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与工具

第一节　意义与工具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是以他的工具论为出发点，而他的工具论又是与他的功能论密不可分的。其基本思想是：词好比工具，词的意义在于词的用法，即在于词的功能。他说：“在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使用‘意义’一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意义’这个词：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v.8，p.31，§43）

早在30年代上半叶，维特根斯坦已在《蓝皮书》中提出工具论的基本思想。他说：“……这些词是我们语言中的不同工具。想一想那些标志工具的词，这些工具是以它们的用途为特征的，然后想一想镜子的用途，凿子的用途，曲尺的用途，胶锅和胶水的用途。”（v.6，p.91）其后，他在《哲学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多次把语言比做工具，强调语言的功能类似于工具的功能。例如，他把词比做工具箱中的各种工具，正如那些工具各有不同的功能，词在语句中也具有不同的功能。他说：“想一想工具箱里的工具，那里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锅、胶、钉子和螺丝钉。正如这些工具的功能各不相同一样，词的功能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过，两者都有一些相似之处）。”（v.8，p.12，§11）有时，他不是把词比喻为工具，而是直截了当地说：“语言是工具。语言中的各种概念是一些不同的工具。”（v.8，p.212，§569）在他看来，正如各种工具各有不同的功能，不能说其中哪种功能最为重要，同样地，各种词也各有不同的功能，不能说其中哪种功能最为重要。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提出的这种工具论，是与他早期主张的图像论截然不同的。因为，按照图像论，图像是语言和实在之间的联系纽带，语言作为图像表现或描述了实在。然而，按照工具论，语言是人们在生活中用以进行描述、请求、命令等语言游戏的工具，只是为人们进行交流活动服务的，与表现或描述实在无关，语句或命题不是语言和实在之间的联系纽带。

维特根斯坦在撰写《逻辑哲学论》时期，在逻辑原子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图像论。他提出图像论的目的，在于说明基本命题和原子事实之间的关系，扩大一点说，在于说明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图像论的基本思想在于把命题或语句看做实在或事态的图像。在他看来，人们用语言符号描述世界中的事态，类似于画家用线条、色彩、图案来描绘世界上的事物。用语言来思考和说话，这就是用语言对事态作出逻辑的描写。因此，命题或语句就是事态的图像。他说：“命题是实在的一种图像。正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命题是实在的一种模型。”（v.1，p.204，§4.01）“命题传给我们一个事态，因此命题在本质上必然与事态相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正是命题之为事态的逻辑图像。”（v.1，p.206，§4.03）

维特根斯坦承认，命题就它在纸上印出来那种形态而言，最初看来似乎不是它所表述的实在或事态的图像，正如某个乐谱最初看来似乎不是它所表示的某首交响曲的图像。但是他强调说，这些符号语言实际上都是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图像。因为，在乐谱与交响乐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类似性。音乐家根据把交响曲投影到乐谱语言上的投影规则，能够在乐谱上认出交响曲，人们根据把乐谱译成留声机唱片语言的规则，还能从留声机唱片的纹路中重现交响曲，并由此追溯出它的乐谱。他说：“留声机唱片、音乐思想、乐谱、声波，彼此都具有语言和世界内存在的那种摹绘的内在关系。”（v.1.p.205，§4.014）

任何图像要能够表示它所描绘的事态，那在图像的要素和事态的要素之间必定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在命题和实在之间必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他说：“在图像和被摹绘者中必定有某种相同的东西，由此前者才能成为后者的图像。”（v.1，p.193，§2.161）这就是说，只有在语言的形式与实在的结构相一致的场合下，才可能作有意义的表述。在他看来，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图像，有各种不同的图像表示法，有各种不同的投影方法，但是，命题要成为实在的图像，命题和实在之间必须有共同的“逻辑形式”或“实在的形式”。他说：“不论什么形式的图像，为了最终能够（正确地或错误地）摹绘，而必须与实在共同具有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v.1，p.194，§2.18）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前期所主张的图像论的批驳，正是从强调语言和实在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的“逻辑形式”这一点着眼的。上面已指出，前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图像论建立在当时他所主张的逻辑原子论之上。后期维特根斯坦彻底抛弃了他前期主张的逻辑原子论，否认基本命题和原子事实的存在，自然也否认基本命题和原子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否认语言和实在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否认语言和实在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这就自然而然会得出语言并不是实在的图像这个结论。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没有花许多篇幅正面批驳他前期主张的图像论，但在一些段落中仍然明确表示他对图像论的否定态度。例如，有些人在解释语词的意义时，往往把它与当时心中发生的某种内在过程联系起来，认为“对解释作出理解就意味着在脑海里有一个属于所解释之物的概念，它或者是样本，或者是图像。”（v.8，p.50，§73）这些人认为，在记忆的时候就会在心中发生一个内在过程。维特根斯坦却“坚决反对‘内在过程’的图像。我们所否认的是：内在过程的图像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记住’一词的用法的正确观念。我们则说，这幅图像以及它的派生物妨碍我们看清这个词的本来用法”（v.8，p.142，§305）。

在《哲学研究》中，还有一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关于图像的话：“图像俘虏了我们。我们无法逃脱它，因为它处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乎坚持不懈地向我们重复这幅图像。”（v.8，p.68，§115）这段话中的“图像”一词不仅指他在前期主张的图像论，而且有更加宽泛的意义。在他看来，我们语言的表层语法易于使我们对语言的功能作出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错误的理解，从而对个别事物产生一些错误的图像。例如，“ist”这个系词在“2×2 ist 4”和“玫瑰花ist红的”这两个句子中，其意义是不同的。在前一个句子中，可以用“等于”取代“ist”，而在后一个句子中，则不能如此取代。如果不注意“ist”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功能，就会形成一个错误的图像，仿佛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共同的功能。又如，作为名词使用的“无”（das Nichts）这个词，也易于产生错误的图像，仿佛它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实体，于是引导某些哲学家去讨论“无”是否存在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强调要注意分清语词作为工具在不同语境中的功能，避免错误的图像把我们禁锢起来。

不过，维特根斯坦并不反对使用“图像”这个词，而且多次使用这个词。在他看来，我们使用词时，有时把词翻译为这一幅图像，有时把词翻译为另一幅图像。他说：“我们用词进行计算和操作，并在时间的过程中把它们翻译成这一幅或那一幅图像。”（v.8，p.184，§449）他强调指出，图像本身不应受到指责，只要我们记住它们只是图像，并且知道怎样使用图像，知道图像的使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图像确实是有用的。可是，在他看来，许多哲学家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图像的有限的使用范围，以致被他们的图像引入迷途。例如，他们在谈到“时间”、“世界”、“实在”这样一些词时唤起某些图像，并认为这些图像就是这些词的意义，或者至少是对意义的重要提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无法摆脱这些图像的禁锢。

维特根斯坦强调要抛弃那种错误的图像论，不要制造一些关于“实在”、“世界”与语言相对应的图像，而要考虑语言作为工具怎样发挥其功能，特别是考察“实在”、“世界”、“时间”等词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他说：“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且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v.8，p.6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