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科学也是20世纪90年代易学研究的热点，计有十数种书籍出版。如朱伯崑主编的《易学中的科技思维》、董光璧的《易学与科技》、《易学科学史纲》、李树青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丘亮辉的《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欧阳维诚的《周易的数学原理》，等等，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一书也有专章论述易学与科技的关系。
“易学科学”概念是否成立？董光璧指出，《周易》经传的产生与欧洲的现代科学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按照巴特菲尔德等人的科学史观，应从历史的境遇中重新阐释科学思想。科学与非科学在历史上并非无关，而是在一个整体中关联着的，那么，“易学科学史”是可以成立的。[207]董光璧认为，易学对中国科学范式的影响可以分为宇宙秩序、方法论和科学观三个层次。在宇宙秩序层次，《易传》关于在宇宙秩序的原理是生成原理、循环原理、感应论，其方法论原则是符号化原则、数字化原则、理论化原则，在科学观方面是天人合一。[208]易学对科学影响最大的方面表现在数学、医学和丹学。在《易学与科技》中，董光璧进一步把易学的方法归纳为“象数论”、“比类论”和“实验论”。象数论指易学的符号化特征，但中国没有创造出近代科学符号系统。比类论是“一种以功能模型为参照对事物进行分类和类比数理的理论”，实验论是从观察进一步发展到测验、试验、质测、实测等概念而形成的一种科学方法论。[209]董光璧认为，历史上易学曾经促成了中国古代三次科学高峰：魏晋易学玄学化促进了南北朝科学的理性化倾向、易学数理观促进了宋元数理科学，“格物穷理”说促进了晚明科技的综合光彩。[210]易道所旁及的天文、地理、算术等，大体可以称为科学。[211]唐明邦也分析了易学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等学科的影响。[212]祁洞之在《周易的自然哲学基础》中指出，西方哲学探讨的是“关联着的存在”，中国哲学回答的重心为“存在之间的关联”，前者发展出一种“分析本体论”哲学，后者形成“功能本体论”哲学。过去对中国自然科学认识的偏差在于没有认识到功能本体论的特点，“五四”时期传入的是17世纪以来的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西方科学已经发展到重视功能本体论，功能本体论和分析本体论应相互结合。
董光璧区分了“易科学”和“科学易”两个概念，指出后者是用科学的态度研究《周易》，是易学家的事情；前者是“以易学治科学”，即以易学观念、方法的启迪进行新知识的创造，两者的差异是“理解”和“创造”的差异。他肯定了易学的科学性，指出现代物理学的“和谐的宇宙图像”与传统易学宇宙观有相似之处，这表明易学与“当代科学的新观念在方向上的一致性”。不过，他也指出：“万万不可误认为这些科学的新观念产生自易学。”[213]“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趋势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回到中国古代人的自然观的情况下，为了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面临一个‘重新创造’真理的任务。重新创造真理需要严肃的科学态度，决不是把古典著作中的某些概念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术语作简单的比附所能做得到的。尽管许多人付出了不少心力，易学科学至今尚无一成功之例。”[214]由此批判了把易学与科学不严肃地比附的“伪科学”、“病科学”、“丑科学”的态度。董光璧对于易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科学的理性化态度的产物，也是对于当时笼罩在《周易》研究领域的神秘气氛和思维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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