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历史观

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又生发着人，人总离不开历史。从生长学看，人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凡人都应有一种历史意识并积淀起一种历史化的此在生存情绪方为人。但是，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以及不同文明阶梯中的人，对历史的意识并由而产生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情绪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历史意识、不同生存情绪所产生出来的具体生存态度、生活方式等等也由此而获得绝对的个性化。历史意识与生存情绪，是生命得以具体生存的综合性积淀与建构。以此为基本视域，我们决不能把历史看成是教训，也不能视历史为告诫，更不能单纯地把历史理解为政治。一种关于历史的具体理解和看待，也即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意识和生存情绪产生的前提。“历史就是教训”观点所强调的是：为了理解现在，为向未来提供引导，必要向过去学习，作为一种生存上的战略，这种认知理念和要求无不可取之处。但问题在于这种观念假设有一种透明的、同质的过去，在这种绝对透明的、同质的过去中，可以看到种种警告。然而很不幸的是，“历史”从来不是单轨道前进的，它的结构总是四分五裂，它的种种不连续性就如它的种种连续性一样明显：历史从来不是透明的，历史也不可能同质。更主要的是过去了的永远地过去了，我们记载下来的过去，即所谓的教科书式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已经只是记载者的历史，而真实的、流淌着渴望和热血、挥舞着刀光剑影的历史本身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根本无法认识过去，过去了的永远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想象的国度，一个无限地根据当代人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而编造和虚构的国度。因为历史一旦成为一种历史，它就永不为实在，不真实。过去是一座海洋，历史就是沉入海底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即使有幸被潜水者、探险者打捞了上来，它也仅仅是被浸泡坏了或者被浸泡得变形了的碎片。历史之于人来讲，更为根本的悲剧恰恰在于一切已经过去的东西被我们编织成为历史之后，这种历史最终不过是一种语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以及我们对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最终不过是我们用一种此在化生存的语言来对一种历史语言进行诠释和翻译。在这种诠释和翻译活动中，由于语言的双边性因素，最为敏健聪明的人也易被迷惑。基于如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的限制，“历史即是教训”的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不真实的历史观，更准确地讲，是一种编织、制造和传播谎言的历史观。

与“历史就是教训”之历史观完全不同的是“历史就是告诫”这种历史观，特别强调阶级、民族、性别对过去的特别关注，强调被压迫的人们都恳求倾听他们的过去。因为他们都以一种本能的方式释放一种欲求，即渴望在早已被深深地埋葬了的想象的光荣中寻找道德的榜样和反抗的历史，以此增添生的力量，以抗争现实生存的重压或突破现实生存的重重困难，以求得更为好一些生存。正如E.P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作为一种告诫，就是唤醒人们把被践踏的东西从后代人中和历史学家“那了不起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中拯救出来。这种历史观可以唤起人们为已失去的东西而斗争的激情，因而，这种历史观通过“告诫”而教唆人们把世界沦为一个暴力的世界。因为“历史就是告诫”的历史观唤起处于重压生存境况中的人们的本能激情，去勘查那些隐蔽的小道，重新评价我们看到的发展至今的道路。所以这种历史观从征服者身上重新找回了被征服者的痛苦、业绩和抱负，它激励和诱导人们不去对前人的失败提出诘问，阻断人们反省历史的道路，刺激人们盲目地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热情投向他们自己的胜利或者他者的成功。这种历史观既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更体现一种消极诱导力量。仅其消极方面讲，“历史就是告诫”的历史观往往只能给生存着人们构设一种安慰的神话，编织一种虚幻的希望，一种以对过去错误的幻相为基础的对现在的非现实看法，以及对未来不可实现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历史观仍然没有逃脱历史的语言化魔圈，历史作为一种告诫的实质性内容则是政治。因而，“历史就是告诫”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着强权、暴力和谎言的政治历史观。

从单一的政治角度切入，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政治。“历史就是政治”这种历史观所展示的恰恰是历史与政治之间所构成的基本关系，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和谐的内在关系。“历史就是政治”的历史观告诉我们，政治始终是我们了解历史、把握过去并组织、确定和控制当代人的生活和记忆的根本方式。因而，“历史就是政治”的历史观所怀抱的目的，就是要把“现在”理解为历史上种种强权的特定结合，并发现我们当前的政治困境是如何出现的，从而提供对政治决策的历史看法，并把现在看成历史。

