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书》于年发表

正在康有为“驱驰印度中八千余里，蒙沙犯尘，举耳闻目见而亲考之”之时，中国的情势却较政变前有了极大变化。

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企图废除光绪皇帝未能如愿。次年，慈禧、荣禄准备立“大阿哥”作为同治皇帝载淳的子嗣，借以废黜光绪皇帝。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预定次年庚子元旦（1900年1月31日）迫使光绪皇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由于这年是己亥年，史称“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由于没有获得朝野支持，各国公使拒绝入贺。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绅商1231人签名，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上书总理衙门，认为立“大阿哥”违反祖制，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清政府的“建储”未能实现。

没有多久，国内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恰恰慈禧、荣禄利用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又乘机武装干涉，康有为组织的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决救皇上”的大好时机，从而宣传：

顷者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此皆由西太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通联拳匪之所为也，其所以结通拳匪出此下策者，为废弑皇上，绝其根株起也。^[19]

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主使任用拳匪之人为何？则那拉后、端王为首，而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为其辅也。^[20]

康有为组织酝酿了自立军起义，结果迅遭失败。但它的失败，却一定程度上促使革命、改良的界线日渐分明。

自立军起义是1900年7月发动的，在它的“宗旨”中，既说“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说“请光绪皇帝复辟”。自立军中既有兴中会会员参加，又不能挣脱康有为的束缚，形成宗旨模糊，反映了革命、改良没有明确划分界线的混沌迹象。然而，自立军的失败，却促使知识分子逐渐从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参加过自立军愚园会议，“割辫与绝”的章太炎。他本来是同情康、梁，同情改良的；即使在政变以后，仍与“尊清”者游。但是参加愚园会议后，章太炎当场批判“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而“宣言脱社，割辫与绝”，写《解辫发》以明志，还写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21]，表示“不臣满洲之志”。次年，他看到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连续发表《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和其他反对慈禧、荣禄，拥护光绪的言论。《清议报》第七十七至八十四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一日）又发表了《积弱溯源论》，说是中国“积弱”“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而今上皇帝（光绪）则“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民权，非徒民权，抑亦为国权也”。实际是企图从慈禧、荣禄等人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复辟。这种主张显然是反对革命的。章太炎看到后，立即驳斥，指出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革命势在必行。指出康梁认为光绪复辟后中国即可转弱为强，实际是一种幻想，指出康梁所谓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际是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立宪是行不通的。以为“梁子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理势之所趋，其说之偏宕也亦甚矣”。此文（《正仇满论》）发表于旅日留学生主编的《国民报》月刊第四期，1901年8月10日在日本出版。这是对改良派公开论战的第一枪，章太炎后来公开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即多次引录此文。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欧榘甲等都有些“摇惑”，作为保皇会首领的康有为则坚持保皇不变。主要表现为：

第一，鼓吹保皇保教，反对反清革命。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时，把保皇和保教连在一起，在新加坡集款二十余万建立孔子庙，每逢光绪“圣诞”，各埠也要庆祝，单“横滨一埠，戊己庚辛四年，每年费二千余金”，虚文浪费。奉孔子为“改制”的圣人，奉光绪为神明的“圣主”，仍想以孔子的权威和光绪的“圣德”感化会员。说是革命要有“流血之惨”，革命要引起分裂，他说：“当今时势，即洪秀全亦不能复起，李自成、黄巢、陈涉更无论矣……今日而欲言革命者，不起京师而起自近地，不问其事理，但可一言决之，以必败灭，必无成而后已”^[22]，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说：“今欧美各国可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立，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立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认为“戊戌时，皇上即欲开议院、行立宪以予民权”，“今天之言革命者，其极亦（不）过欲得成立宪政治，民有议政权耳。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革；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奋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荼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我中国若革命军起，必不能合而为一，是我有万里之大国而自分裂之也”^[23]。

