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但独创性很少；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是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巅峰和结束。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在西方流传，而且也影响了近代以来到欧洲求学的穆斯林学者，“虽然身为穆斯林，这些学者却是从西方资源学习他们的伊斯兰哲学，并仍旧在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寻求自己的学术认同”⁽⁵⁾。

纳塞尔教授认为，上述此类观点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把伊斯兰哲学等同于阿拉伯哲学，缩小了伊斯兰哲学的理论内涵和地理范围。首先，从语言说，虽然多数伊斯兰哲学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但自伊本·西纳时代就有很多波斯文著作；其次，从民族背景说，虽然有重要的阿拉伯哲学家如金迪和伊本·鲁世德，但更多的是波斯、突厥、印度背景的哲学家；在大多数时候，波斯才是伊斯兰哲学的主要阵地。

第二，把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作为伊斯兰哲学的顶点，忽视了伊斯兰哲学的时间延续性和其独特的发展脉络。纳塞尔教授认为，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一起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遗产，但其继承和阐发的方式却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以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来解读伊斯兰哲学史，无疑会忽视伊斯兰哲学重视精神性价值和心灵净化的独特取向。

正是从对东方主义的伊斯兰哲学史观的反思入手，纳塞尔教授开始提出并构建了立足在伊斯兰传统内部视角的哲学史框架。

二、纳塞尔论伊斯兰传统的“哲学”概念

在伊斯兰传统中，用什么样的术语来指称“哲学”呢？纳塞尔教授在《伊斯兰哲学史》的第一章中就谈到了伊斯兰传统中“哲学”的概念问题。在阿拉伯语中有一个来自古希腊的词汇“费勒色非”（Falsafah），但伊斯兰哲学家和思想家更喜欢另一个直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的阿拉伯语词汇“希克麦谛”（Hikmah）⁽⁶⁾。不同学派的穆斯林学者们都引证一段圣训：“追求智慧（希克麦谛）是你们的责任，善行存在于智慧之中。”这段圣训把寻求智慧（希克麦谛）作为穆斯林的一项义务，就与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的传统巧妙地对接起来，使得哲学研究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获得了合法性。

在伊斯兰传统当中，“希克麦谛”不是靠人类的“理性”就能获致的，它是来自真主恩赐的一种“神授智慧”或“永恒智慧”。与“希克麦谛”一词同根的“哈基姆”（al-Hakīm，智慧者），既是真主的尊名之一（用以形容真主的一种属性），也是《古兰经》的名称之一。《古兰经》第31章“鲁格曼章”表达了对智慧（希克麦谛）和智慧者（哈基姆）的赞美⁽⁷⁾；《古兰经》中还有不少把“经典（kitāb）”和“智慧（hikmah）”并提的经文，如：“祂要教他经典和智慧”（3:48）⁽⁸⁾；“我已赏赐你们经典和智慧”（3:81）。伊斯兰哲学家们认为，这表明真主通过“启示”（瓦哈伊）所揭示的东西，真主同样也使其成为可通过“智慧”（希克麦谛）获得的东西；因此，哲学就是寻求真主隐藏在世界万物中的礼物——神授智慧“希克麦谛”，以完善自己的“灵魂”（alNafs），向真主（亦即真理）接近。哲学（hikmah或Falsafah）也就成为“启示”的补充、证明或延续，是先知时代结束以后的学术继承者；哲学成果从终极上来说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真主恩赐的智慧“希克麦谛”才能获致的。

在这种意义上，纳塞尔认为，阿拉伯语的“希克麦谛”一词翻译成英文的Theosophy（神智学）更合适。纳塞尔认为，该词的最初含义是“关于神圣奥秘的知识”，该词意味着既非狭义的哲学（philosophy）又非神学（theology）的一种智慧形式。古代的哲学，一直具有强烈的神智学色彩，注重知识的神圣性，以及人与终极真理的直接、神秘的沟通。这些思想资源包括起源于古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的赫尔墨斯主义⁽⁹⁾、古印度的《吠陀》传统、古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祆教）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今天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建立在崇尚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上的，其先天缺陷就是对前亚里士多德的神智学传统所具有的知识的神圣性的丢失。相反，伊斯兰哲学却正是建立在这一古老的神智学传统之上，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道路，保存了与“理性主义”相互参照的另外一种“永恒主义”的智慧资源。