“历史就是教训”、“历史就是告诫”和“历史就是政治”这三种历史观，是人类已有的历史观中最典型的三种历史观。这三种历史观虽然各自的实际的价值诉求是根本不同的，但它们在根本不同的背后却张扬着一种本质上的同构，这就是三种历史观都把“历史”看成是人类生存的“过去”，虽然它们的全部看待都是为了现在。所以这三种不同的历史观念总是把动态的历史内容、或者说把动态不息的过去生存予以固态化，对过去生存予以固化的根本动机，是为了将其固化的“历史”内容作为一种静止不变的工具和手段，来服务于当代人的生存。所以，对历史的固态化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揭示了生存了的过去的无变幻性、实在性和无可消亡性，它对于无尽的后来者，即对于不断生成的当代人来讲，永恒地漾溢着童贞的微笑。对历史的静态化却宣扬生存了的过去始终是以一种不变定位的姿态和方式而获实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历史观把历史单纯地理解为生存了的过去，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使人类生存了的过去得以现实地存在、并无限度地继续存在。所以，在这些历史观中，一个基本的主张是：现在是人类生存了的过去的唯一而全部的目的、目标、理想。如果不是因为为着对现在的教训、告诫，如果不是因为为着对现在之政治提供种种认识和决策性的看法，历史(即人类生存了的过去)对现在将毫不起作用。正因为这一崇高的目标，人类生存了的过去才永恒地一丝不苟地实存着，才以永固的和静穆肃默的方式展布其童贞般的神秘和青春的可爱。

然而，这些历史观所宣扬的历史，最终都不是历史，因为历史并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教训和告诫，更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借鉴和明察秋毫的手段与方式。这些都是历史的附属物，历史并不是这些，是这些之外的人。历史即人！因为历史只相对人才产生才有意义，历史是人对自身存在的展布。因而，人的存在展布就是生存，所谓“历史”，即人对自己生存的谱写。因而，我们正确地看待、认识、理解和把握历史，须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并以更高水准的生存为归宿。

生存永远是运动，并且生存永远是时空变迁运动的瞬间状态的无尽蔓延。因而，考察历史须具备运动的、变迁的、永无始终的眼光，并以人的生存为立足点，以耕耘人的群化生存为实际目标，以人的人格化的生存演变运动的无限敞开为认知视域。一旦这样，历史既不是人类生存了的过去，也不是人类生存着的现在，更不是人类尚未待生存的未来，而是它们的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运动进程本身。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历史，就是人类为着自身生存、反观过去而指向未来的一种自然化的企望行为。这一企望化的生存行为蕴含如下四个层面的语义内涵：

其一，历史始终是以人的实在生存为基点。这正如克罗齐所指出的那样，全部的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因为“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60]。因而历史就是运动，历史就是生存运动的敞开“进程”，“在历史过程中所生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无异于为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并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每一特定的形式、个人、行动、制度、作为、思想都注定是要死亡的，甚至被称为永恒(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永恒的)的艺术也会死亡。因为，它除了在后人的精神中被再造，从而被变形和被投以新的光辉外，它并不生存。最后，真理本身，特定的和定性的真理除非被包括在一种更广泛的真理体系中因而同时变了样子，也是会死亡的，因为它是不能再思想的了”[61]。

其二，人的此在生存永远都不是自我盲目的，虽然它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他始终是过去的直接延续，他同时必须是人类过去生存的智慧创造物——即传统的直接承载者和利用者。因为人类此在生存必以过去为生存财富，包括以物质和精神为基础，并将承纳过去人类生存为之奋斗和拼搏的精神、意志、勇敢、自信、坚韧为动力，并以人类文明本身所敞开的方向为指南。

其三，人类此在生存的非盲目性，并不仅在于过去对它的准备，还在于生存的未来对他的召唤。未来对现实生存的召唤，以一种最为神奇的力量导引并激励着人们，更为果敢和自信地耕耘过去、开拓现实、创设未来。人类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整合性智慧、方法和力量，在于人作为意识的、情感的、文化的生命物，由于过去所赋予他的全部财富方面的、智慧的方面和心灵意志、信念方面的准备，他已不以此在生存为目标，而是对生存得更好、更美、更迷人的未有蓝图为动力、未来境界为目标。因而，对于这样富有如此天性的人的存在来讲，明天、未有、未来，才是他此在生存的动力与目标。人的创造激情、创生意志和批判精神都不是来自于现在，而是过去对现在的激励下的对未有和未来的渴望与企求的此在化展布。

其四，基于如上三者的规定与激励，人的此在生存对生存了的过去的承纳就获得了应有的选择性和批判性。批判地、选择地利用人过去生存所赋予给我们的一切，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此在而创造现在、开发未有和更大域度地预设未来。

历史即生存，这是一种生态化综合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人将不再是观念的分裂物，生存不再是某种观念——比如政治观念、历史观念——的可有可无的作料。人的可贵和骄傲，乃在于他为自身的历史化生存而奋斗而拼搏。孤立地、片面地、毫无声息地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并无为地为着某种既成的观念、模式而盲目地弘扬过去，这都是最为愚蠢的行为，尤其以某种虚构的历史观来骗取人们对某种观念的盲目信从，更是一种罪恶，因为它骗取人偏离了人的人性生存的轨道，异化了人的本原性存在，沉沦了人的此在生存的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