第二，对门人施加压力，宣布保皇宗旨“无论如何万不变”，凡言“革命扑满”者以“反叛”论。梁启超、欧榘甲“摇惑”革命，康有为“切责”梁启超之函不下数十次，不准“叛我”、“背义”，以“迫吾死地”相威胁，以“断绝”、“决裂”相诋詈。从他1902年6月3日写给欧榘甲的信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愤激之情。书曰：

近得孟远书，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地，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吾死而已。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且今译局成，次望商会，岂不言革，则无噉饭处耶？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新民报》原甚好，但不必言革耳。余详前函。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

就在1902年春，康有为发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公开信，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下简称《政见书》）刊录两函后，除录康有为《书后》有云：“当权之权臣及保位之疆臣，无以吾言为喜幸也，无以革命者难举，无所惮而益肆也。”等到“庚、辛大变，皇上无恙，人望回銮，仍以复辟。今回銮数月，不闻复辟，薄海内外骤然失望，即向之竭忠于本朝者，多已翻然变政矣”。所以“勿谓戊戌以来，四年之变不急而轻视之”，此后变患，无更深重。如今最为重要的是“速请皇上复辟，以强中国”，希望王大臣“无忘庚子京师之祸，无忘元世庚申之变，无忘明世甲申之剧”，并引“英国杀其王查理士，法杀其王路易”为例，吁请拥护光绪复辟，抵制行将兴起的革命运动。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认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立，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国民之权而已，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只有“法国一国为革命”；“其余十余国，无非立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而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了。法国的地与民，“不得中国十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乱八十年。第一次乱，巴黎城死者百廿九万，中国十倍于地，十倍其民，万倍于巴黎，而又语言不通，山川隔绝，以二十余省之大，二百余府之多，二千余县之众，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乱，以法乱之倒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只有拥护光绪皇帝复辟，进行改良，才能避免“流血”，才能使中国富强。

他又认为“倡革命者，必以民权自立为说”，其实“倡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还说法国拿破仑，“始则专创民权”，后来“复自为君主矣”。拿破仑第三“事事必言利民”，“以买人心”，“已而夜宴，一夕伏兵擒议员百数，民党头目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流于而美嵌监绝地中，拥兵五十万而称帝矣”。以为“为中国计，为四万万之同胞计，”“何如望之已有已现已效之皇上乎？”

他又说：谈革命者，以为“中国积弊既深习俗既久”，“非大震雷霆，大鼓风雨”不可。事实上，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变法议倡，积极而有戊戌维新之事”，以后也有改变，“及去年旧党渐诛，回銮日闻，天下人人侧望，咸以为皇上立即复辟，异说渐静”。只是因为“回銮后不闻复辟”，于是“天下复嚣然愤然而言革命自立”，而“广西之乱又起矣”。况且“既动之后，不能复静，变乱滋生，不可复止”，中国目前是不可行革命民主的，“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

他认为，主张革命的人，“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日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种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

文章最后说：“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根据历史的经验，中国目前只能立宪。自己“受衣带之诏，躬受筹救之责”，是不能“中道变弃”的。如今光绪“挟于西后、荣禄之手，虽回銮而无救如故，荣禄自挟天子而令天下，于今五年矣”。而“天下臣民莫不归心皇上”，如果“一旦归政，天下当阳，焕然维新”，那么，“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在反掌耳”。

《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是以印度“命题”的，他认为印度“只因倡革命，各自背君王”^[24]，遂致衰败。我们学习西方，不能因读欧、美之书而不“考亚洲之故事”，印度与中国有“十相若”，不能不以印度为鉴，他说：