显然，只有了解了伊斯兰哲学家关于哲学源头、哲学与启示的关系、伊斯兰哲学的独特性的理论，才能够正确认识伊斯兰传统中对哲学的认识和定位。纳塞尔教授指出，这个重视精神纯洁、灵魂完善的哲学传统从来没有中断，只要有伊斯兰教存在的地方，这一哲学传统都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留存至今：“此种致力于揭示关于事物性质的真理并把精神知识与个人生存的纯净与完善相结合的哲学概念，在任何有伊斯兰哲学传统流传的地方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在事实上以持续至今的伊斯兰哲学传统的最杰出代表们的存在而具体表达出来。”⁽¹⁰⁾

三、纳塞尔论伊斯兰哲学传统的时间延续性

纳塞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系统论证了伊斯兰哲学的时间延续性，从而颠覆了东方主义的伊斯兰哲学观。而贯通伊斯兰哲学史的线索，就是前述的“希克麦谛”（神授智慧）这一关键概念。对此，纳塞尔教授有以下几点重要的论述。

（一）《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哲学的源头

纳塞尔教授把伊斯兰哲学与伊斯兰教本身联系起来：“伊斯兰哲学是伊斯兰的，不仅由于事实上它是在伊斯兰世界由穆斯林培育起来的，而且因为它以伊斯兰的启示为源泉获得其原则、灵感和很多它所关注的问题”，伊斯兰哲学因此“可被恰当地称为‘先知性哲学（prophetic philosophy）’”⁽¹¹⁾。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所有的伊斯兰哲学家都是在《古兰经》和《圣训》主导的伊斯兰世界里进行其哲学思考的。即使是被认为倾向于理性主义的伊本·西纳（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当遇到难题时，伊本·西纳会去清真寺礼拜；而伊本·鲁世德则曾是科尔多瓦的宗教法官，这意味着他自身就是伊斯兰教法权威的体现”⁽¹²⁾。

其次，《古兰经》倡导的“智慧”（Hikmah）和“真理”（Haqīqah），被哲学家对应于哲学活动。真主的尊名之一就是“罕格（al-Haqq）”或“真”，而“真理”（al-haqīqah）则是《古兰经》的内在本质；伊斯兰哲学家的目的就是寻求真理、理解真主的启示并接近真主；在后一个意义上，Alhaqīqah就成了苏非术语中的“真乘”（音译为“哈给格提”）。

第三，伊斯兰哲学家对《古兰经》的某些章节做了哲学注释，构成了伊斯兰哲学的一种重要存在形态。哲学家的注解是《古兰经》注释中一个重要的种类，与法学的、文字学的、教义学的以及苏非的注解并列。其中最著名的如被称为“光明节（āyat al-nūr，《古兰经》24章35节）”的经文，哲学家伊本·西纳、穆拉·萨德拉等都曾专门就此节经文写过注释。

第四，《古兰经》的某些主题主宰着伊斯兰哲学的历史。如认一论、世界有始还是无始、真主对世界的知识、宇宙论和末世论等，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伊斯兰哲学家关注的主题，乃是因为其与伊斯兰教义有直接的关系。

（二）阿拉伯漫步学派是哲学伊斯兰化的尝试阶段

阿拉伯漫步学派（Peripateticism，阿拉伯语mashshā’ī）⁽¹³⁾泛指那些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伊斯兰哲学家，是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主要资源的、古希腊各不同流派哲学的混合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延续。但西方学者一般把其看作是古希腊哲学的不成功的移植，他们认为，以安萨里对哲学的批判和伊本·鲁世德遭流放为标志，哲学在伊斯兰世界衰落以至绝迹，只是在使古希腊哲学重新输回欧洲方面做了一个中介而已。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则倾向于强调伊斯兰哲学史上“世俗哲学”与“宗教哲学”（或经院哲学）的对立，这其实都是对阿拉伯漫步学派的曲解。

