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解释学

海德格尔哲学从一开始就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实际生活在一个世界中显现出来，所以这位哲人将其与现象（Phänomenen）相联系。每一种生活都依赖于它们各自处身于其中的历史，并由此受到限制。如果人们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借助哲学理解自身，就必须探讨历史的意义。人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理解，因为人秉有能够言说（sprechen）的天赋。在详加推演的讨论中，海德格尔摸索到一种解释（Auslegung），这种解释首先具有实践效果。哲学成为对现实生活诸现象的解释，成为实际性的解释学（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

马丁·海德格尔哲学的开端无法简单确定。在一门讲授课上他曾说：“青年路德（Luther）是我求索的伙伴，他所憎恨的亚里士多德是我的榜样。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给我激励，胡塞尔（Husserl）借我一双慧眼。”（全集卷65，第5页）每一个形象都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留下了痕迹。不过，假如人们想停留于这一四重奏的说法，就把一切思考得太过简单。也许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提及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或者黑格尔（Hegel）和中世纪哲学。新康德主义者，海德格尔的老师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在他学生的教职论文评定报告中写道，海德格尔对“中世纪逻辑学之‘精神’”的研究“或将贡献良多”。⁽²⁾换言之，海德格尔的哲学起点汲取自许多源泉，想将他的哲思活动归溯到一个传统上去，可能会有所错失。

不过以两种哲学方法来标识海德格尔运思的开端倒是可能的。这是两种方法上的抉择，海德格尔从他的第一门讲授课开始就加以实践，它们不断以崭新的冲击、重塑他的哲学，使其保持生机。早在20年代初，他就已经涉足现象学和解释学这两种哲学方法，进入这两所哲学学校。人们在学校里学习事物如何被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种思维方法被称作“学校”。故而在现象学和解释学中没有特别的思想内容需要理解，要理解的是方法，即哲学问题能够如何被提出和回答。

海德格尔曾明言，当他还是学生时，在1909/1910学年的冬季学期，就已经开始研读埃德蒙德·胡塞尔出版于1900年的《逻辑研究》。⁽³⁾这部著作被视为“现象学”这一哲学方法奠立的证明，现象学设立的目标不是使关于“实事”（Sachen）的理论成为自己的主题，而是使“实事本身”，使“实事”，如何被给予、如何显现出来的方式和方法成为自己的主题。显现者（Erscheinende）在希腊语中叫phainómenon。所以现象学是这样一种思想，它着力于显现者及显现者之显现（Erscheinen）。

海德格尔的第一门讲授课就已经留下现象学方法的独特印记，并让这种方法不受牵制地对内容进行指引。这门课的主题，也是那个时期他思考的基本问题，即“实际生活”。“生活”在此主要指人与自身非主题化的关系，是一种“自足状态”（Selbstgenügsamkeit）。我们生活着，既出于自身又归于自身。生活的实际性（Faktizität），即其事实状态（Tatsächlichkeit）和被给予状态（Gegebenheit），在于生存（Existieren）及生存之种种动因的日常实行。每时每刻的生活仿佛都自然而然地冲我们发生着。海德格尔以特有的表达方式将其表述为：“生活已然如何，便如何给予自身。”（全集卷58，第35页）“实际生活”的哲学与“实际生活”的“被给予方式”有关。现象展现为某种无从思及（unvordenklich）的“现象给予”（Phänomengabe）（全集卷61，第89页）。现象学是一种收敛的（zurückhaltend）思考，因为它关注的是什么“给了出来”（es gibt）⁽⁴⁾。

这样海德格尔就让他早期思想关注的基本现象，他的“生活”（Leben）概念，脱离了所有生物学上的细微区分。现象学是“精神一般的绝对原初科学”（全集卷58，第19页，重点号系笔者所加）。不是身体的生活，而是“精神”的生活，让这位年轻的哲人兴味盎然。早期阅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在此留下鲜明印迹。在这本著作中，黑格尔将“精神之生活”一一展现于其特有的形变（Metamorphosen）中。