诸子之误引法、美，乃诸子之大谬也，盖由于但读欧、美之新书，而不能考亚洲之故事也。诸子之自以为博新学者，岂知其大谬乃由于不学也。……

夫吾国内变之情实未著，其得失成败利害不可逆知也，故人人得妄羡法、美而妄援之，妄附和之，若有与吾国同处亚洲相若，同为大陆数千里相若，同为襟海之半相若，人民繁众相若，教化甚深相若，文明甚古相若，乃至律例风俗相若，人性和柔相若，甚且由此地入主中国相若，一统其国相若，专制政治相若。夫以十相若如是之甚，此实地球所未有，不可得者也。幸有一国为此而先发之，以为吾明镜，以为吾前车，其亦足征信，而与法、美诸国之不类不切者迥异矣，吾国人鉴之，可为吾国行事得失之准矣；吾国人鉴之，以为行事，其亦不至大败亡绝矣。甚类吾国之国维何？则大地中之印度是也。^[25]

然而“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可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诸子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6]，由于“自立”，以致“夷为奴隶”，使“数千里宝藏之须弥山、恒河、新头河，绝好江山，一旦赠之”^[27]。他曾赋诗志感：

印度泱泱大，文明最古邦。

只因倡革命，各自背君王。

行省皆分立，全疆皆尽亡。

鉴兹持燏蚌，涣者到吾旁。^[28]

他还专门写了《告同胞印事书》，说：

今革命民主之说，其为万全之药，而起沉疴锢病者固多矣。……然而施之亚洲国，则如体热耆，万不能受之参鹿茸之滋补；体羸者，万不能受大黄巴豆之洩泻焉。所谓病者有宜也。如印度者既因服革命自立之方大泻，而神脱体亡矣。……今吾中国之病，但求民权立宪二药医之，则可立瘳，而为大地人种之巨无霸矣。兹用革命自立之方医之，吾恐如印度之一剂毙命。^[29]

康有为以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皆吾国之明镜，吾国之前车也。若明知而故陷之，则乐于绝吾种而亡吾国”。

康有为此后追忆旅居印度旧事，还说：“故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由焉。”^[30]这种情况，正如伴他游印的康同璧所说：“先君一生及政治思想，均与时代有关。”

过去，康有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只限于耳食的民主概念，或依靠翻译本西书得来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学说，政变以后，他流亡海外，游历欧美，定居印度，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和自己理想的那样完善。“入世界观众苦”的结果，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也存有“苦境”，感到人世间是个大苦海，贫贱人有苦，富贵人也有苦，连帝王也有苦。特别是在新加坡潜读《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资本家的竞争垄断，对中小企业进行排挤和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革命的“铁血之祸”，究竟怎样走向大同？定居印度稍久，耳闻目睹这文明古国不是“进化”，而是“行者皆分立，全疆遂尽亡”。既想望有一个“大同世界”，而游历欧美，定居印度，仍然找不到一条通达大同的道路。

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眼目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耳食或阅读得来的书本知识和亲身游历得来的实际见闻之间的矛盾等等，更使康有为踌躇彷徨，思想混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既不是那么美善，西方和印度的宗教也不能使人信奉，“耶稣尊天而轻父母”^[31]，印度婆罗门教，既等级森严，佛教亦不如人意，从而“吾取中国也，吾从孔子也”^[32]，转过来再乞灵于传统儒家学说，于是注《中庸》《论语》，发《春秋》之笔削，阐孟子之“微言”，依托古籍，移易概念，改变旧说，附会经训，对“大同三世”说重新考虑。如以中国二千年来封建社会为“升平”（“小康”），但变法已失败，“大同之域”难求，欧美国家社会经济又有超越中国之处，中国已达“升平”，欧美又将是什么？于是一则曰：“孔子生非平世，躬遭据乱，人道积恶，……何能遽致太平大同自由之域。”再则曰：“孔子生乱世，虽不得已为小康之法，而精神所注常在大同。”^[33]二千年的中国，还只是“笃守乱世之法以治天下”。

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不平衡，不能单看欧美的“进化”而想一跃超飞，不能单效欧美的民主而“昌言革命”，康有为强调“进化有渐”“因革有序”，只能“徐导大同”，“不能躐等”，用他的话来说：“孔子岂不欲即至平世哉？因时有未可，治难躐等也。”^[34]这是不能“躐等”，不能“一跃超飞”的。