纳塞尔认为，阿拉伯漫步学派的哲学家都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义占主导的世界里，“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在成年时代每天朝向麦加做礼拜。其中最著名的，如伊本·西纳（阿维森那）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有意识地坚持他们与伊斯兰教的积极从属关系，强烈地反击任何有悖其信仰的攻击。”⁽¹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兰经》的“认主独一”信条与从希腊引进的“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但几乎所有的阿拉伯漫步学派哲学家都致力于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保持“认一论”的优先地位。他们因此而对古希腊哲学做出了修正，最明显的是对作为哲学基本概念的“存在”（being）的探讨。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理论，伊斯兰哲学家区分了作为“必然存在（wājib al-wujūd）”的真主与作为“可能存在（mumkin al-wujūd）”的宇宙，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方式。类似的讨论都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哲学家的穆斯林身份和立场。

但这些穆斯林哲学家把希腊哲学遗产整合进伊斯兰传统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因此我们称之为“尝试阶段”。后来，逊尼派教义学大师安萨里在三个问题上指责漫步学派大师伊本·西纳为“库夫尔”（kufr，叛教），即承认世界的无始、否认真主拥有对个殊的知识以及质疑肉体复活。几个世纪以后，波斯哲学大师穆拉·萨德拉指出，伊本·西纳和安萨里处理此问题时均有不足之处。伊斯兰教义学与漫步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哲学伊斯兰化不彻底或还未完成时期的一种表现。此后，古希腊哲学的因素并没有因为阿拉伯漫步学派的消亡而彻底消失，而是继续以多种形式留存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包括伊斯兰教义学和后来的光照哲学、穆拉·萨德拉哲学之中，并延续至今。

（三）光照哲学是哲学伊斯兰化的关键环节

纳塞尔认为，延续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关键一环是12世纪波斯神秘主义哲学家苏赫拉瓦迪（Suhrawardī，1153～1191）所创建的“光照哲学”（Hikmat al-ishrāq）⁽¹⁵⁾。纳塞尔指出，经过安萨里的批判，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伊斯兰世界作为一种完全理性主义的体系而被拒绝了，而苏氏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漫步学派的位置，尤其是在波斯。

苏赫拉瓦迪的四本著作构成了其哲学思想的主体，这四部曲是《宣告》《反驳》《对话》和《光照哲学》。其中前三部继承漫步学派的遗产，阐释并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最后一部则是他的代表作。纳塞尔指出，苏氏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苏非行知，尤其是哈拉智和安萨里的作品；二是阿拉伯漫步学派，尤其是伊本·西纳的哲学；三是前伊斯兰的资源，主要有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说、古埃及赫尔墨斯主义以及古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他特别强调苏氏对古代“神智学”遗产的继承并把其整合进伊斯兰传统当中，“在苏氏看来，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哲学在希腊的开始倒不如说是结束，因为他终结了此智慧传统，使其仅限于其理性的方面”。⁽¹⁶⁾苏氏认为作为哲学的“神授智慧”（希克麦谛）是真主通过先知易德里斯（即赫尔墨斯）启示给人类的；“然后这一智慧分成两支：一支传到波斯，另一支传到埃及，从埃及又传到希腊；最后，经过这两种来源——即波斯和希腊——进入了伊斯兰文明”⁽¹⁷⁾；而苏氏自己就是这两大古代智慧传统的交汇点。对纳塞尔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光照哲学正是凭借其在伊斯兰信仰下对这两大古代智慧传统的综合而获得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形态，伊斯兰哲学获得了与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样式。

（四）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延续

纳塞尔认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对于哲学的回应是有些不同的。在逊尼派世界里，在漫步学派消亡之后，哲学也几近消失，只有逻辑学继续在经学院里讲授；而且，神秘主义学说粉墨登场并进入了学校课程。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情形则十分不同，苏氏学派的神智学（theosophy）一方面逐渐与伊本·西纳哲学相结合，另一方面也与伊本·阿拉比的神秘主义学说相结合，这种结合是在什叶派教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上什叶派教义成为哲学与纯粹的灵知之间的结合点。正因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哲学并没有随着阿维罗伊而结束，而是在他之后才真正开始：苏赫拉瓦迪的学说开始在东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¹⁸⁾可惜的是，苏氏的作品从来没有像漫步学派那样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这使得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知名度不高，这其中有语言、地域、研究旨趣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光照学派在漫步学派之后延续了伊斯兰哲学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