生活从来不是作为孤立的对象呈现。它总是有自己的地点和时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世界”（同前，第33页），海德格尔这样写道，意思是，生活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在与旁人和事物难以捉摸的关系中展开自身。生活的现象学与“生活世界”（Lebenswelt）（全集卷61，第146页）有关，人以各自的方式和途径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卷入这个生活世界中。

“世界”或者“生活世界”概念首先与上述“生活”概念相应。“世界”概念提供了一种自我区分（Differenzierung）的可能，“生活”概念为了自身的丰富要求这种自我区分。于是“世界”总是“周围世界”（Umwelt），“共同世界”（Mitwelt）和“自身世界”（Selbstwelt）（全集卷58，第33页）。我们生活在许多相互会集交涉的“世界”中，它们以可能的方式最终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我们与我们的朋友、爱人和敌人……一起生活，生活在各自的“个人节奏”中。以一种如此差异多样的世界理解为基础，海德格尔进行了他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将看到，在其运思的整条道路上，海德格尔在何种程度上一再探索受到他严肃对待的世界问题。

海德格尔在其20年代初的讲授课上选为主题的生活，是一种“实际的”“生存”。属于生存的是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有“误入歧途的生活”，如同有“真正的生活”（同前，第22页）。走上“迷途”的生活和“真正的生活”并不相互排斥。两种趋向在生活的不确定性中汇聚起来。生活有一种它不能回避的“可疑性”（Fraglichkeit）。“实际生活”的现实化正在于一再经历这种“可疑性”。这构成一种“实际的经验关联”。“经验”（Erfahrung）是“实际生活”的最初表达，同时也是朝向“实际生活”之途。这里的经验和经验主义式（empiritisch）的经验概念全无关系，或者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海德格尔对经验的理解始终嵌入在一种特定的激情（Pathos）中。经验并非被“制造”，而是被遭受，它总是饱含情感。

对于早期海德格尔而言，由此实情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都触动着他。如果经验是朝向哲学之基本现象的本真之途，如果哲学家只有“经历”了他的主题后才能就此主题进行谈论，那么就要特别提出哲学的“科学性”问题。通常我们将哲学视为一种科学。海德格尔将其标识为“认知的、理性的态度”（全集卷60，第8页）。而生活仅仅处于这样一种“态度”的边缘。很大程度上我们恰恰不是以“认知”的态度经验我们的生活。因此海德格尔很早就提请人们注意，“哲学的自身理解问题”一直都被“过于轻易地对待了”。如果生活是哲学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只有当哲人也不回避他的生活时才能通达，亦可以由此推论，“哲学源自实际的生活经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思想者一种有限的活动——生活多么有限，以这整个生活为主题的思考也就多么有限。“源自（ent-springen）实际生活经验”的哲学“跃回（zurückspringen）到生活经验本身中”。由此导致思想牵连进生活，这使得为哲学维护“科学之理想”成为困难。

这一对思想和生活之牵连的最初洞察很早就促使海德格尔反思哲学与大学的关系。在1919年的战时应急学期，海德格尔就已经讨论了“大学领域的一次真正改革”的可能性（全集卷56/57，第4页）。三年后他再一次向“大学”质问其“鲜活的生命⁽⁵⁾关联”何在，并追问“大学是否应该继续为了需求的目的而被设置”（同前，第70页）。当1933年海德格尔即将发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一演讲时，他追溯了结合在一起的多重主题，在刚开始哲思活动时这些互相穿插的主题就已置于他心间。稍后我还会让大家注意到这一联结。

“实际性”即用于标示思想与生活之牵连的名称。当海德格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再坚持这一名称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一直保持着对“实际性”现象的忠诚。哲学思想因其有限性被如此这般抛入每个哲学思考者与世界的纠缠中，以至于不可能有一种从这种纠缠中完全解脱的认识。牵连入“实际性”的两个核心环节即语言和历史现象。

