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责任·义务

人的伦理行为的准设是善。善的疆域是生存语义场。生存语义场对人自身(而不是对自然)来讲，构成了他的生存行为的伦理之网，个体化行为的伦理之网是类化生存语义场，人的伦理化追求就这样无情地被这一伦理之网所网络。

在这面浪荡着神秘微笑的伦理之网中，人作为人由此承担起了“责任”和“义务”。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生命就是一种责任，因为无论什么生命，一经诞生，就必须使自己存在下去，哪怕生活得太艰难：牦牛哪怕是耗尽千苦，它还是一步一步地完成生命的历程；蚂蚁总是在危险来临时为偷生而逃；人的磨难太多，但少有人赞同自杀，大多数自杀未遂者不愿第二次自杀。这些情况表明自杀太痛苦，而且蕴含着人的伦理的审判：生命即责任，自杀即非善。

由此看来，人命定为一种高度活化的责任物。从伦理角度看，这是人作为人的骄傲，因为其他生命物虽有生命的责任却无生存的责任。自然界的绝大多数生命物对于排泄，从不讲求合道与否，而人则不一样，排泄的规则不仅有场合的安排，而且有性别的区分和禁忌，但如果从人的生存角度看，这些安排、区分、禁忌恰恰构成了人的实际的生活包袱，然而，人却为此包袱而乐此不疲。何也？人乃因为配享和彰显人的尊严而必须尽成人的责任。

自然界的绝大多数生命物的生命责任都来源于生命的内部，而人的生命责任不仅来源于生命内部，更多地来源于生命的外部。比如，凡是成为了人的生命，就要做好孩子，要有知识，要信仰，要热爱，要同情，要仗义，要君子风度，要坚强，要勇敢，要进步如此等等。人的内部责任往往被淹没在外部责任的海洋中，人更多的时候成了外部责任的承纳者和机械应酬的操作者。

人的骄傲和沉重不仅表现在他在责任的大海中漂泊，更在于他在义务的浪流中沉浮。“义务”原本也不是人的特产，生物世界的每一个生命物都有义务，义务使生命得以产生和繁衍。生命的绵延不已、生生不息，构成了世界的生命化和生命世界的热闹纷繁和千姿百态。比如，我们常把生物的交配视为是生物的本能冲动，然而为什么生物交配那样自觉地限定在物种内部而不是任意地和胡乱地向任何生命物发起这种本能冲动？其中的最深层的动因，也许应归属于生物体的那种朦胧模糊而又明晰永恒的生命义务感使之然。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如果生物的交配仅出于本能冲动，那么它们对这种本能冲动之后的结果是绝不会关心的，然而，它们却总是以自身的方式承担起了喂养新生命的义务。

“义务”是生命的本分。因为义务衔接起生命个体与物种的神圣：“义务”是物种生存的个体化展布。从这个角度看，人的义务感和义务心并不来自于生命外部而是滋生于生命内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人的实际生存境况中的义务却主要地来源于外部，更具体地讲，它主要地来源于政治，来源于外部权力对人的此在生存的要求性。就其外部力量的个体化投射而言，无论是责任还是义务，都作为一种此在的异己力量而强加人、主宰人，并且这种强加和主宰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伦理之网的基本内容，也构成了类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伦理之网向个体人生的展布方式。因为从根本上讲，“责任”与“义务”是人借以展布其生存语义场的有机内容，并敞开人的生存的伦理品格。

责任与义务构成了伦理行为展布的规范性力量。但构成人的伦理行为的规范性力量却并只是来源于外部“责任”与“义务”，除此之外，更有“传统”。“传统”构成了伦理之网的网结。

