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影响选择

我接下来要向你们说明事实不是这样的。不用改变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我们可以直接看出个体行为在进化中的作用，虽然它是以潜在的方式在运行，甚至可以说个体行为在其中是最有直接关系的角色。拉马克主义认为，不可撤销的因果关系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某一特征——性质、器官、能力或身体特征——的真正有效地使用与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是这个特征在漫长时间中的发展以及为了被有效利用而在世代交替中不断获得改良。这是拉马克理论中的一个非常正确的要点，这种被改良和被使用之间的联系也是这一理论中重要的一点认识。它继续存在于目前的达尔文理论中，但是如果你对达尔文理论仅限于一知半解的话，那么它就会很容易被你忽视。实际上，拉马克主义的理论描述与事物的进程几乎相同，只是它与事物的发生机制相比要简单很多。我们对于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理解和掌握，所以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可以先把结果表达出来。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器官，然后就它的任何可能特征比如习惯、装置、行为以及该特征细小的附属部分来进行讨论。拉马克认为这个器官：（a）被使用；（b）因此得到了改进；（c）这个改进传给了后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这样考虑：这个器官（a）经历了偶然的变化；（b）积累了有利的变异或至少有利的变异总是被选择；（c）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被选择的变异形成了持续的进化。根据朱利安·赫胥黎的解释，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最为相同的地方在于：真正的突变并不是引发过程的最初变化，也不是那种可以遗传的类型。但是如果这种突变是有利的，它们会被所谓的“器官选择”所作用；当这些突变朝着“理想”的方向作用时，它们就会为真正突变的到来提供服务。

让我们对上文作一些讨论吧！新特性的产生常常源于突变或突变外加一点选择，它很容易使得生物体与环境发生作用，从而使生物体朝着对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由于拥有新的变化特征，个体便具有改变它的环境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具体的改造或是迁移，或者根据环境的需要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无疑地，新特征的有用性依靠这些具体的能力得到了加强，从而使个体沿着这个方向加速了选择性改良的速度。

或许你认为这个论断不严谨，毕竟它需要个体具备较高的目的性和智力水平。但是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论断中的个体虽然包括高等动物的有目的性的智慧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在其他动物身上也有可能出现而不仅仅限于高等动物。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如下：

一个物种中的个体所面临的环境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差异的。例如一种野生植物的花朵，有些生长在阳光下，有些生在背阴处，有些生长在低谷的谷底，有些生长在高山的山脊。例如多毛的树叶的变异，在海拔高的地区它生长得非常好，而在低谷中几乎找不到它的影子，于是它被高山选中。结果好像是多毛的变异使得迁往高山这个环境对它进一步的变异更加有利。

另一个例子：鸟儿凭借自己的飞行能力在高高的树梢上筑巢，这样它们的幼仔就不会被其他动物吞食掉。习惯于在这种高度飞行的鸟儿就具有了选择性优势，而这样的高耸住所也必然会选择幼鸟中那些能够飞起来的鸟儿。因此，环境由于这样的飞行能力而有所改变，或者说使得个体的行为不断朝着有利于这样的飞行能力的环境改变。

分化成物种是生物界最为显著的特征，许多物种对于它们赖以生存的特殊复杂行为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如果动物园能够把昆虫生命发展的历史也包含进去，那么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特动物博览会了。但非特异性是例外，规则仅仅适用于那些具有特殊技巧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如果大自然制造不出来的话，没有人会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特异性。但是，非特异性却不是这样。人们很难相信达尔文的“偶然积累”居然已经论及了这些特异性。无论你愿不愿意，事情总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外在力和倾向性的影响，越来越变得遥不可及；而且“简单明了”似乎代表着事物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与“简单明了”不断分离可以引发新的力量，从而加剧了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分离。尽管达尔文的观点已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人们也经常引用他的理论来思考问题；但是如果生物体的某一种特性是由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所致，那么达尔文主义在这个问题面前就束手无策了。我坚信一点，这种结构只源于那些“在某一方向”上的初始微小起步。越来越系统的选择在起初获得优势的方向上不断创造出“锤击可塑材料”的环境，这样物种就发现了它们前进的生命方向，并且将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