亚里士多德已经将人称作一种拥有语言的生物（zôon lógon échon）。人类生命的特点在于它能够自己了解自己。对人来说独特的是，“生命总是在其自身的语言中自我要求，自我回应”（全集卷58，第42页）。生命和语言对人而言不是两种无关的现象，而是一开始就共属一体。对这一共属关系的强调指示出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被海德格尔纳入视野的生命，乃是诗性的或者实践的生命，我们工作着、行动着而与他人共度此生，在此生命中我们处于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中。对于被设想为无言的生命本能和冲动，海德格尔只投诸极少的兴趣。

生活的现象学与生命自行表露自身有关。生活发生于意义（Bedeutung）或者说“意蕴”（Bedeutsamkeiten）的运作空间（Spielraum）之中。我们的行动具有目的，我们追求各种目标。于是我们生活于“实际之中，作为各种不断渗透的意蕴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关联的实际”（同前，第105页）。“各种意蕴”相互指示，相互矛盾，相互扰乱。当我们考察生活时，我们必须关注“意蕴”的这种持续显现。

生活的“意蕴”一方面在知觉中向行动着的人显示出来。它们“显现”出来并作为“现象”构成“现象学”的对象。不过它们要求得到“解释”。我们实际的行动处于对消失了又重新浮现的各种目标和目的坚持不懈的解释中。对显现者加以解释性的处理，现象学就是以此为目的。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现象学式的解释学”（全集卷61，第187页）。

大致而言，海德格尔涉足“解释学”是通过威廉·狄尔泰⁽⁶⁾得到启发的。但是哲学家自己提请我们注意，对解释学的首个明确暗示是提及赫尔墨斯作为其先祖（全集卷63，第9页）。赫尔墨斯是位信使，告知人们诸神关于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他是诸神的传话者。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伊翁》中将诗人定义为传递诸神之言的人。他们是传话者的传话者。

在哲学史的进程中，解释学演变为一种文本的阐释技艺。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那里，解释学大致是对书写下的消息的“理解”之艺。但对海德格尔而言，这是对解释学原初概念的简化。按照他的想法处于种种意义中的生活根本而言就是解释性的（hermeneutisch）。“实际生活”根本上就是一种理解，生活或者必须自己对自身作出理解与解释，或者对世界上发生之事进行阐释。生活就自身而言便是解释性的，因为它是一种发问着、回答着、理解着并且误解着的生活。

哲学与自行理解并且误解着的生活的触碰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哲学如何能够本真地切近“实际生活”呢？平常我们几乎毫无反思地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我们直接（unmittelbar）缠绕进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哲学是一种中介性的（vermittelnd）思考，不仅是对我们行为的反思，而且更进一步是对反思的反思。这一处境通过哲学如何对待和讨论它的对象，如何谈论它们而显示出来。哲学无法单纯停留在“实际”之中。它给予“实际生活”问题一种通常为实际现象所不具有的“对象性”，它使活生生的现象成为客体，而在生活实践中并不如此。对爱或者死亡的哲学处理和我们遭遇到爱和死亡的生活之间存在差别。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这一“对对象性事物的形式规定性”（全集卷60，第63页）乃是一种“先见”（Präjudiz），一种先行给予的见解，它同样规定着哲思活动的概念化。“实际性之现象学式的解释学”必须考虑这种先行给予的见解。在海德格尔看来依靠所谓的“形式显示”（formale Anzeige）可以实现这一点。这是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它将“实际事物”暂时“搁置”，只是对其“形式地”加以指示，不用先行给定的哲学概念进行切割赋形，导致丧失其直接的含义。对于“实际性的解释学”而言，“形式显示”具有“一种不可回避的意义”（全集卷59，第85页），因为它限制了哲学制定概念所要求的有效性。“形式显示”尝试让“实际事物”在哲学中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