16世纪，波斯又出现了一位把伊斯兰哲学传统发扬光大的著名哲学家：穆拉·萨德拉（Mullā Sadrā，1572～1640）⁽¹⁹⁾。他提出了“超验哲学”（al-hikmat al-muta‘āliyah）的概念，是对此前的伊斯兰哲学流派的继承、综合与发展。他采用的是漫步学派的模型、光照学派的灵魂，而教义学问题又以哲学形式出现在他的哲学之中。他既不像漫步学派之过分依赖理性，不注重启示和领悟；也不像光照学派之只接受领悟和直觉观照。他认为哲学家首先达到的是理性，然后应该利用直觉观照（Shuhud）和众先知带来的“启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穆拉·萨德拉学派在波斯延续至今，影响到印巴地区，并通过现代著名伊斯兰思想家阿富汗尼而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纳塞尔教授本人也是这一哲学流派的一个当代传人。

四、纳塞尔论伊斯兰哲学传统的空间延展性

纳塞尔教授把伊斯兰哲学放置在世界性的知识背景中考虑，提出了一个“多元一体”式的伊斯兰哲学史框架。

（一）伊斯兰哲学是与西方哲学并列的一大智慧传统

如果说“哲学”（philosophy）是诞生在古希腊的一种独特的智慧形式，则很显然这一智慧形式是向东、西两个方向分别传播的。西方哲学通过中世纪穆斯林的译文、注释和研究而继承和延续了古希腊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这是没有异议的。而伊斯兰哲学通过阿拉伯漫步学派的尝试，到光照学派的综合，诞生了伊斯兰哲学独特的“神智学”传统，则是被大多数人忽视了的。

纳塞尔教授指出，正是由于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对待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取向，导致了这“两大姐妹文明在14世纪以后的分道扬镳”，“在东方，通过安萨里及其他人如法赫鲁丁·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影响力被缩减了，为苏赫拉瓦迪的光照学说的传播以及伊本·阿拉比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来临对于早期的建立在光照说基础上的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的破坏来说作用不小，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后果，它带来了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世俗化形式，这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颠覆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自身的堡垒”。⁽²⁰⁾

按照季羡林教授的观点，世界范围内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文明只有四个：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以及从希腊至今的欧洲文明。其中，显然中国与印度文明在历史上曾有密切的互动（如佛教），而伊斯兰虽然也被划为“东方文明”，但却与欧洲文明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互动。除了被基督教欧洲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以外，纳塞尔教授的观点也许能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即伊斯兰与西方哲学所代表的不同的智慧取向，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其实，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当中，部分西方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诞生了一些新的作品和思想。

（二）伊斯兰哲学的多样化表现形式

在历史和现实中，伊斯兰哲学的实体只有一个，但却包含着几个不同的学术传统，纳塞尔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伊斯兰哲学的历史性“化身”（embodiments），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存续于波斯以及毗邻的从伊拉克一直到印度的区域内的伊斯兰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最能代表伊斯兰哲学的特点和延续性。在伊斯法罕、德黑兰、库姆等伊朗学术中心，文本的和口述的传统仍在存续，纳塞尔本人也正是受益于这一学术传统的浇灌，才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

其次，在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部分也存在一个伊斯兰哲学传统。虽然阿拉伯地区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但伊斯兰哲学传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其生命历程却短于波斯：“13世纪以后，该哲学传统在伊拉克以西地区被教义学（kalām）和苏非灵知学（al-ma‘rifah或al-‘irfān）摧毁。……直到19世纪，哲玛鲁丁·阿富汗尼（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才在埃及复兴了伊斯兰哲学，移居开罗前，他曾经是波斯的穆拉·萨德拉学派的学生”⁽²¹⁾。