这里的“传统”当然是指伦理传统，它包括生活习俗、伦理规范、伦理准则和生活态度等等。从根本论，所谓伦理传统也即是文化传统。凡传统都是文化意义的，但它并不是文化传统的全部，主要是人的文化行为准则、规范、态度，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生活习俗。一般而论，文化传统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和创造的基础，没有文化传统的生成，根本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时代性发展。因为如果没有文化传统的奠基，每一代人都将从零开始，每一个人都将从动物开始，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非人阶段痛苦地挣扎。但在事实上，人自从开始了人的历程时，也就开始了对文化的创造，即对人自己的手臂的延长、身体的扩张，由此人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并且人这种动物始终珍惜这种增强了的生存能力，并不断发挥和发展它，为了这种发挥和发展，人必须强化源于生命内部的责任感和义务心，并使之外部化。在这一将内部化的责任和义务予以外部化强化的进程，必须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毫无保留地进行责任与义务的口耳相传，新一代人为了迅速获得起码的和更高程度的生存能力，也必须努力地向上一辈人学习，虚心接受其以责任与义务为内核的生存能力的训练。由于这种双向的努力，文化传统由此生成。由此不难发现，人是传统的创造者，又是传统的产物，人同样是传统的光扬者。因此，作为人，必须面对传统，接受传统，利用传统，并发扬和创造传统。任何人对传统的接受利用，都是从伦理开始，从伦理传统开始，从日常生活习俗、家庭伦理规范、生活行为准则等等的学习与获得开始。所以，伦理传统构成了个体生命对人类文化传统继承、光扬的媒介，也构成了人类弘扬文化传统的真实起步。因此，每个人既是伦理传统者的传承者，守护者，更是其伦理传统的创造者。从本质上讲，创造本身即是批判，创造是对已有的不满，创造是对已有的超越，创造就是扬弃。每一个现代文明人都是伦理传统的批判者和扬弃者。这在于人的生存虽然要借助于传统，但人的生存并不是对过去的重复，因为人的生存始终是此在，是全新的未有和未来的现实展布。因此，传统只能作为此在生存的梯子。梯子命定地具有一定高度，当人们沿着这梯子再想继续向上爬时，他就必须靠自己并按自己的兴趣和企望来创造。当人们产生并实现这一创造时，旧有的梯子已对他无用，或者改造或者抛掉。这样，人走向了更高的境界，获得了更强的生活能力。简言之，人由此创造了更新更高的文化、文明，这一更新、更高的文化和文明，就是新的文化传统。然而，当人获得更新的和更高水准的文化传统，并不等旧有的、古老的文化传统就此消失了。比如穿衣服的传统，虽然服装款式的更新流变不已，但凡是人总要穿戴衣服这一传统即无法扬弃。这在于人越是文明，他的羞耻感、他的爱美心就越是强烈。由此不难看出，在人的世界里，那种种难以更变和无法改变的文化传统都将通过伦理规则、行为规范和生活习俗的方式保存并得到传承。比如，中国社会那壁垒森严的政治特权和全权专制的等级观，不正是通过长幼有序、上下有节、内外有别的伦理规范而代代演绎和发挥光大至今吗？中国人的那种奴才性格和阿Q精神，不正是通过忠、恕、孝、梯的伦理纲常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而发挥作用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伦理传统又成为人在自我生存中坚守其保守、落后、盲昧的最顽强的堡垒。人对伦理传统的这种顽固守护，自有其深层的生存动因。这种深层的生存动因主要由三个因素整合生成：一是人基于其生命本性的生存惰性，伦理传统是人以最少的力气来应付艰苦生活的有力拐杖，人一旦获得这根拐杖，就难以下决心扔掉，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人就必须要花巨大的力量来自己开创局面。因此，人的堕落本性生成了人的保守心理品质。二是人的自恋情绪。伦理传统作为人类最为感性的文化形态，一旦个体化，就融为个体生命及其生命敞开生存的有机内容，人要扬弃、批判伦理传统，也就等于批判和扬弃自身的生命内涵。而人天生就有一种对自我的眷恋情绪，并由此生发出强烈的自我保存、自我护卫心理。因而，护卫伦理传统就是保存自我，护卫自己。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无论怎样穷愁潦倒，都不肯把那件破烂不堪的长衫脱掉，因为这是他孔乙己自身(即读书人)的伦理标志。脱掉长衫也就失去了读书人的形象。九斤老太为七斤头上的辫子被剪掉而痛心不已，辫子落地也即是忘祖忘宗，虽然这条辫子的失去事实上不但没给七斤一家带来什么不测，反而使七斤身上获得了一种轻快。三是强权政治。人类进化的历史，始终是一个野蛮、集权、专制向人道、平等、自由、公正之方向展开的历史。而强权政治就是全权的集权和全权垄断的专制，全权的集权和全权垄断的专制，总是要以传统——尤其是以伦理传统——为土壤和最坚固的护卫堡垒。所以，一切强权政治、所有的全权专制主义者，都赞美伦理传统、都不遗余力的弘扬伦理传统，并且往往不惜代价强迫人民服从伦理传统。

正是这些方面的因素，使人生发出生生不息的对传统的迷恋和执着，使传统——尤其是伦理传统——现实地构成了人的生存语义场的最坚韧不拔的语义能量，构成了人的此在生存的伦理之网的历史化因素。正因为这样，文化修养越高的人，伦理传统情绪也越浓；越具开拓和创造精神的人，保守心理、自恋情绪就越强烈。