康有为也曾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大同三世”比附，当时中国民主革命之风已经掀起，他对之拼命反对，认为只能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据乱之法，必先求之小康，而后徐导大同”。

“大地既开，国势各异”，只用“三世”来概括，已难自圆其说，从而把“三世”、“三重”，把“三世进化”，说得更加玄远，说：

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35]

三世之中，各有三统，又可分为三世，因时而行之。三统又称三建、三微，……此三统之变，不过一世之制，其范围如此。若推三世、九世至无量世、无量统，则不可思议矣。^[36]

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世，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岂止百世哉？其理微妙，其事精深。^[37]

不管是“三重”还是“三统”，不管是“三世”、“九世”还是“八十一世”、“无量世”，都把“大同”说得越来越玄远，把“进化”分得越来越“细致”。这决不是康有为理论的微妙精深，却更加暴露了他循序渐进的实质。他把“大同”推到遥远，替自己制造出来的未来美好社会砌成无穷的阶梯，企图用幻想来抵制一场可能引起的革命，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防范和攻击。

尽管如此，这种说解，终难弥缝补隙，于是又倡什么“据乱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据乱”^[38]，“据乱与太平相反而相成，小康与大同回环而同贯”^[39]，循环往复，“相反相成”，甚至还说：“孔子发大同、小康之义，大同即平世，小康即乱世也”，不惜淆乱自己原来“发明”的“精义”。康有为没有找到一条通达大同的道路。

政变后，康有为潜研《天演论》，“妄思新论”；游历欧、美，思想蜕变；定居印度，遥想文明古国。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改变，正是他不能找到一条通达大同之路的反映。

《大同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避居环境中撰写的，正是在漫游欧美，思想迷离，定居印度，抵制革命的情况下撰写的。这样，在评价《大同书》、细致寻绎其内容的同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康有为的政治实践。

【注释】

[1]康有为：《大同书成题辞》，见《南海先生诗集》卷一《延香老屋诗集》。

[2]康有为：《印度游记》，见蒋贵麟：《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3]康有为：《印度游记》，见蒋贵麟：《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4]康有为：《澹如楼读书》，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本，第20页。

[5]康有为：《孟子微》第一总论，第11页。

[6]康有为：《壬寅除夕骑马游登山顶，复省旧庐，同吉生死于此者，属一年矣》，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卷六，第252—253页。

[7]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3—4页。

[8]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54页。

[9]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20页。

[10]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17页。

[11]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39—40页。

[12]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55—56页。

[13]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34页。

[14]康有为：《印度游记》，见《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第17页。

[15]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第634页。

[16]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第28页。

[17]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年），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84页。

[1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年），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84页。

[19]康有为：《致濮兰德书》，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手稿。

[20]《拳匪头王培佑升京尹说》，光绪二十六年，手稿。

[21]《中国旬报》第13期，1900年8月9日出版。

[22]《南海先生政见书》附《书后》。

[23]康有为：《致罗璪云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博物馆藏。

[24]康有为：《十一月十二日送同璧女还港省亲，兼往欧美演说国事，并召薇女来》，见《康南海先生诗集》，第247页。

[25]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95—496页。

[26]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96页。

[27]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96页。

[28]康有为：《十一月十二日送同璧女还港省亲，兼往欧美演说国是，兼召同薇女来》，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版，第247页。

[29]康有为：《告同胞印事书》，光绪二十六年，见《万木草堂遗稿》，第188—189页。

[30]康有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序》，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016页。

[31]康有为：《大同书》，第179页。

[32]康有为：《大同书》，第179页。

[33]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第18页。

[34]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第21页。

[35]康有为：《中庸注》，第223页。

[36]康有为：《孟子微》卷四《仁政》，第85—86页。

[37]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第28页。

[38]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第11页。

[39]康有为：《孟子微》卷六《贵耻》，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