第三，还有一种被西方视为自身学术传统的一部分的伊斯兰哲学，通常称为阿拉伯哲学。“此种观点认为，当伊斯兰哲学对西方的影响减少并逐渐消失时，伊斯兰哲学也到伊本·鲁世德而戛然而止了”⁽²²⁾。在任何西方哲学史或欧洲哲学史里，一般都有专门的章节来提及中世纪阿拉伯哲学，这当然是一种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阿拉伯哲学史。

第四，与伊斯兰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中世纪犹太哲学，或“对伊斯兰哲学的犹太式理解”。犹太哲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希腊化时期、中世纪、现代。而中世纪时期从10世纪开始的300年间，在北非、西班牙和埃及，犹太人使用阿拉伯文写作并受到伊斯兰哲学的强烈影响。之后西方犹太哲学才与伊斯兰思想样式分道扬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量犹太学者又对欧洲和美国现代伊斯兰哲学研究的兴起有所贡献。

第五，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对伊斯兰哲学和文明的研究传统。东方学家对文本与历史资料的整理贡献良多，“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主要是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角度最多能把伊斯兰哲学放在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中看待，但很难达到哲学的研究”；但这一学术传统对当代西方伊斯兰研究有重要的影响，不仅在观点上，也在学术机构上，“西方伊斯兰哲学研究仍旧大量地被归并于东方学、中东或伊斯兰研究部门，极少被放在哲学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东方学家研究和呈现伊斯兰哲学的方式”。⁽²³⁾

第六，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的几代穆斯林学者自己对伊斯兰哲学的理解。“这些著作看起来是从伊斯兰的观点来研究伊斯兰哲学，但实际上只是反映西方学者的著作然后试着去调和之以适应自己的处境而已”。⁽²⁴⁾

但是，以上这些伊斯兰哲学传统并没有被整合起来看待，它们只是支离破碎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角度。纳塞尔教授所提供的新的伊斯兰哲学史编写框架，就试图把这些不同的声音纳入一个体系，使其各就其位，从而展现出一种汇融东西的多元一体模式。他与奥立弗·李曼共同主编的长达1200页的《伊斯兰哲学史》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五、结　语

通过对纳塞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的介绍，笔者有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对认识伊斯兰传统本身的价值。

纳塞尔教授通过对“希克麦谛”（神授智慧）这一关键概念的把握，一方面把其与伊斯兰教的神圣启示《古兰经》联系起来，一方面则与赫尔墨斯主义所代表的古代智慧传统联系起来，从而找到了贯穿伊斯兰哲学史的线索，凿通了伊斯兰哲学史，使之在世界哲学之林当中具有了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位置。

同时，纳塞尔教授以兼收并蓄的宽容姿态，合理地论述了伊斯兰传统本身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性，是在伊斯兰信仰原则“认主独一”的统摄下，容忍、吸纳、改造前伊斯兰的人类智慧资源，既表现为伊斯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学派，也表现为伊斯兰传统在不同地域、民族和文化中的变体。这也是有人把纳塞尔看作是伊斯兰教内“宗教多样论”的代表人物的原因。

另一方面，尤其是现代以来，作为对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反动，简单化、教条化、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基要主义思潮席卷穆斯林世界，好像要为塑造这个时代东方主义式的“愚昧”“暴力”的穆斯林形象做一个恰当的注脚。纳塞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研究，则为我们展现了伊斯兰传统深邃、广博而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对于陷入东方学、后殖民语境下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来说，显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第二，对反思西方传统的价值。

如前所述，纳塞尔教授提出伊斯兰哲学传统是与西方哲学并列的、可资参照的一大智慧传统。由于学术取向的不同，两大传统对待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取舍就不太一样。事实证明，中世纪天主教开始以托马斯主义的形式接纳了理性主义传统，但这导致了经院哲学自身的被颠覆；而进入“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基本都是以理性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这导致了“现代性”问题以及工具理性的泛滥。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大行其道的“文明对话”理念也正是对人类多样化智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与西方哲学传统关系最为密切的伊斯兰哲学传统，也具有更为直接的参考价值。在经历了“现代”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一枝独秀和对“西方”眼里的“东方”的压制之后，伊斯兰哲学传统有被重新审视和提升的充分理由。

（原文发表于《回族研究》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