我们在生活中所理解和解释的“意蕴”形成一种确定的时间上的总体关联。我们不仅生活在今天，而且以一身维系着承继自先前几代的道理以及承担自未来的意义。“实际生活”是历史（Geschichte）中的生活。早期海德格尔将此现象描述为“历史事物”（Historische）（全集卷60，第31页）。他大胆断言，“实际事物”概念只有从“‘历史事物’概念出发才变得可理解”。因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事物”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历史所规定。比如说，谁不会在登机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世贸中心被撞击的画面？

与这一现象相关的是，“历史事物”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历史科学的对象。在历史科学中“历史事物”不再是从“实际生活”而来得到理解，而是被客体化为有待研究的对象。对海德格尔而言重要的是“历史事物”“直接的生动性”，或者如他明确所言，是“仿佛已溶入我们生活的生动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同前，第33页）。“生动的历史性”最先自传统中传达给我们。“生动的历史性”是一项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在历史科学中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们（自然也包括历史学家）首先“生活”在其中。欧洲文化在古希腊哲学、罗马法思想和基督教中的基质构成了一种“生动的历史性”。在“实际生活”中到处都有它们的踪迹。可以以纳粹大屠杀为例，大屠杀一方面一再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对海德格尔而言历史“直接的生动性”优先于将之作为科学对象。这一优先性源于如下事实：“实际生活”本身应当始终构成以历史为背景的参照点。历史对于这一参照点而言始终是此时此地被经历的历史。当历史被弄成纯粹的认知客体时，就丧失了它本真的意义。历史首先是被经历的历史，这一思想有时在一种强烈的愤怒中将怒气撒在历史科学身上，因为依海德格尔之见历史学丧失了与“生动的历史性”的联系。

“实际性之现象学式的解释学”的规定系统地促成了海德格尔早期向历史的转向。“实际生活”自身即以历史的方式勾画而成。我已指出，这一哲学上的规定在何种程度导致某种方法问题。首先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产生紧张。如韦伯所定义的，科学性在于立论视角的无前提（Voraussetzungsfreiheit），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从不会获得或者仅仅在努力实现这种无前提状态。对于实际生活重要的是实践上的目标和目的，是伦理上的诸指向和前提的落实。其次在“实际性的解释学”与哲学自身传统的概念结构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在海德格尔“形式显示”——一种特定的为了通达“实际事物”的解释学道路——思想中显示出来。这两个问题集中在思想之“生动的历史性”的含义中。因为二者都源于欧洲思想的文化传统。哲学如何处理与已确立的科学性理想之间的关系？或者，哲学能够跳脱自身传统抵达“实际生活”吗？这些问题使得对欧洲思想的历史自身实行一番“解析”成为必然。“解析”作为“现象学式哲思活动的固有财产”被引入。

“解析”（Destruktion）一词由拉丁文“destruere”［摧毁］演变而来。不同的是，对欧洲思想之历史的“现象学式解析”并非要单纯地摧毁传统科学和哲学思想，而是动摇这一传统，使对其源头的遮盖和阻塞得到清理。这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一开始就造成一种倾向，即揭示“实际生活”的诸种起源以及来自这些起源并回溯至这些起源的思想。这一意图已经表明了现象学作为“起源科学”（Ursprungswisse-nschaft）这一首要特性。

对海德格尔而言，欧洲生活的“实际性”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同一性的起源来自两个源头，这是海德格尔一个独特的观点。“实际性的解释学”与一种“希腊-基督教式生活解释”（《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第259页）有关。海德格尔最初对古罗马传统毫不关注，到后来也是充满敌意。对欧洲思想历史的“解析”相应地便只与上述两个传统相关。他在1920/21年冬季学期写道：

不可避免的是，对现象总体关联（Phänomenzusam-menhänge）的揭示会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形成，并为基督教神学与西方哲学的解析制订真正的标准。（全集卷60，第135页）

海德格尔在其思想的起点画出一个问题域，毕其一生都在与之打交道。它关乎的是对我们生活——一种试着理解自身并因此关注自身历史的生活——的诸起源的解析及开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